既有胡林翼、郭嵩焘想方设法烧香拜佛、打点关系,又有潘祖荫专疏保荐,后面的事态,基本上就是按着“保左”派的设想发展。潘祖荫上疏后,胡林翼与曾国藩的保折也先后呈达御前。咸丰皇帝依肃顺之言,将几份保折打包发给了官文。官文一看,已知朝廷有意重用左宗棠,同时又碍于胡林翼的情面,也就不好为难左宗棠了,遂与僚属商量具奏结案。来自正式权力系统与个人关系网络的双重压力,官文不得不改变了主意;而正式权力系统的压力,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个人关系网络的暗中推动而形成的。我们回头来看樊案,可以发现,樊燮控告左宗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场正式权力意欲铲除隐权力的官司,但吊诡的是,博弈双方都需要借隐权力来保驾护航与推波助澜。樊燮固然有官文暗助,左宗棠的最后胜出更是得益于他的几位姻亲--胡林翼、郭嵩焘、曾国藩等人--不遗余力的周旋。若不是郭嵩焘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潘祖荫的关键一疏自然不会从天而降。若没有潘祖荫上疏,肃顺则不好意思为左宗棠美言,咸丰皇帝则不会下定决心“弃瑕录用”。
这实际上是一场隐权力的大比拼,左宗棠尽管只是一名举人、幕客,但他的朋友与亲戚们都是势力显赫的朝廷重臣,当时外患内忧,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太平天国席卷半壁江山,朝廷正需要这些湘籍大佬们“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而樊燮虽然官居二品,却只有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可倚仗,即便官文本人,也是胡林翼关系网络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左宗棠的人脉资源远非樊燮所能比拟,所以,咸丰九年的那一场公案,并不是给左带来灭顶之灾,反而成了他从游幕生涯走向封官拜相的人生转折点。左宗棠经历樊燮案后,对官文很是痛恨。他在浙江督办军务时,给郭嵩焘写信说,官文是个“媪相”。“媪相”是太监之意,左宗棠此语,大概是在讽刺官文缺乏雄性荷尔蒙,是怕老婆的“面瓜”一个。至于被左宗棠击败的樊燮,虽然不成器,却很有志气。他回到湖北老家后,将左师爷骂他的“忘八蛋,滚出去”六个字写在木板上,置于祖宗神龛下侧,称为“洗辱牌”,每逢初一十五,率领子孙行礼。他又修了一间小楼,将两个儿子关进去,花重金礼聘名师教读,以楼为书房,除师生三人外,谁也不准上楼。
并且给儿子穿上女人衣裤,立下家规:“考中秀才,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烧掉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后来他的儿子樊增祥果然考中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樊增祥也是晚清最有才气的诗人之一,算是给老父争回了面子。这是后话,述过不提。最后,我们应该再来对比一下樊燮案中永州知府黄文琛的遭遇,这样我们将会更加感慨隐权力对于个人仕途命运的强大影响力。湖北人黄文琛,性子耿直,平素与左宗棠不和,但在樊案中却坚决为左辩护,只是他缺乏左宗棠那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胡林翼在致官文的私信中也全然没有眷顾他,反而说,“此案樊与黄等似无好声名”。最后,黄文琛“微罪夺官”,与他的同僚兼对手樊燮一块儿卷铺盖走人了。我为左宗棠庆幸,更为黄文琛这样的小人物鸣不平。那个正式权力系统显然并不能完全地识别是非黑白,或者说,它并不会完全地按照是非黑白来作裁断。正义高高悬挂在黄文琛们的头顶之上,你的脚下要有足够的资源充当垫脚石,它才是触手可及的。黄文琛没有这样的垫脚石,那么对不起,你OUT了。所以,我想说,隐权力在为一部分人实现救济的同时,也制造了更大的机会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