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5月3日，安东·巴甫洛维奇从雅尔塔到达莫斯科，当时我还住在那里。他病得很厉害，一进门就躺在床上了。那年春天，他总是生病。很明显，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
在莫斯科我们一块儿住了十来天，中学放暑假后，我于5月14日动身回雅尔塔。安东·巴甫洛维奇的脸色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他，我心里很难过。可是，我得走，因为哥哥已经对我这样说：
“你为什么不走呢？母亲孤零零一个人在雅尔塔……”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天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哥哥，最后一次跟他告别。我心里想，他躺一躺，治治病，就会好起来，一切还会照旧，因为那几年经常如此。再说，他还准备按在莫斯科一直给他治病的陶贝大夫的劝告，再次出国疗养呢。
可是这次，哥哥的病却拖了下来，他一直躺在床上。他从莫斯科来信说，他一次也没有穿上过外衣走出房门，我和母亲得知后十分伤心。要知道，这年克里米亚的春天美极了。哥哥栽种的树木枝繁叶茂，花园里绿树成荫，所有的花都开了，格外馥郁芬芳。果树已经果实累累。就在那年春天，我用自己家种的各种樱桃做了不少果酱。最使我懊丧的是，这一切哥哥竟没有见到。我写信给他，盼他快些恢复健康，早日返回雅尔塔的家园。
5月31日，安东·巴甫洛维奇在莫斯科才第一次到户外活动。6月3日，他和克尼碧尔离开莫斯科去德国。他们住在德国南方与瑞士交界的什瓦尔茨瓦尔德省巴登韦勒城，那里是疗养胜地。
不久，哥哥伊万·巴甫洛维奇到雅尔塔来看我们，他说，安东·巴甫洛维奇出国时瘦弱得吓人。我听了这些话，心情沉重，难过极了。
然而，哥哥从国外来信还十分乐观。他写信说，他的身体正在恢复，“体重不是一所洛特尼克一所洛特尼克地长，而是一普特一普特地增加”，他说只是巴登韦勒的生活太寂寞、太枯燥无味了：“这里德国式的寂静和规矩太多了。”总之，根据安东·巴甫洛维奇的信件判断，当时他的状况并没有什么不吉的征兆。
伊万·巴甫洛维奇看到我心情烦乱，为了让我散散心，便建议我坐轮船到高加索的巴统旅行一趟。我们的一个堂弟格奥尔基·米特罗方诺维奇·契诃夫那时在雅尔塔轮船公司工作，他给我弄到一张半价船票。我们打算花十来天进行这次旅行，在此期间，格奥尔基·米特罗方诺维奇如果收到国外有关安东·巴甫洛维奇身体情况的消息，将转寄通知我们。
6月29日，我跟伊万·巴甫洛维奇坐轮船去高加索。旅行一路顺利，不过我仍然心神不定。我们到达巴统以后，又从那里乘火车去鲍尔若姆，并将行止通知了雅尔塔的堂弟。我们在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要去游览市容，可是我还是先到邮局看看有无从雅尔塔来的消息。结果，我在邮局收到那封骇人听闻的电报：“安托沙逝世。”这封电报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我一生中还从未经受过这样的打击。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回到巴统的。然后我们急忙去赶我们来时乘坐的那艘轮船，它正要返航。我们在鲍尔若姆便给船长打了电报，请求等我们一下。可是我们不知道他能否等我们。我记得，马车把我们从巴统火车站送到港口后，我立刻从车上跳下来，拼命地向轮船跑去。我跑着跑着，看到轮船还远远地停在那里。船长看到我们以后，在轮船上喊道：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等你们！”
我和伊万·巴甫洛维奇刚刚登上船，轮船就起航了。
因为我们不在雅尔塔，格奥尔基·米特罗方诺维奇第一个得悉安东·巴甫洛维奇去世的消息，他知道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恰巧那天要来我们这里做客。于是他告诉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这个沉痛的消息，并给我和伊万·巴甫洛维奇拍了急电，只是没向我们的母亲透露一句。
我们返回雅尔塔以后，收到克尼碧尔打来的电报，电报说，她将把安东·巴甫洛维奇的遗体经彼得堡运往莫斯科。我们立即准备前往莫斯科。最后没办法，只得将真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失去了她最心爱的儿子，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我们乘火车到莫斯科去奔丧。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灾祸来得如此突然？
要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去世的前三天，也就是6月28日，还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在雅尔塔收到这封信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哥哥在这封信里，谈到他返回雅尔塔的计划，说他不想乘火车，因为车厢里又热又闷，还说“那样回家太快了，可我还没有玩够呢”。他想从的里雅斯特走海路到敖德萨，并且让我把轮船时刻表告诉他，看他们是否方便。他写信说，克尼碧尔那天到福列伊堡去了，为他定做一套夏季穿的法兰绒外衣。总之一句话，这封信充满了一个人最美好的希望和最具体的计划，他绝没有想到自己过几天就会去世。
他在这封信中的确也写着这样的话：“我吃饭很香，但是感觉不大好，时常反胃。这里的黄油我不能吃。可见我的胃已经坏得不可救药，除了节食，就是说什么东西也别吃，任何药物也未必能够奏效，算啦！医治气喘的唯一办法就是静卧不动……
“好啦，祝你健康、愉快，问妈妈、万尼亚、乔治、老太婆和其他所有的人好。写信。吻你，握你的手。你的安。”
哥哥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就是这样结尾的。
后来才知道，安东·巴甫洛维奇发出这封信后，心力突然衰竭，每天夜里都发作。后来心力衰竭渐渐平息。可是，7月2日夜里零点十五分，安东·巴甫洛维奇突然又感到呼吸困难。为他治病的德国医生什维列尔也被请来了。当时安东·巴甫洛维奇看来也知道病已垂危……
据医生本人后来证实，当时安东·巴甫洛维奇平静地对他说：“医生，我要死了……”克尼碧尔后来也讲过，安东·巴甫洛维奇见到医生时，说了句德语：“Ich sterbe……”（我要死了）然后他喝了医生递给他的香槟酒，“静静地朝左侧躺下，不一会儿就永远沉默了……”
安东·巴甫洛维奇在生活和文学创作中，总喜欢简单明了。他的死也是那样平静，那样简单……
7月9日早晨，我们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大众杂志》的编辑维·谢·米罗柳博夫到库尔斯克火车站来接我们，他说，安东·巴甫洛维奇的灵柩早些时候已经到达尼古拉耶夫车站，送葬队伍正向新圣女修道院的墓地行进，现在快走到莫斯科市中心了。我们坐马车到位于瓦甘科夫巷的《俄罗斯思想》杂志编辑部，以便在那儿迎上送葬的队伍。
可是我们哪儿能等得了啊，于是我们朝着送葬队伍迎过去。为安东·巴甫洛维奇送葬的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此时此刻，我亲眼看到了人民对我作家哥哥的真诚热爱。送葬者人山人海，然而却秩序井然。送葬队伍每经过一条街道，那里的车辆就停止走动，电车也停开，两侧街道上还拦着绳索。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大学生们在街上维持秩序。莫斯科的大学生和青年人手挽着手，组成一条长长的人墙，保护着送葬队伍，不让好奇的人们靠近哥哥的灵柩，以免造成混乱。起初他们也不让我们靠近灵柩。我们说我们是契诃夫的亲人，可是他们根本不听。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哭喊着冲向前去：
“让我到哥哥那里去，让我过去……”
最后，他们总算认出我们，放我们过去了。母亲和兄弟们也走过去。那是多么沉痛的时刻啊……整个送葬队伍都停了下来。
队伍又继续前进了。从火车站到修道院，一路上人们都是用手抬着哥哥的灵柩。走到《俄罗斯思想》编辑部大楼旁边（哥哥在最后时期曾在该杂志上发表过许多作品），队伍停下来进行祈祷。随后送葬队伍沿着兹纳缅卡、沃尔杭卡和普列奇斯坚卡几条街继续前进。当送葬队伍走到皮罗戈夫纪念碑旁边的医院门前时，又进行了祈祷。哥哥1897年吐血时，住在这所医院。
新圣女修道院外面也有许多人等待送葬队伍到来。很多戏剧界人士、作家、剧作家、教授和医生都等在那里，其中高尔基和沙里亚宾是赶过送葬队伍提前到达那里的，还有从彼得堡赶来参加葬礼的皇家剧院院长弗·阿·捷里亚科夫斯基、《彼得堡报》的出版者谢·尼·胡杰科夫，等等。
等队伍到了修道院墓地，秩序再也维持不住了，因为送葬的人都想参加契诃夫的葬礼。结果，葬礼过后墓地上的许多十字架被折断，墓碑被挤倒，墓栅也被踩坏。
使我难忘的是，随着哥哥的灵柩徐徐放入墓穴，成千上万的人一齐唱起送葬歌：“永垂不朽！……”
葬礼进行过程中，人们送来上百个花圈，放在安东·巴甫洛维奇的坟墓上。送花圈的有各报刊编辑部、各剧院、各社会团体，以及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朋友和崇拜者。花圈上的挽联反映出俄国各界人士对安东·巴甫洛维奇深切的热爱。一部分挽联上的内容如下：
敬爱的、永志不忘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千古 沙里亚宾痛挽祖国文学之光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千古《敖德萨新闻》敬挽敬爱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永垂不朽 谢尔普霍夫县农民敬挽我敬爱的哥哥和朋友、俄国作家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生活旅程就这样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