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正式保举渠道的标志物是奏折，私信与私人传话就是非正式庇护机制的象征。我们先来看一封私信。这是胡林翼写给官文的--我们已经知道，胡林翼与官文的关系不错。信上，胡林翼先给官文烧了一炷高香：“涤帅（对总督的尊称）有宰相之度量，我等亦深服中堂大人（指官文）之德高望重，冠绝京官外臣、文武百僚。”然后，胡林翼才转入正题，请官文对左宗棠开恩：“此案中，樊燮与黄文琛等人，似乎都无好声名，正案如何，林翼不敢与闻。只是案外的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这家伙近年脾气不好，林翼也拿他没办法。而且，骆公秉章与林翼已有二年没有通信，直至去年腊月方有私函往来。假如樊案有牵连到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这种基于私人关系上的请托，显然是见不了光的，如果官文将胡林翼的密函交给皇上，胡林翼难逃徇情枉法、包庇私人之罪。
不过胡林翼与官文虽“道不同”，却能“相为谋”，私交很好，所以才敢在私信上赤裸裸为左宗棠求情。另外，官文也有把柄捏在胡林翼手里，据清人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记述，湖北的政务，官文对胡林翼总是言听计从，有一回，官文向朝廷推荐某人出任道员，胡林翼知悉后，给官文去了一信，说：“访闻某人有劣迹，断断不可补授道员，如果真当上了，我就参黜他。”官文得信，只好快马加鞭半路追回奏折，并开列出湖北数十个候补道的名字，寄请胡林翼挑选一人。胡林翼不挑，复信说：“除了某人外，其他人都没问题。”官文虽然尊重胡林翼的意见，到底还是有些不高兴，发牢骚说：“我这个总督，几成赘疣了。”后来还给胡林翼去信，半开玩笑地说：“按大清例，总督领导巡抚，真的可以领导吗？请复一书。”胡林翼回信说：“当然可以。但大清例又载：总督贪黩，巡抚知而不参者，与之同罪。听闻中堂曾受某金千，某金百，果有其事否？亦请回一笺。”官文见信，没了脾气，一笑置之。
官文为人贪黩，这是他被胡林翼抓着的把柄，换句话说，胡林翼掌握着对官文的加害能力，这也是一种隐权力，因此，胡林翼有恃无恐。胡林翼在给曾国藩的密信中还说，他已做了翻脸的准备，如果官文不肯高抬贵手，放左宗棠一马的话，一旦督抚翻脸，估计劣迹不算少的官文也讨不到好果子吃。官文虽然窝囊废，但这层利害关系，也应该想象得到，所以他不能不卖胡林翼一个人情。从樊案的结果看，另一名主审官钱宝青应该也被胡林翼搞定了，不过具体如何搞定，由于缺乏史料，我们不好妄猜。至于京城那边，胡林翼则“辇三千金（约合人民币40多万元）结交朝贵”，替左宗棠打点关系。出面操办这些事情的是左宗棠的另一位好友兼亲家、翰林院编修郭嵩焘。郭嵩焘很早就从他的同乡兼同僚、翰林院检讨王闿运那里获悉皇帝密谕严查左宗棠的消息（消息其实是肃顺有意透露出来的），知道事情非同小可，立即想到向御前大臣肃顺求救。肃顺权倾朝野，又非常赏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臣，有他出面，自然可保左宗棠无虞。
郭嵩焘于是委托同乡王闿运代为疏通。王闿运与肃顺的关系还不是特别铁，所以王又托他的同僚、肃顺亲信高心夔说情，最后由高将“保左”的信号传给了肃顺。这个过程讲述起来比较复杂，其实也说明了关系网运作的特点：一个关系网络可以借助某一节点，与另一个关系网络镶嵌起来，环环相扣，从而实现影响力半径的拓展。肃顺答应搭救左宗棠，不过他又不想太着痕迹，引起皇帝猜疑，所以暗示郭嵩焘：“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那么由谁来具折保荐呢？外臣好办，胡林翼、曾国藩都会保举左宗棠。这里顺便说一下，曾国藩与左宗棠也有姻亲之谊，又是同乡，当时“极相友善”，后来两人因意见相左闹了矛盾。只是内臣找哪位呢？郭嵩焘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与他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一则自己与潘有私交，二则潘与皇帝亲近，说得上话。但有一个问题：潘与左宗棠则素不相识，凭什么要保举他？郭嵩焘考虑再三，决定计赚潘祖荫。郭嵩焘先将保折起草好，再带上三百两银票去找潘祖荫（这笔钱应该是胡林翼所出）。
见了面也不明说来意，只是拉着潘祖荫喝花酒去：“老兄，怎么这么久不请我到莲芬家喝酒呀？”莲芬是当时京城的名伶，潘祖荫很是喜欢他。潘祖荫说：“最近囊中羞涩，哪有心情玩乐？”郭嵩焘则强行拉着他走，到了莲芬家，才问他：“今日请老兄具奏保举一个人，你肯不肯？”潘询问所保何人，郭说：“你且先别问，保折我已代为写好，你只要写上名字递上去就行了。我这里有三百两银子为谢。”随即掏出一大沓儿银票，连问：“如何如何？”潘祖荫一直很信任郭嵩焘，又见到银票哗啦啦响，煞是吸引人，所以也不拒绝，将银票纳入怀中，说：“我们且饮酒，再商量。”几杯酒下肚，大家面红耳赤，郭嵩焘趁热打铁，要潘祖荫赶紧递折。路上，潘又问所保何人，郭担心他变卦，仍不肯明说。到了奏事处门外，潘说：“事已至此，必无悔理。只是所保何人，折中所言何事，必先令我知悉，否则万一皇上问起，将何词以对？”郭嵩焘这才出示保折，潘祖荫看了并无异言，于是签上自己的大名，递上奏事处。
这份将左宗棠个人安危与帝国命运联系起来的保折，对咸丰皇帝的触动很大，促使皇帝开始考虑对左“亦应重用”。后来左宗棠为报答潘祖荫的保举之恩，据说每年冬天送给潘的“炭敬”照例是一千两银子（折合人民币约15万元），他还赠给潘家一份价值连城的厚礼--道光初年出土的西周文物大盂鼎。1951年，潘祖荫后人潘达于女士将这樽祖传的大盂鼎捐献给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不过认真计较起来，所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这么有震撼力的保荐词，应该是出自郭嵩焘的手笔。潘祖荫固然对荐举左宗棠没有异议，但若说他慧眼识英雄，恐怕也谈不上。事实上，潘鉴赏文物的眼光是一流的，但识人则有点不靠谱，有一则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某次潘祖荫与众闲谈，提及某提督忠肝义胆。有人问：“此人战绩如何？”潘说：“不甚清楚。”又问：“状貌如何？”潘又说：“没有会过。”问话的人感到奇怪：“既然如此，你如何断定此人忠义？”潘揭开了谜底：“他送我的鼻烟壶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