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撰写他的“新民说”，在其中的一节中，梁启梁给国人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新民社会”乌托邦：“凡一国之中，无论何人不许有特权。”十年后，中国帝制寿终正寝，“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写入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临时约法之内。但是，那个“无论何人不许有特权”的大馅饼掉下来了吗？地球人都知道，没有。特权是有两种的。一种是制度性的正式特权，比如依清制，轿子是有特权等级的，不可随便坐坐的，据晚清学者福格编撰的《听雨丛谈》记载：“亲王、郡王准乘八人肩舆”，“京官一二品汉大员，均乘肩舆，舁以四人，三品以下不乘肩舆，亦无二人肩舆之制”，“外官武臣均乘马，文臣督抚、使臣，舆夫八人，布政使而下至知县，皆肩舆四人”，“佐贰杂职只准乘马”。也就是说，亲王、郡王与地方督抚才有乘八抬大轿的特权；一二品京官与布政使、道员、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只可乘四抬大轿，“佐贰杂职”则是没有资格坐轿的。
当然标准是不是不打折扣地被执行，则另当别论。假如哪位县老爷的势力足够大，坐坐八抬大轿，虽然有违法规，但法规也是拿他没办法的。事实上，到了晚清之时，“佐贰杂职”乘二人肩舆已经相当普遍了，不过这又是不合制度法规的，用福格的话来说：“非制也。”这种“非制也”的“乘轿权”，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隐特权。隐特权尽管没有明明白白写在法律文本之上，却深深扎根于社会势力结构之中；尽管缺乏合法性的认可，却获得既成事实的默认。显而易见，制度性的特权，改写一下制度条文就可以废除了，而隐特权则因社会势力结构的根深蒂固而难以撼动。打个比喻，取消纳妾制很容易，但要阻止有权有势的男人养情妇、包二奶，那就难比登天了。我想引用蒲松龄辑录在《聊斋志异》中的“盗户”故事来说明这种隐特权：清顺治年间，山东的滕县、峄县，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来盗贼受招抚，县令为他们另立“盗户”名册，与一般民户区别开来。凡是盗户与良民相争，官府曲意左袒，因为生怕他们再起来造反生事。
后来，讼者便动辄冒称自己是“盗户”，而仇家则竭力揭发他是假冒伪劣。双方诉到县衙，往往不辩是非曲直，而先以盗名之真伪，反复纠缠。官府无奈，只得再三核查他们的户籍，再来裁判谁是谁非。到衙门打官司的人为什么争相冒用“盗名”？无非因为盗户受到官府的倾斜性保护，相当于拥有司法豁免与优先救济的特权。这种特权不可能出现在任何正式的红头文件上，只是得到当地官员心照不宣的默认而已。这就是隐特权，我们也不妨命名为“盗户特权”。观察一下盗户的特权，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盗户的势力。滕、峄两地，十人七盗，尾大不掉，连官府也顾忌三分，“官不敢捕”。也就是说，在滕峄小社会，盗贼或许声名狼藉，却处于势力博弈的上风，具有某种隐权力。第二，官府的势利。盗户受招安后，官府为他们另立户籍，对他们“曲意左袒”，因为怕他们重新造反。也就是说，盗户的隐权力得到了官府的承认。强者有势力，官方又势利，一种隐蔽的特权格局就生成了。
盗贼一般都是失势的社会边缘人，被正统社会遗弃，受统治阶级镇压，像滕峄盗户这样“得宠”的，毕竟很罕见。所以蒲松龄感叹道：“世局又一变矣！”--这世道变了！如果世局未变，则通常是士绅阶层才具备那种令官府另眼相看的隐权力。这一隐权力主要来源于两点：其一，士绅作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可以半正式地参与地方治理，在地方上具有较高的威望与动员力；其二，他们与官场中人乃至朝廷高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私人关系，能假此官之手左右彼官之仕途命运。因此，官府对待地方士绅，不能不礼让三分，按照“强者有势力，官方又势利”的道理，“盗户特权”就落到了士绅集团手里。我们都知道，在司法待遇上，有功名的士绅见官免跪，可站立听审，并且不受刑罚；在经济上，士绅可免纳丁税，还享有若干担粮的田赋“优免”。这些都是制度规定的正式特权，还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稳特权。士绅的隐特权主要体现在：他们往往能够利用其财力、关系网、社会地位、个人权威、人情面子等隐权力去影响公共决策或官方态度，从而像滕峄的盗户那样获得官府的倾斜性眷顾与法外恩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