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改革开放早期的探索，为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同时也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1安定、调整
1981年是拨云见日后，趋于安定的一年，也是党总结经验教训、展望未来、做出重大调整的一年。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塑文明的新时代，正从曙光中走来。
拨云见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建立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表决通过《决议》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像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的历史上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总结历史经验、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文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何看待建国以后党的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起草的。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有关真理标准的辩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提倡否定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基础上，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
《决议》起草计历时20个月，较大的修改共9稿。邓小平始终充当了《决议》的总设计师角色，从确定总原则、设计结构到判断是非、修改文字，邓小平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共专门作了13次重要谈话和讲话。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提出起草《决议》的3条指导性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同年6月27日，他看了第一稿后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他强调指出：起草《决议》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10月，第三稿提交党内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多数人同意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有人认为，毛泽东“过大于功”。后者虽然是少数，但言词激烈。
受其影响，第四稿加重了写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倾向，于10月25日找胡乔木等谈话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断言：“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他首先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125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国功绩和领袖地位。
“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126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题时，这样谈到毛泽东。
1981年3月，邓小平经过周密考虑，郑重指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建国头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文化大革命”前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同以前17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
陈云的宝贵意见也对《决议》的最终形成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如果把起草《决议》看作一项巨大工程的话，邓小平是总设计师，而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一批我党的杰出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便是这一工程的主要建筑师。在《历史决议》的起草过程中，胡乔木在思想理论以及结论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决议》的起草过程中，曾经过全党高级干部四千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多次讨论和修改，反复征求、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最后定稿。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届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邓小平预先敲定的时刻表没有半点迟延！决议为全面恢复八大路线，确立邓小平的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理论和舆论上提供了依据。
同时，十一届六中全会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合理调整，实际上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
《决议》的面世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建立，标志着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也预示着改革高潮的到来。
“阳关道与独木桥”
包干到户农民喜笑颜开
2008年，中国百位知名经济学者集体向杜润生表达敬意。他们认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30年来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润生及麾下的研究组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杜润生无愧于“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建国以来，杜润生坚持田野调查，去了解农民想什么，有什么要求，多次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都是当年师从杜润生的青年。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然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之前，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
1980年9月，中央召集省市区第一书记就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座谈。会议文件草稿由杜润生起草，大意是：要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尊重群众意愿，尽快在各地因地制宜地建立农业生产的责任制。
出乎意料是的，在农委会议上，多数与会者不主张提出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贫困区可以，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包产到户。
反对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内蒙古和辽宁。
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
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打断杨易辰的讲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
当时《新华社》的记者吴象就根据这两句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阳关道与独木桥》，反映了当时的争议。
为搜集包产到户的实证材料，解决争议，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发现农民吃饱了肚子，有了买卖的自由，来自安徽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是中国的希望。
“回京后，按国务院领导人的嘱托，以我的名义给中央写了一封汇报信。说到三种地区，可以各选一种主要形式，作为倡导，不许强制。包也可有多种包法，困难地区可以按人包产到户，中间地区也可按劳包产到户，先进地区则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
在调查的基础上，1981年的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的发言振聋发聩，他说，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
他根据中央精神起草的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从而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人民公社时代静悄悄地结束了，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于是，此后5年，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
风云印记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的社论。1月17日和19日又相继发表题为《政治安定是经济调整的保证》、《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的社论。
1月4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
1月28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
2月25日，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联合号召全国人民“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
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并发出通知。
4月16日，中共中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5月8日，陈云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7月7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
7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
8月26日，邓小平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进一步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邓小平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
9月中旬 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华北某地举行了一次现代化条件下的军事演习。
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邓小平在1984年12月19日与外宾谈话时说，叶剑英这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
11月16日，中国女排首次荣获世界冠军。
198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潮。可是在这阵热潮的背后，仍然有很多人裹足不前。他们在考虑社会主义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主义道路究竟应该如何走下去？这样发展，会不会让社会主义变质？继续这样做会不会成为“走资派”？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横亘在人们面前，让他们不敢前进，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对刚刚兴起的经济建设，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这一年，为了打破僵局，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开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摸索前行。
摸索前行
山西人会做生意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山西人靠着信誉和手中的银票把清朝末年的经济玩“活”了。两百年过去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山西人又开始蠢蠢欲动，他们一边在大寨靠吃苦耐劳创造农业奇迹，一边却又喊出了“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的口号。还真别说，这一买一卖让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寨人尝到了甜头，然而随着“左”倾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大寨人只能开始与天斗，与地斗，发扬他们的大寨精神了。
三十多年后的山东白集大队办公室，很多人陷入了思索。改革开放这几年，都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条“生意路”却让这里的很多人犹疑不定。最后大队长在黑板上重重的写下了“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这句大寨人的致富口号。大家在沉默了片刻后，都高高举起了自己的手臂。
1982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兴起。
那次会议后，白集大队便开始“不务正业”，地里的庄稼留给妇女养植，青壮们忙着去内蒙收购绵羊。买来后不久，白集人将屠宰好的绵羊肉销售到各地的市场上，后来听说，销售到北京利润大，白集人便赶赴北京，签下一年一百万的大单子。1982年一年，白集人向市场供应了约200多万斤新鲜羊肉，这让白集人尝到了甜头。可就在白集人为他们取得的巨大成就自豪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言论也随之扑面而来。“脱轨户”成为白集大队的新称号，意即指白集大队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大搞资本主义一套。这让白集人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针对这两种思潮的碰撞，人民日报记者段存章发表了一篇名为《赞“庄稼搅买卖”》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段存章指出：白集大队的做法方便了卖羊人，还大大地方便了生活中的买肉群众，这样的做法何错只有。至于有很多人说白集大队是“脱轨户”。段存章则认为：农民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进行国家政策许可的经商活动，利国利民，脱了什么“轨”呢？段存章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无独有偶，沉寂了多年的大寨人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做起了醋、酒坊、酱坊的小生意，这次他们没有喊口号，只是默默地去做。“大寨精神”虽然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全国人民的榜样，但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实惠，现在大寨人想把“庄稼搅买卖”踏踏实实地做下去，因为他们知道“大寨精神”并不是出路。
就在白集人和大寨人忙着折腾自己面前的小摊子时，一盘更大的棋却摆在了中国领导人的面前。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大部分来源于苏联。20世纪70年代后，苏联越来越倾向“大国沙文主义”，中国领导人不想重蹈覆辙。在没有任何经验的借鉴下，决定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摸索前行，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在阐述社会主义理论时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和消灭压迫，实现社会化的大生产，实现按劳分配。然而理论终归是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根本无法达到马恩所阐述的社会主义高度。这个时候，邓小平结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真正符合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思想束缚，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确立了目标。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后，向全国人民传达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行得通的，而且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在中共十二大之后，跃跃欲试的中国人终于放下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开始大刀阔斧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国两制”
鲍威尔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睡一觉了，不是不睡，是睡不着，办公桌上堆积如山的资料让他在短时间内难以消化，但是又不得不消化。他已经为这次会见准备了很长时间，临近关头，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
9月份的北京格外美丽，树叶飘飘洒洒地落下，像一只只黄色的蝴蝶。渐渐落下的夕阳为整个北京城穿上了金色的晚装，显得高贵而典雅。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夫人并没有被窗外的美景所吸引，不时陷入沉思。她是英国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在任首相，然而她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可庆幸的事情。鲍威尔知道首相在想什么，在上飞机之前他已经将他们即将面对的对手邓小平的详细资料向首相做了介绍。作为首相的外交顾问，从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注意到首相表情的变化。首相的内心一定不平静，就像他现在的心情一样。
邓小平会与撒切尔夫人举行会谈
这天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共副总理邓小平宴请撒切尔夫人一行，当撒切尔一行缓步进入宴客厅时，邓小平同志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了。撒切尔夫人脸上挂满了笑容，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资料上特殊标注的东方人物。而作为首相的外交顾问，鲍威尔虽然对邓小平的资料了如指掌，可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方“小个子”。鲍威尔知道这种场合的饭不好吃，他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言谈举止上。宴会结束后，鲍威尔的感觉非常不好，他突然对撒切尔夫人的访华前景忧虑起来，因为对面这个人，虽然身材矮小，可是他的思维非常敏捷，而且直言不讳。鲍威尔想起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称谓“钢铁公司”，这也正是鲍威尔所担心地方，因为他们暗地里都将自己的首相称之为“铁娘子”。
9月24日，邓小平正式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撒切尔夫人，他们将就香港的归属权问题进行会谈。从进入人民大会堂那一刻，鲍威尔已经感受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张气氛。结果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双方刚刚坐定，甚至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就已经进入了正题。邓小平直截了当地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一定会在1997年收回香港，他们不能接受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的主张。而刚刚取得马岛大捷的撒切尔夫人自然不会示弱的，她选择这个时候访华，本来就是挟胜利之余威而来，一时间双方领导人针锋相对，谁也不肯让步。鲍威尔事先已经做了多种准备，用以打破僵局，可是他发现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在两个铁腕领导人面前，任何话语都是苍白的。当会谈进行到一半时，邓小平郑重地提醒撒切尔夫人，中国有权派军队武力收复香港；撒切尔夫人则认为，这样做会让香港的繁荣彻底崩溃。邓小平马上指出，他们有面对灾难的勇气。会谈进行到这里的时候，鲍威尔的心悬了起来，这样不讲究外交手段的谈判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
就在鲍威尔感到为难时，邓小平话锋一转，说道：“我们理解港人希望生活方式不变，而且，这种不变，还要有保证。关于这些，我们完全可以跟你们谈判。130”如同黑暗里的一丝亮光，鲍威尔重新看到了继续谈判下去的希望。邓小平为他们准备了一个“一国两制”的新提案，鲍威尔认为这个提案是谈判的转机。显然，首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甚至将这个提案称之为“天才的创造”。
几十年后，鲍威尔回忆起这次会谈时，仍然认为它对随后两年的中英香港问题谈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谈，为随后的所有谈判定下了方向。而在这次会谈上，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想法，更是促使这一切顺利进行下去的基础。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叶剑英在发表讲话时，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131”，这次讲话对邓小平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1982年1月12日，邓小平将叶剑英的谈话总结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可是邓小平巧妙地将他们应用到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而“一国两制”的思想也成为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谈判达成一致的重要保障，同时也为解决澳门回归的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
风云印记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进行了详细的界定。
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方案。
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
1983整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思潮在党内占据主流位置，全国上下开始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然而，在党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左”思想仍然存在。这种思想严重的阻碍了一些行业和地区的发展速度。十二大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党的重要任务，为了统一思想，清除党内“左倾”顽固分子和部分贪污腐败分子，这一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整党运动。
整党办联络员——吴仪
45岁的吴仪一点都没有“官”的样子，作为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的党委书记，她每天不是呆在办公室，而是和工人师傅们泡在一起讨论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在其他人眼里这个女人实在厉害得很。吴仪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从石油学院毕业后，她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到这个位置的。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作为石油化工公司领导，不研究石油，难道去研究如何去“当官”，这是吴仪所不屑的。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在吴仪的领导下，业绩蒸蒸日上，这个坚持党性原则的女同志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这个时候，正值湖南省委在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整党”精神，湖南省委领导对吴仪的工作比较欣赏，认为她刚直和果敢的性格，对于整党运动有着非常大的帮助，于是向上申请，将吴仪借调至湖南省委协助整党，就这样吴仪离开了奋斗的石油工业第一线，来到湖南省做起了整党办公室联络员。
1983年中共中央作出的整党决定
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吴仪来到湖南后不久，迅速协助湖南省委打开了整党运动的局面。作为联络员的吴仪保持了她一贯的特点，很少呆在办公室，而是时常来到工厂和企事业单位的第一线，有时候还到工人和普通群众中间去了解情况。这让湖南省委对基层群众的意见有了更多的了解。于此同时，作为“外人”，吴仪还对湖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一些意见，整党要从上到下，不能只整下面。湖南省的领导班子接受了吴仪的意见，一边认真学习中央的文件精神，提高认识基础，一边在党内会议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吴仪在湖南参与整党的八个月期间，湖南党风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于此同时，湖南以外的各个省份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整党运动，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整党运动，正拉开大幕。
20世纪80年代初期，党内的思想较为混乱，党员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经历十年“文革”，党的队伍变得十分复杂，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喊了几句口号的人，混入到了党的队伍中来。这些人紧跟林彪、江青一伙，通过造反夺了权，升了官。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在“文革”期间拉帮结派，“四人帮”粉碎以后，还搞这一套，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团结。更有一些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也混入了党内。这三种人给党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破坏，且在党的经济建设中非常消极。改革开放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党内不断肃清队伍。但是成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将“三种人”彻底从党的队伍中清理出去，党中央决定号召全体党员积极开展和参加整党运动，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把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推向前进。
10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整党办公室，胡耀邦任主任，薄一波、胡启立、王鹤寿任副主任。在整党办公室成立的中央会议上，邓小平指出整党要从实事求是出发，防止走过场现象发生，同时还着重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随着这次会议的结束，历时三年半之久的“整党运动”正式开始。
1987年五月下旬，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指委副主任薄一波作了题为《关于整党的基本结束和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报告》，“整党运动”宣告结束。这场运动中，先后开除党籍的33896人，留党察看、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等党纪处分的184071人，不予登记和延缓登记的23万多人。通过这次整党运动，全党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念，清除了党内的“三种人”，并且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非常好的思想基础。同时，积累了一些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重要经验。
“银河疑是九天来”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尽管这台计算机占地170平方米，运算速度仅为可怜的5000次每秒。可是它却宣告人类进入了计算机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经济建设成为新时期中国建设的第一要务。计算机在科研和国防技术显示出来的强大优势，引起了我国领导人的注意。邓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不能没有巨型机！”132的重要指示。随后不久，这个任务分便配给了刚刚成立的国防科技大学，很多人对此充满了质疑，可是邓小平却充满了信心，因为还是在“文革”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些与电子管打交道的人了。
1983年12月7日，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里，国防科工委秘书李庄正在主持一场特殊的鉴定汇报。主席台上就坐的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和电子专业的科学家以及相关部门的重要领导，汇报内容是刚刚研制成功的“银河”亿次计算机系统。汇报中提到，“银河”主机研制成功后平均无故障时间长达441小时，远远超过鉴定大纲的要求，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听了这些后，前政协副主席何长工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他提高声调说道：“1930年的红军打长沙是壮举，50年后，你们在长沙研制成功银河-Ⅰ巨型计算机是更成功的壮举！”133老人发言后不久，台上所有的科学家和领导都给予“银河”亿次计算机充分的肯定，“银河”正式通过国家鉴定。
“银河-Ⅰ”巨型计算机[
“银河”顺利通过鉴定后，中央领导纷纷祝贺，聂荣臻元帅的贺信，张爱萍将军的贺词，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祝，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年过花甲的慈云桂流下了两行热泪。过去几十年的努力和拼搏像电影一样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慈云桂投入到了我国计算机建设事业中去，随后的几十年，中国计算机换代几乎都与他有直接关系，从计算机样机到晶体管通用电子计算机，再到集成电路计算机，从北京到哈尔滨，再到上海，他付出的一切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即使“文革”十年，他也没有牢记着周总理的嘱咐，丝毫不敢懈怠。
计算机技术的更新可谓是日新月异，当年还在研究电子管计算机的时候，外国已经进入晶体管时代。慈云桂顶住压力，排除万难直接率领工作小组研发晶体管通用电子计算机。十几年后，当巨型电子计算机开始为发达国家所应用的时候，慈云桂还在接受批斗。1972年，国防科委一位负责人告诉他，我国也打算研制亿次巨型机的时候，慈云桂彻夜未眠。虽然那还只是一个计划，可慈云桂却将自己的全部热情投入到巨型机技术的学习中。1978年，巨型机的研发任务交给了国防科委，而后张爱萍将军立下“军令状”，邓小平亲自点名，这项任务被交到了慈云桂所在的研究小组。慈云桂知道这个消息后说道：“现在我刚好60岁，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一定要把我国的巨型机搞出来。”
要做就做最新的，要做就做最好的，慈云桂铁了心要把我国的计算机技术搞上去。工作组化几个月的心血研发出来的成果，慈云桂看了狠下心来一口否决，带领大家重新开发更为先进的总体方案；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慈云桂便和同事们通宵达旦地研究如何改进存储器实际存取速度：冷液技术研发困难，他们就采用容易操作的冷风技术。为了保证巨型机工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慈云桂和研制人员连巨型机制作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2.5万条绕接线，12万个绕接点，他们每一个都检查了八遍以上。200多万个焊点更是无一虚焊。他们如此多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银河-Ⅰ”计算机研发成功，让他们成为共和国科技史上的英雄。
“银河-Ⅰ”型亿次计算机，是由我国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计算机。它的研制成功直接打破了西方大国在超高性能计算机上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使我国的电子计算机水平得到一个质的飞跃，而我国也凭借“银河-Ⅰ”跻身与世界巨型机的研制行列，计算机技术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风云印记
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
2月12日，中央电视台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直播，拉开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会晚会的帷幕。
4月28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
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向全国发行。
9月5日，引滦入津工程向天津正式送水。9月12日，天津市隆重召开引滦入津庆功大会。引滦入津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城市输水工程。
10月1日，北京景山学校举行集会，传达邓小平新近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经济特区好”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都存在着关键的几步。走对了，前景光明，少走弯路。走错了，则可能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当年，邓小平曾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35而1984年，则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关键的一年。
特区的绽放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这几十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有着鲜明的记忆。1984年，无论从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上，中国都有了很大的改观。人们开始穿起鲜艳的衣服，取代了曾经清一色的蓝色，开始唱流行歌曲，开始跳交谊舞。而经济的发展，1984年对整个中国的意义，更是不可磨灭。
这一年年底，一个40岁的中年男子向领导请缨，在中科院计算所西大门的东边，成立了一家公司，这个人叫柳传志。也是在1984年，35岁的张瑞敏义无反顾地出任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电器厂当时的亏空是147万元。十几年以后，前者成为了联想，后者则变成了海尔。除此之外，万科、上海大众、健力宝，九牧王、TCL等人们耳熟能详、在中国风云驰骋的企业都诞生在1984年前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出现了三次“下海”浪潮，1984年，是第一次。
这一年，中国也首次出现了“民工潮”。大批的民工蜂拥南下，寻求工作机会。当时中国的土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同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开放密切相关。因为经济发展，所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因此，广东成为当时人们淘金的首选地。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乘坐专列来到了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深圳经济特区。24日至26日，邓小平视察了深圳市区、渔民村、蛇口工业区等。当邓小平站在深圳20层国商大厦的楼顶眺望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正途经楼下。他看到如此多的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方知是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他在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这个人叫王石，后来创立了万科。
在渔民村，吴柏森高兴地向邓小平汇报了渔民村的变化。他说：“60年代以前我们靠出海打鱼为生，村民住的是茅棚，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十分贫困。办特区以后，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使渔民村最先得益，我们利用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河之隔的优越条件，同港商合作搞来料加工，兴办工厂，开办餐厅、商店和其它服务业，还购买了十多辆泥头车搞土石方运输。几年来渔民村集体统筹建房，每户建一幢两层六房两厅小洋楼。”
在前往珠海市区的路上，当邓小平看到纵横交错的大道、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川流不息的车辆时，欣慰地笑了。邓小平在珠海参观的第一个工厂是珠海毛纺厂，黄国明是当时的厂长。
“这些设备是哪里的？”小平同志看得十分认真，边看边向黄国明提问。
“是从西德、瑞士、日本引进的。”
“原料是哪里的？”
“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
“产品销往哪里？”
“全部出口。我们是‘三来一补’企业。”
当年的珠海毛纺厂车间
“三来一补”，这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工业经济辞典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尽管这是一种最低层次的中外合作企业的模式，但毕竟说明了中国已真正迈出了对外开放的实质性一步。而“亚洲四小龙”的神奇般的崛起也正是由这最低层次开始的。
2月7日至10日，邓小平视察了福建厦门市和正在建设中的厦门经济特区。2月15日，邓小平视察了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在这些地方视察期间，邓小平相继挥笔题词。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在宝钢的题词是：“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南巡回来之后，邓小平就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
1984年5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包括防城港区）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时在这些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使我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扩大形成为南北全线的战略布局；1985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又被确定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又扩大到山东、辽东两个半岛，从而形成了一个沿海开放地带。
至此，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如雨后春笋般绽放在中国这一古老而奋进的土地上。
背后艰难的决策
现在看来，建立经济特区是一项异常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决策，但在当时，做出这一决策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这种形式前所未有，是一项全新的尝试，是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而这项尝试和创新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我们的党和国家必须拿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精神，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新事物往往不容易被人接受，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更何况是关系国家的大事。所以，经济特区的建立，自然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国外，不少人对经济特区品头论足，恶意歪曲事实，甚至在报纸上公然刊登文章大加攻击。在国内，人们也是众说纷纭，不少人把经济特区看做“异端”。比如“深圳除了九龙海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甚至北京某机关权威《内参》刊出题为《旧租界的来由》重头文章，把特区比做是“旧租界的复活”或是“资本主义的复活”。内地某位老同志，从来没到过深圳，但他听风就是雨，竟然伏在床头一把鼻涕两行泪地痛哭：“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一封封告状信寄到北京，大有把深圳经济特区的牌子砸烂之势。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南下视察。而邓小平同志的南巡以及对特区的称赞与题词，平息了各种争议。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或者更早，邓小平就意识到了中国的经济问题。1979年5月6日，广东再次出现几万人大出逃事件。出逃的群众越过海湾，奔向香港。毗邻香港的海湾，次日漂浮着上百具尸体。骇人的景象在20年后再次上演。当地领导人将这一恶性事件上报给邓小平时，邓小平没有惊讶，也没有震怒。当时，他说了两句让当地领导人摸不着头脑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邓小平的两句话令当地领导百思不得其解。但经过调查才发现，广东省的居民之所以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香港，是因为这两地的贫富差距太大。一个典型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深圳有个罗芳村，新界也有个罗芳村。不过，当时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耐人寻味的是，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
显而易见，人们之所以要出逃，是因为难忍贫穷。而当时中国执行的政策，并没有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如果人民过上自己满意的生活，有谁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有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人们才真正理解邓小平的那两句话。
而邓小平也没有忘记深圳的问题，并迅速地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风云印记
2月10日至23日，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方针，并且取得成效，是衡量各级经济部门和企业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会议提出：提高经济效益的工作要从提高企业素质、加强行业管理和搞好宏观经济管理三个层次来抓。会议检查了1983年生产、流通的情况，宣布了国家确定的1984年提高经济效益的主要目标。
5月15日至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要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两件大事。
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
10月1日，首都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邓小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讲话高度评价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11月1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自1984年12月1日起施行。
12月18日至20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中国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并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1985初战告捷
改革犹如一场战役，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85年这场战役初战告捷，这一年是个令中国人振奋的年头。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各项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收入分配上的“大锅饭”制度已经被打破，但机会不均、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却彰显出来；农业生产仍有待提高；投资结构还存在诸多不够合理之处。为了保证社会安定，使经济发展更加快速稳定，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拿着粮证进城
兴福小区的王老伯每天清晨都会去公园散散步，傍晚的时候和棋友下下棋，像湛江大多数老人一样，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但王老伯自己却觉得这份幸福来之不易，每当他回忆过往的时候，总会感慨地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自党的好政策以及自己当年勇敢的决定，这一切还要从一张“进城（镇）农民议价粮供应证”说起。
王老伯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湛江人，他的家乡在离湛江市不远的遂溪黄略村里。1985年以前，他们一家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五口人挤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泥屋里过活，生活全都依靠几亩薄田勉强度日，即使每天早出晚归，也往往填不饱肚子。为了能让一家人吃上饱饭，王老伯试过腌制些咸鱼到附近的集市上去卖，但是由于山路崎岖，出门十分不方便，每次都要挑着沉重的担子步行十几里才能到最近的镇集。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王老伯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手头也宽裕了，但是因为粮食是按人头分配的，还是满足不了家庭的需要。
1984年年末，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卖粮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过多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1月1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的文件，在文件中提到了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务工经商一项，那时王老伯没有想到这简短的几行字，竟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
当时，由于实行粮食供给政策，农村人没有城市户口，根本无法在城市生活，粮证成了农民进城的一道坎。政策出台后，规定只要凭村里的出生证明，就可以领取到一张“进城（镇）农民议价粮供应证”。但是村里很多人仍不敢去领这张证，一来害怕政策的变化，二来怕到城市更难生存。王老伯一心想摆脱贫困，因此义无反顾地来到公社，领取了“粮证”，开始了他的城市生活。
为了能够在湛江站住脚跟，王老伯做过很多工作，小工、卖鸡、卖菜。不久，他用赚回来的钱回到乡里给家里改了一间六十多平米的砖瓦房，他们家终于告别了居住多年的泥屋。又过了几年，王老伯把妻子和儿子也接进了城里，并且在城里买了楼房，一家人正式“农转非”成功。
现在，王老伯已经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城里人，孩子长大后，先后走上了经商之路，个个事业有成。王老伯回想当年：“买什么都要证，买米要粮证，买猪肉要猪肉证，点灯还要煤油证……我们今天的生活真是太好了，市场上什么都有，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以前穷得连单车都没有，现在别说单车，家里汽车也有了。”但是他仍然十分感激国家的政策，没有1985年的城乡交流政策就不会有他今天幸福的生活，因此即便是生活富裕了，粮证也已被取消多年的今天，他仍然把那张“进城（镇）农民议价粮供应证”好好的保存在箱底，好好保存着，时常拿给孙子孙女们看看，提醒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不但靠自己的辛苦奋斗，还要感谢国家的好政策。这张粮证不但记录了他的奋斗历程，而且见证了国家城乡交流的改革。
1985年，对中国很多农民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改变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人生，而王老伯只不过是依靠这一政策富裕起来的千万农民的一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改革，大大加快了农业改革的步伐。为了尽快改变落后贫穷的生活现状，农村的干部群众创业精神空前高涨，城乡之间的交流也面临新的机遇。但是与此同时，农村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种种问题，比如农业产品不能完全与市场挂钩，产品种类不全，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日趋严重。党中央逐渐认识到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必须有新的政策法规出台，而《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包含了农产品统派制度的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放宽山区林区政策、兴办交通事业、扩大城乡交往、搞活农村金融等十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政策的出台后，一时间，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可以自由流通；畜牧、水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乡镇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的成为农村经济的新力量；广大农民在科技，教育、医务等方面得到了专业的培训和服务。新政策使广大农民群众看到了致富的曙光，为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精兵之路
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1985年元月赵阳提前结束了新兵生活，被营指导员点名为书记员。当赵阳来到营部报到时，竟被士兵们误认为是军校分配来的学生官儿，对他毕恭毕敬，当他指着自己两个口袋的军装说自己是个新兵时，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书记员一职在裁军前一直是由排级军官担任，但是此时正是非常时刻，部队整编的风声正紧，赵阳才有机会当上营里的书记员。
大裁兵的前夕，身为书记员的赵阳最大的感觉就是干部多，多到每月他向司令部编报军事报告的时候总是出错，不是多了谁，就是少了谁，到处都是穿着四个兜的军官，甚至连喂猪的司务长都是排级的干部，但这些干部中，却鲜有高学历者，拿出他们的履历表，往往其中最拔尖的也不过是个专科，本科生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都只有初中、高中的学历。裁军，似乎已经是一种必然。
在担任书记员的日子里，赵阳认识了一位良师益友—司令部工兵科的唐科长。唐科长是个云南兵，说话声音犹如洪钟，是个铁匠出身的老兵。一次，赵阳帮唐科长整理办公室，突然发现了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翻开书除了扉页上写着唐科长的名字外，没有一点翻看过的痕迹。赵阳平时就是个爱看书，喜欢学习新知识的人，见到这样一本好书自然爱不释手的看了起来，这时唐科长从外面进来，正好看到了这一幕，他爽快的把这本《军语》送给了赵阳，然后说“小鬼，喜欢学习就送给你啦。这玩意儿，它认得我，我可不认得它”。这是赵阳参军后受到的第一份礼物，他心里对唐科长充满感激之情。
裁军开始，唐科长转业了，赵阳虽然明白裁军的意义，但是心里仍旧舍不得唐科长的离去。送走唐科长的当晚，赵阳一个人坐在练兵场上，脑中浮现出唐科长的身影，裁军，使1985变成了一个分别的年份，唐科长回到了故乡云南，从此赵阳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音讯。
唐科长只是1985裁军大潮中的一个小浪花，这一年中国军队由400万人，一夜之间减少了四分之一，变成了300万人。很多人像赵阳一样，感觉最多的是离别的伤感，但是这一年对于中国军队来说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正是由于这一年的大裁兵，中国军队才真正走上了精兵之路。
1985年6月4日，新华社记者吴森辉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轻轻伸出的一根指头，宣布中国军队裁减员额100万，这个决定不但震惊了吴森辉和在场的记者，也震惊了整个世界。吴森辉记得当时邓小平并没有准备演讲稿，只做了半个小时的讲话，但是言谈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信、潇洒与果断让在场的人无不深深动容，他一种轻松诙谐的语气说道：“我们还是要裁军呀。不是别人逼我们裁军，而是我们主动要裁。裁多少呢，我看一百万比较好。”
其实，百万大裁军的想法绝不是邓小平随口的一句玩笑，而是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得出的全新判断。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两级鼎立，世界还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和平和发展仍是主流。而国内正处于经济发展的热潮，国家经济建设是重中之重，一切政策和决定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先。裁军百万，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把财政支出更多的用于经济建设，这样一来，经济搞上去了，国力增强了，反过来又会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1985年之前，军队臃肿不堪，总人数有400万，但官兵比例严重失调，世界主要几个国家的官兵比例是：苏联1：4.65；联邦德国为1：10；法国为1：17，而中国却是1：2.45.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主要在各级领导机关。”因此，这次裁军主要针对各级军官。人员精简40%，各大军区领导机关编制人数精简高达50%。
大裁兵后，原来的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大军区，保留北京、沈阳、济南、兰州、成都、广州、南京军区，撤销武汉、昆明、福州、乌鲁木齐等4个大军区。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54个。2529个县级人武部划归地方建制，工作人员改为地方干部，任务不变，实行地方和军队双重领导。
百万裁军的这一举动，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发关注，《美洲华侨日报》和《波恩评论》报说“现在世界上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西前总统萨尔内说：“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时代的伟人，是为了世界和平奋斗的重要人物之一。人类希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是一个为之奋斗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世界的立场出发，邓小平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
从今天来看，百万裁军的意义影响深远，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从此开始走上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精兵之路。
风云印记
2月15日，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乔治岛建成。这标志着我国南极科学考察？进入一个新阶段。
3月25日至4月8日，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6月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物价局《关于价格改革出台情况及稳定物价措施的报告》。
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指出对外开放是当前的基本国策。
1986由过热到稳
建国至今，我国的经济经过了三次周期性的波动。其中1982年到1986年是第二次波动期，在这期间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市场经济开始盛行，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过热现象，物价持续走高。党中央及时注意到了这种波动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变化，采取了一系列的通货紧缩政策，自此我国经济开始走向平稳增长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中不良思想和精神问题也随之而来，由此提出的发展精神文明的论断对后世影响深远。
七五计划的第一年
1986年是七五计划的第一年，这一年不论是身处何处，祖国大地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感受到身边可喜的变化，山东青岛也不例外。因为这是青岛建国以来发展的最稳定、最有活力的一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万里、李鹏等都曾来到了青岛市视察指导工作，视察过程中他们要求青岛加强外向型经济。之后，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计划中对青岛实行单列改造，并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同意青岛实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这些决定为青岛市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程度上鼓舞了全市人民的斗志。
这一年，青岛市工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124.5亿元，比1985年增长14.1%；农村改革进入了第二阶段，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总产量达到225.6万吨，比上年增长9.6%，是历史的最高水平；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共14亿元，比1985年增长30.8%，一些标志性建筑物在这一年建成，比如深被市民熟知的黄岛轮渡、杭州路立交桥等；同时，另一些便民公共设施也在这一年投入使用，如流亭民航机场、煤制气一期工程等，受到了全市人民的一致好评。青岛是一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是青岛向外向型经济转型发展的一大关键。市政府把搞活外贸经济当成了青岛经济工作的重点，1986年全市外贸出口商品收购总值完成13亿元，比上年增长31.4%。
与青岛市民有相同体会的还有云南昆明的人民群众，1986年昆明修建了很多便民利民的大项目，得到了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年初，管道煤气投产使用，管道覆盖整个昆明市，市民再也不用为买煤难而犯愁了，清洁便利的煤气炉，让一家老小乐开颜。昆明到安宁一级公路也是在这一年开始动工建设的，开工剪裁时昆明市政协原主席张朝辉激动地说，“别看这条公路距离不长，但是它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是因为该公路是云南省第一条高速公路，它的动工为云南省的交通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
回看这些成绩，一切并不是偶然。1986年前，中国的经济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过热期，1985年，由于投资和消费的双膨胀，我国的物价上涨近15.4%。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采取了控制紧缩的宏观政策调节，才使物价在1986年回落到6.5%。
1986年3月26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做了《关于198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在会议中被审议通过，“七五计划”正式被实施。报告中指出：“七五计划”的第一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必须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才能保证“七五计划”顺利施行。经济建设方面，要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的过快的增长；重整投资结构，加强对外合作，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实现外汇的收支平衡；教育方面，要计划的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继续调整教育结构，中等教育计划招生71万人。
国家统计局统计，198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0202.2亿元，比上年增长8.8%，经济“过热”的现象已经得到改善，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纳入稳定增长的轨道。
《决议》的争议
1986年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八个年头，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全国的经济呈现出了良好发展的势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地提高。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各种不良思想和由精神问题引起的不良现象也随之产生，党中央认识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是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1986年1月初的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指出，要把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件大事抓好，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建设做了总结：一句话，决定于北京这个地方。从北京做起，从中央党政军机关做起，端正党风。一项有关精神文明的决议已经势在必出。
党中央每逢要通过重要的决议，都要事先在党内外进行意见的征询。1986年的精神文明决议也不例外。陆定一是当时的中顾委常务委员，作为一名老同志，他也在征询之列。据当时的一位起草小组成员事后回忆，在整个讨论中有两个问题是争论的核心：一是，要不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二是，要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多次讨论的结果都是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语句写上去。在众口一词的时候，陆定一却不赞成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那时，陆定一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直在北京医院住院，住院期间他仍想办法把自己的意思请人转达出去，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是有毛病的。我们不应该把民主、自由归到资产阶级那里加以反对，应该对它们作历史的分析。他还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革”中为了批判才发明出来的。在已经施行改革开放的今天，不应该再沿用这个词了。他拜托来看望他的同志，去查阅这个词的由来，认真负责的精神让周围的人感动。
几日后，那位同事把结果告诉他，原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出现，他们本以为这回陆老该死心了吧，谁知他听后竟然笑起来，说道：“不管它以前是否出现过，它出现在《决议》中出现就一定是错的。”他向前来的同事讲了民主、平等口号的意义，并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要把这些口号变成真的，共产主义不能太狭隘，遇到资产阶级好的东西也要学习。这个病床上的老人的坚定的表情感染了前来看望的同志，他们把陆定一的意见整理成文章，用报告的形式，交给了胡耀邦。起草小组又针对这些意见，进行了新一轮的讨论。但是大家还是认为应该加上这句。
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后，陆定一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要改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起草小组仍旧没有采纳。到了会议最后一天，照例大家在这一天都没有什么意见了，但陆定一却坚持要发言。他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太过模糊，不好界定，而且容易和“文革”时期的错误混淆，去掉则没有任何损害。
在座的人有一部分同意，有一部分反对，大家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时，沉默很久的邓小平讲话了，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这是一个发生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小插曲，但是却足已表现出在每个起草人员的锱铢必较的认真态度，和《决议》的重要程度。1986年9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风云印记
1月11日至20日和1月12日至2月3日，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相继在北京召开。确定了“七五”期间进一步加强企业管理，推进管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2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为了加强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制，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3月3日，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上书中共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这 一建议后来被称为“八六三计划”。
6月18日，邓小平会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 的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与内地的荣氏亲属。
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就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统一问题 和国内现行政策发表谈话。
1987通胀压力
由于1986年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中央政策开始松动，这为1987年需求量膨胀埋下了伏笔。其表现为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工农比例失调、物资分配权分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着重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制订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通胀的隐患
计划经济下的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通货膨胀”，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市场”成为一个流行的时髦词汇，讲市场、依靠市场、尊重市场规律是人们对经济的全新认识。短短几年间很多人尝到了经济发展的甜头：收入增加了、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在大家的心里“市场”成为了万能的真神。但是要知道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事情，当市场失去调节的时候，后果同样可怕，1987年让人们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市场”。
李大姐是北京一个纺织厂的工人，和中国千千万万的主妇一样，她也对柴米油盐的价格十分关心，为了一块两块、三毛五毛经常会锱铢必较。1987年是李大姐难忘的一年，她还记得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一个“价格闯关”的消息，之后人们就开始疯狂地到商店抢购，她自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她回忆道，有一个人甚至一下子买了200公斤的食盐、500盒火柴，可想而知当时人们是多么恐慌了。那段时间，一下班她就飞快地骑着自行车赶到商店，因为去晚一些商品就会被抢购一空。“人们都像疯了一样，那时我才三十岁，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心里很恐慌。”李大姐说。当时人们的疯狂行为还波及到了银行，银行的门口排起了长长的人龙，一天到晚都是等着支付现款的人们，有些银行因为现款不足，不能及时支付，一些群众在愤怒之下，甚至把银行的柜台推倒，部分银行还发生过小型的暴乱。
1987年的经济过热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不到位是分不开的，1986年经济趋于平稳，于是许多政策相继放开，才导致了1987年乃至以后几年的经济混乱。1987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6%，但是预算外的投资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这些都为1988年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创造了建国近40年以来上涨的最高记录，埋下了隐患。
意义重大的十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但这些并不是这次大会的特别之处。之所以说十三大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班子诞生的标志。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赵紫阳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新的领导班子的诞生，意味着党的最高领导层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党在和谐中实现了新老同志的交替。这些年轻的领导人不但有扎实的知识背景，还拥有丰富的经验，充分地显示了党的政治活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九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十三大召开了。新的时期，新的环境都要求党和国家有新的面貌去应对新的形式。此时，领导班子的换届正是顺应了这一时代发展要求的正确决定。
在这方面，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广阔胸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就曾经提出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他一再强调，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问题，是百年大计；老干部的第一位任务就是选拔中青年干部。这充分显示了他广阔的胸襟和一心为国的高尚情操。之后，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广大老干部们的支持。
十三大除了对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之外，还对当年的经济和政治形式做了深入的分析，会上指明了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等等。十三大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
《中葡联合声明》使澳门回归指日可待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明朝中期，一些葡萄牙人来到澳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葡萄牙人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后来竟自行成立澳门议事会进行葡萄牙社区的自治管理，万历三十六年，明朝加强对澳门的管治。此后两百年，虽然澳门不断受到葡萄牙人的骚扰，但是主权始终是属于中国。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葡萄牙便想效仿英国，趁机剥夺澳门的主权。
1846年，葡萄牙女王单方面派出了贵族亚马留担任澳门总督。亚马留上任后对当地的华人施行了严酷的殖民统治，开始对居民征收地租、人头税和不动产税，后来更胆大妄为的把当时清朝驻澳的官员赶走，他的一系列恶劣行径终于惹怒了当地人民群众，最终落得了被刺杀身亡的下场。清朝末年，政治混乱、朝廷腐败，清政府于1887年与葡萄牙先后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和好通商条约》等卖国求荣的条约，澳门主权沦丧。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澳门回归指日可待。为了能够让澳门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使中国的主权完成统一，自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之后，便积极地开始为澳门的主权问题采取外交行动，这件事得到了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大力支持。“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国要对被占领的领土恢复执行主权的问题，而完全不是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的问题，更不是使其获得独立的问题。”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曾于一次大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对澳门问题的立场，赢得了与会各国的尊重。
中葡两国正式建交后，澳门主权的回归已经变得势在必行，尤其是在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后，国力大大增强，整个世界已经不能够再小觑这只酣睡已久的东方雄狮。1980年3月，澳门总督伊芝迪应北京政府邀请进行访问，访问期间伊芝迪表示葡方愿意友好地解决澳门问题，随着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意识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1986年6月30日，中葡两国在北京展开澳门问题的谈判，历经了两年时间，在四轮谈判之后，葡方代表终于完全接受了中方的要求。至此，中国主权又向完整迈出了一大步，这一事件也将永垂史册。
风云印记
1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通知》指出：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同时加强物价管理工作。
2月6日至10日，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举行。会议总结了上一年特区工作的成绩。
3月20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出版发行。
5月22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自然环境保护纲要》。
9月22日至29日，全国计划会议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安排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方案。
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
1988通胀加剧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1988年是一道坎，政府放开物价的努力暂时遇到了挫折，造成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价格闯关
计划经济时代的肉票
在计划经济时代生活过的人都对那时候的物资短缺有着深刻的印象，吃饭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自行车要自行车票，无处不在的票证成了人们是生活中的“第二货币”。而商品的真正价格反而不怎么重要了，因为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价格管制，所有商品均实行政府定价。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是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用渐进的改革避免大风险。但负面作用是，在物资匮乏的背景下，这种制度设计催生了“官倒”。一些掌握资源的人，通过“走后门”、“批条子”，按照“官价”拿到商品，再按高出其两三倍甚至更多的市场价出售，赚取差价。
随着三年的放松，到1988年中央认为取消双轨制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官倒”现象的愈演愈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这被称为“价格闯关”。简单地说，就是彻底取消价格管制，价格交由市场决定。
5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
很明显，中央高层是下了决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价格的放开，但放开价格一定会造成物价上涨，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闯关就像是长跑中遇到的极点一样，不突破这一点，改革将无法继续下去。但什么时机放，怎样减少动荡，成了考验领导人的关键。
从1979年到1984年，国务院先后对农产品、副食品、纺织品等进行六次调价。这一阶段，中央下放了部分产品的定价权。从1985年开始国务院对产品价格实行双轨制，意在为日后进行的价格闯关做准备。
1988年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说：现在物价改革的条件是比较有利的，经过过去九年的改革，我国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对物价改革带来的波动有相当的承受能力。
1988年7月，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幅度为19.3%，为改革开放以来单月的最高纪录。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非常强烈，抢购风潮已经近在眼前。
在这个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中央对社会反应的一个试探，但却成了导火索，一下子催生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潮。在普通老百姓参与抢购之前，商人们已经开始了囤积居奇，那时候流行的囤积物品包括钢材水泥等基建物资和彩电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抱，电风扇能转就买，电冰箱有冷气就要。”不同寻常的是，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物价上涨让全国各个阶层的人都大呼“吃不消”。
对于那些没有这么多钱的普通家庭来说，抢购的第一商品就是开门7件：柴米油盐酱醋茶。有些人一下子抢购了数十包火柴——每包10盒。许多商店在一天之内被全部买空。
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抢购风潮，在一个多月后渐渐平息下来。根据统计局统计，在1988年8月，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13%，其中粮食增销30.9%。棉布增销41.2%，电视机增销56%，电冰箱增销82.8%，洗衣机增销130%。
在抢购物资的同时，又引发了民众涌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随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价格闯关失败的恶果是改革的停滞和增长的放缓。中国进入了为期3年（1989年——1991年）的“治理整顿”期。直到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那一年的价格闯关取得了成功，中国经济顺利走上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道路。
兵败汉城
1988年，汉城，奥运会体操跳马赛场，李宁一屁股坐在地上；在吊环比赛中，他的脚挂在了吊环上。
回国后，一位辽宁锦西的观众给李宁寄来了一封信，信封里装了一根系好的塑料绳，只写了一句话：“李宁小伙儿，你不愧是中国的——体操亡子！上吊吧！”
25岁的李宁其实已经过了自己运动的巅峰期，但身体状态严重下滑的体操王子不适合参加奥运会，但为了祖国，李宁勉强上阵汉城奥运会。竞技体育是残酷的，和以前相比，李宁伤痛不时复发，竞技状态已经下滑。但青黄不接的中国队急需李宁披挂上阵，于是李宁孤注一掷，义无反顾地披挂上阵，结果却是这样一个悲凉的结局。
有类似遭遇的还有朱建华，这位跳高名将因为奥运会上发挥同样失常，于是他家的玻璃被激动的人们砸碎了。在首都机场夺金归来的高敏面对簇拥的鲜花一点也不觉得轻松，因为她知道，一旦自己发挥不好也是这个结果。后来，高敏承认，自己选择在巅峰期退役，就是不想重蹈李宁的覆辙。
那年的汉城奥运，中国代表团5金、11银、12铜，较上届15金的成绩一落千丈。
当时的社会情绪在二十年后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从官方到民间全都陷入到体育强国的迷雾里，体育不仅和政治，更和民族主义情绪交织在一起，使这次失败成为令人心碎的悲哀。
在出征汉城之前，《当代》杂志在第二期推出体育报告文学《强国梦》，一时轰动全国，《新华文摘》、《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进行转载或介绍，电台予以连播。愤愤不平的《中国体育报》则发表文章《中国体育的成就不容否定——评报告文学〈强国梦〉》，对《强国梦》进行严厉反击。
6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当广大群众体育运动长久被忽视，被置于一侧，而我们的体育运动时常忙于各种赛事，围绕金牌不惜一切的努力被人们认识之后，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显然就无法抹去了……赵瑜以其卓识和胆魄在强国梦’正酣之时发出的这种诫语，正是报国至诚的表现。”
“‘体育强国’这样的称号只会是那些体育弱国，而且经济上也是弱国的国家才能提出来，从而找到已经失衡的民族心态的支点。追求加冕体育强国的称号本身就是一种阿Q精神。”
1988年底，全国范围掀起了关于“体育强国”的讨论热潮，著名体育理论专家卢元镇在专家研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体育强国”论。
二十年过去了，国力强盛了，民众的心态也平和了，人们不再把失败的运动员看作罪人，反而开始思考中国拿金牌是为了什么。退赛的刘翔得到了大家的宽容，这也是李宁们无法想象的。
风云印记
1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吊唁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在台北病逝。
2月27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提出的《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员会和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8月2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9月7日，中国成功地发射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命名为“风云一号”的极地轨道气象星。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0月25日至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