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河面漂流的冰块已经融化，百川终要归海，越是到中下游，水势越大，神州义无反顾地开始融入世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1989风波
1989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仍然继续前进，但通货膨胀、环境恶化、贪污受贿等不良现象最终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波。
“文革”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波
1989年4月到6月间，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文革”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波。其实，面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早在1987年，党中央就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9年4月15日，中国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4月22日，党召开了追悼会，并评价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随后全国各地展开追悼活动，西安邮电大楼前有人挂起一副挽联：“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8日，北京一部分学生游行，向人大常委会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主要是反腐败，要民主，争自由。从这几点可以看出学生目的与党和政府的目的是一样的，只是双方缺少真正的沟通，这也为后面悲剧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路透社的报道称这是北京发生“文革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4月20日，“高自联”成立，号召学生罢课。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学生为大局，求稳定。但学生依旧不满，此时自发的政治请求已演变成了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很明显西方反华势力已经介入，并直拉或间接地操纵学生运动，将学生当作工具，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被政治热情冲昏了头脑的单纯的学生却浑然不觉，一如既往地为理想国度“进军”。面对这种情况，到底如何解决这件事，党内的分歧也很大，最初是劝慰、教育，但随着事态扩大，有一部分人趁机开始了“打、砸、抢”等违法活动，局面动荡，已经直接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学生中也有一些不理智的行动出现，例如打出口号，直接攻击党和政府，这无疑是向党和人民宣战。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还是没有放弃对话解决。5月13日学生绝食后，阎明复、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在14日凌晨2点前往劝说，下午16时，又尝试与学生对话，但都没有实现。由于绝食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不肯撤去，原定的戈尔巴乔夫献花圈仪式被迫取消，这给我国在国际社会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损害了祖国人民的光辉形象。5月16日，学生的标语中开始出现直接攻击诬蔑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形势进一步恶化，正常的社会秩序已被破坏。为了尽快稳定局势，5月20日10时，国务院决定在北京地区采取戒严。在戒严命令发出后，部队进城之前，政府采用电视、广播、传单等各种宣传手段向广大学生、市民反复宣传事实真相，告知政府行动，通知大家立即离开。随后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一小部分暴徒开始利用暴力阻挡军队进城，他们抢夺军资，攻击士兵，但军队严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进行过程中，有部分士兵遭到了残忍的迫害，也有少量市民在混乱中被误伤。在面对重重阻挠之下，终于在6月4日结束了这场动乱。事后，西方各反华势力均认为中国政府采取暴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抗议，并停止了有关的双边交往。参与运动的幕前幕后的指挥者们纷纷利用各种途径逃往国外，继续采用各种手段攻击他们曾经生活的祖国，在他人的庇护下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还标榜自己为“民主”的代表。
有人牺牲，这是悲剧，那么这场悲剧能不能避免呢，或为什么发生呢？
1.从背景看，政治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步伐，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在努力，可是有人还是觉得慢，还是觉得不公平的事情太多，多种弊端交织在一起，与政府的矛盾最后爆发。
2.其实从目的看，学生与政府是一样的，都是希望祖国强大，实现真正民主，只不过政府想安稳达到，这样速度就会慢一点，这很正常。因为理想是要一步步实现的，跑快了容易出问题，家庭过日子还得一天天过呢，何况一个国家？而要求民主的人士更希望速战速决，全盘照抄西方民主模式。
3.从过程看，军队开始戒严之后，有许多不法分子混在群众当中，士兵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快速辨别，并且他们采用极端手段对付士兵，抢夺军资，已经造成了军队无法正常行动，甚至出现了伤亡，如果这时不采取更为果断地措施，局面定然难以控制，所以此时使用自卫式的武力是必要的。
4.从发展看，最初是学生的政治热情，那时采取的是静坐、绝食等非暴力方式，是自发的。后期则明显地幕后有人操纵，学生已经成为了他们攻击党和政府的利用工具，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所以政府采取戒严是正确的，至于有伤亡那也是在非常情况下的正常现象。
5.从结果看，学生运动已经使国家在一定意义上陷入了混乱，社会正常秩序已被破坏，如果任凭局势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国家陷入内乱，人民遭受战争苦难，外国势力趁机入侵，祖国分裂，我想这不是全国人民要的民主、自由吧。从这个不堪设想的后果看采取戒严更是必要了。
回首历史，我们的祖国躲过了这场劫难。反观那些所谓实现了民主的东欧各国和解体的苏联现在的国情，与我们现在的国家状况做对比，我们心知肚明孰是孰非。谁能让十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生活，谁能让十亿中国人民挺直腰杆说：“我是中国人！”，谁能让十亿中国人民圆百年强国梦，不是当年只有热情的学生，也不是那些民主精英们，更不是那些叫嚣着给中国改头换面的西方国家，而是与我们同舟共济的中国共产党！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的发展要稳定，是务实，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风云印记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89年元旦献词》的社论。社论指出：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6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江泽民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决不会变。
7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西方七国首脑会议7月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有关中国问题的部分发表谈话指出，七国首脑会议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违反了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中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
8月1日，全国物价工作会议宣布：1989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涨势逐步趋缓，市场状况逐步趋稳。
8月20日，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邓小平文选》（1938一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新华书店陆续发行。
9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在部分单位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意见》。
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发表讲话，提出四条基本结论和十个重要问题。
10月1日晚，首都各界群众一百多万人举行以天安门广场联欢晚会为中心的各种活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1990调整
历史的时针指在了1990年，表盘中央明显露出两个字：滑坡。由于资金周转不灵活，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速度较快，又加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造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少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有不少人在观望。终于在七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1990年我国的指导思想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而奋斗。这无疑是一个官方明确信号，改革之船继续前进，但经济形势对政策的回应不是很强烈，看来市场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有效的措施。
滑坡
1990年春节刚过，大地还没有从冷酷的冬季中苏醒过来。阳光懒洋洋地挂在空中，吝啬地向大地发出有限的温暖，人们想说“太阳，我爱你”是那么的难。火车站里人来人往，人们怀着不同的目的向着不同的地点进发。在候车大厅中，坐着一个中年人，面容憔悴，表情木讷，眼中透出的是无望和茫然。这个人就是北京新华汽车零配件厂的销售部主任王茂才，在他的心中，此刻也正如这大地一样，还在酷冬当中。去年下半年开始，他所在的企业由于上游原材料涨价，使成本增加，而销售情况也是不尽如意。工厂仓库中积压的产品都顶到房梁了。看管库房的一位工人曾经半开玩笑地说：“看来，明年我们厂要刺激建筑业，涨涨房顶了。”旁边一位仁兄更是“极端”，笑着说：“我看您这个设想无法实现，因为明年我们厂的房顶肯定留不住了，这样就可以放得更多，并且放多少都没问题。”作为这一个大厂的销售主任，他三番五次被厂长叫去谈话，他也三番五次为下属开会鼓气、下指标、许诺重赏，但结果还是不尽人意。卖不出去的产品积压在厂库房中，越来越多；卖出去的却又不能结账回来。他结束了自己的思绪，掐断了手中未抽完的香烟，站起身，环顾了一下火车站四周，向站台服务处望了望，看见小刘还在那里与火车站工作人员谈论着什么。他无奈地坐下，把头埋在了自己的双腿之间，思考着如何解决库存积压问题。他们这次出行一是去收债，二是去各个地方转转，看看能不能扩大销售量。其实在这以前，他们几乎什么办法都用上了，只是没有多大的效果，这回结果如何，还是不明朗，还不知道回去怎么向厂长交代呢？
从全国来看，像王茂才他们这种亏损企业不计其数，还有相当数量的工厂已经倒闭，关门大吉了。就连城里那些曾经雇佣保姆的人家也大部分辞退了家中所雇佣的人。大量的农民工被迫还乡，因为无活可干。而这些返乡的农民工也是两手空空。形势很有点像现在的中国，但是那次人们更为恐慌。从中央到百姓，大家全都一筹莫展，因为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像现在似的，我们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经验和经济实力对付各种危机。）从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年经济的滑坡现象是多么严重。1990年当年我国各主要产品产量大幅下降。纱下降5.6%，布下降4.9%，日用精铝制品下降11.6%，自行车下降14.6%，电视下降3.8%，照相机、洗衣机、电冰箱分别下降23.6%、20.9%、29.2%，这些产品全是人民常见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销售的降低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多米诺骨牌效应。
企业经济效益在1990年继续下降。国营企业实现利税1271亿元，比上年下降18.5%，实现利润下降5.8%，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实现利润下降85%，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45.5%，资金周转进一步减慢。全年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涨2.1%，部分大中城市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城乡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了3.1%。
面对这种现状，中央早已提出治理整顿、深化企业改革的七条主要措施，并指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治理整顿的目的，是为改革开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在治理整顿期间，一些改革措施要围绕来进行。自此，全国范围内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要对象的整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3月3日，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任人讲话时，针对关于国内经济的问题时说：“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要拿出具体措施。”
解不开的死结：三角债
在这次整顿工作中，其中有一项工作特别引人注意，这个问题从开始到结束，竟然经历了几年之久，不知使多少人的头上平添了多少白发，这个问题就是“三角债”问题。这三个字从字面可以很容易理解，经济学家有专业的定义，而老百姓就戏说这就是所谓的“罗圈债”。但是事实却不像理论和戏言那样简单。因为三角债从形成到阻碍经济发展，破坏正常经济秩序，时间已经很长了。从范围看，这个问题涉及的部门、地方、单位、企业太多，一时之间很难下手。据调查：1989年全国拖欠1000亿元上，由于一段时间里市场疲软，产品积压，企业流通资金不足的矛盾很尖锐，导致企业、单位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情况十分严重。进入1990年以后，继续呈上升趋势。“三角债”现象既妨碍了生产的正常运转，同进也损害了社会信誉，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经济就会因为这种“信任缩水”现象而崩溃。4月2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的工作，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组长的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
理想与现实只差一步之遥，决心不能决定结局。工作的开展难度远比想象中的困难。1990年的春节还没有到，街面上早已出现节日的气氛，老老小小都在忙着办置年货，虽然手中的钱紧巴巴的，钱袋子不鼓，但是年总得要过，该买的东西总得买吧，传统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提醒着人们：春节到了，过日子就得有个春节的样儿。在一个不起眼的饭店里头，十几人正在喝酒，大家团团围坐。只见其中一人端起酒杯，表情严肃，眼睛死死盯着他斜对面的一位仁兄说：“老赵，来，我敬你一口酒，喝完这口酒，我对你们说几句心里话。”话音刚落，被叫“老赵”的人站起身来说：“刘厂长，你放心吧，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一定尽量完成你交给我们的任务。”刘厂长听完后，并没有放下酒杯，而是走到了老赵的身边，将酒杯与老赵的酒杯碰到一块儿，“当”的一声清脆声响之后，刘厂长意味深长地说：“老赵，你知道咱们厂的情况，你也看到我这满嘴泡了吧，你也看到我这眼睛里面的血丝了吧，这是我晚上睡不着，白天也不可能睡的结果，几百工人的生活在我身上呢。这顿酒是我代表厂里，就算是给你和各位壮行，你们这一去的任务，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明白，关系着咱们厂的前途命运啊，咱们厂几百户的妻儿老小能不能过好年，能不能还在咱们厂有活儿干，可全靠给你和各位了！喝了这口酒吧，拜托了。”刘厂长的手中杯子又与老赵和其他几个人的杯子碰在了一起。几人将手向后一扬，把酒干了下去。颇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感觉。老赵满怀豪情地说：“厂长，你放心吧，此去前方就是有火焰山，我们也要爬过去。”其他人也跟着大声附和道：“对，我们一定豁出命去，不成功就住在那儿过年了。”“对，如果要不回来，我们就不回来了。”这是当时北京一家普通国营企业的“讨债送行宴”，厂长和领导为“讨债队”送行，这样的场景在当时中国可是处处可见，比这悲壮的场面大有所在。幸运的是，他们此刻正赶上了国家严令各地解决企业之间互相拖欠的问题，并联合中国几大银行联手进行，虽然在行进过程中有相当大的困难，但解决“三角债”的“破冰船”还是鸣响了启航的汽笛，起锚出发了。我们可以听到冰块开裂的声音，可以感受到轮船前行中巨大的力量，更能体会到驾驶轮船的舵手们的决心与智慧。
日历翻到了这一年的11月13日，新华社报道：自治理整顿工作开展以来，治理整顿工作起得了明显实效。制止了物价大幅度上涨，控制了通货膨胀，工业生产滑坡逐步回升，消费市场由疲软渐趋活跃，经济秩序混乱有了很大改观，“三角债”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良好解决。这一消息的宣布，宣示中国1990年经济调整初步取得了胜利，但领导人深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告别了1990年，中国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挺住，伟大的中国人！
风云印记
1月10日，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结束。
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
3月23日，江泽民邀请北京大学13位学生在中南海怀仁堂座谈。
4月18日，中央决定开发浦东。
9月22日至10月7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同年12月19日开业。
11月28日，钱天白教授代表中国正式在SRI-NIC注册登记了中国的顶级域名CN。
1991“质量、品种、效益年”
改革开放后，成长的中国经济成长迅速，但在快速成长的背后，问题也非常严重：产品质量滑坡、品种短缺、效益低下。1991年，党中央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中国经济开始从关注数量到重视质量，中国经济的成长由此开始进入新的层次。
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
1991年春节前的一天，李梅满脸春色地提着个盒子进了家，笑对丈夫说：“瞧，我给你买什么？”
“新鞋？看你又乱花钱，家里又不宽裕。而且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还非要买新鞋过年啊！”
丈夫虽然这么说，但心里还是挺甜蜜的。
李梅笑说：“又不贵，市场上同类产品都要60呢，这种皮鞋是温州的三接头皮鞋，温州水牛皮做的，才卖20.”
丈夫高兴地穿上了，正合脚，心里美滋滋的。来回踱步，皮鞋与地面叩击的“嗒嗒”声在他听来格外得悦耳。
两人在甜蜜的幸福中过了春节。可是好事不长，大年初二，李梅正在家刷碗，突然丈夫走进了院子，一只鞋穿在脚上，而另一只却提在了手上。李梅问怎么回事，丈夫苦笑把另一只鞋的鞋底给李梅看，说：“这货的质量真‘好’哟。”
这种温州产的三接头皮鞋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发家的，在当年的市场上还是挺流行的，虽然它的价格很便宜，但鞋底、鞋帮却都是马粪纸做的，穿几天就坏一点也不奇怪。其实，温州的这种三接头皮鞋，只是当年产品质量问题的一个缩影。当年的很多产品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质量的问题。比如，服装假冒伪劣最多的是广东潮汕地区，那里服装夜市长达几十里，各种各样的世界名牌应有尽有，这些其实都是当地小作坊生产的，穿不了几天就会开线、掉扣子。
不仅服装，连药品也存在很大问题。当时有一个热点问题——晋江假药，比如阿司匹林，药品片剂的混合剂基本上是面粉、滑石粉，面粉主要用的是苞米粉，而里面的化学药品含量特别低。晋江假药案是《人民日报》记者首先披露出来的，一时间社会哗然，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产品问题呢？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迅猛发展，一些企业片面追求数量，忽视产品质量；在1991年前，国人的脑子里基本上还没有质量观念。1988年，国务院将国家标准局、国家计量局、国家经委质量局合并，组建国家技术监督局，并赋予行政执法职能，但是质量问题仍是一个被广泛忽视的问题。虽然屡屡发生质量事故，但往往被当作“安全事故”或工厂的“生产事故”。当时是卖方市场，供不应求要想买彩电、冰箱，有时还得走后门！在这种买都难买到的情况下，质量问题自然就容易被人忽视。
当年一个调查显示：我国工业产品的抽样合格率约为75%，优质品产值率约为27%，市场抽查商品合格率为55%，与工业发达国家98%的工业产品合格率相差甚远；据另一项调查，我国企业生产中不良产品损失率约占产值的10%至15%，由此推算，仅这一项我国每年经济损失就超过一千亿元。
质量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品种短缺也是一个大问题，当时有一项对对大中型企业的调查估算：在国内市场上畅销的产品只占58.8%，在国际市场上畅销的产品只占出口产品的51%，真正具有竞争能力的产品只有25%左右；在我国每年开发的近六万项各类新产品中，达到国际水平的只占3.5%。
此外，生产企业能耗大，效率低下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当时我国单位产品能耗水平比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高出30%至90%；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比日本高三倍，比印度也高出一倍。
其实，质量、品种、效益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难题，无论是在旧体制下，还是在改革开放中，“溃疡面”久治难愈。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政府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而且还采取了许多措施，邓小平同志针对质量问题突出的状况，强调经济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质量与数量、速度、效益的关系，“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要想在国际市场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147.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面加强质量管理工作，普遍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加强对职工的质量培训，推广质量管理经验，建立标准、计量检测和质量保证体系。
尽管如此，但这个难题始终是难以治愈的顽疾。
随着问题的愈演愈烈，党和政府愈加高度重视，并痛下决心要来一次大的整治。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切实转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力争工业生产的质量、品种、效益有一个明显进步。”
1991年1月21日，国家计委发出《关于在基本建设领域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要对基本建设领域严格计划管理、加强项目管理。此后，活动由建设领域拓展至整个经济领域。
1991年2月7日至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企业工作会议，研究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部署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以促使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通知》，决定1991年为“质量、品种、效益年”，指出开展这一活动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使企业逐步走上投入少、产出多、质量好、消耗低的效益型发展轨道。为加强对这一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了以邹家华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国务院的通知一下，一场如火如荼的“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迅速席卷神州大地。
1991年5月，河北省政府为贯彻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搞了一场创新性的活动——劣质产品展览会，即把由省消费者协会在石家庄查处、打击的假冒伪劣产品集合展览。主办单位逐一细心核实展品，发现竟有霞飞厂的产品，霞飞厂在当时是一个大厂名厂，质量一向很好，于是主办单位在开幕前把情况通知了霞飞厂：“贵厂产品被送进劣质产品展览会，三天后，正式开展。”
厂长收到通知后大吃一惊，交待厂办主任傅中虎立刻去处理。傅中虎感到任务的急遽和重大，石家庄是省会，又地处北方市场中心位置——北京的南翼，辐射面极其广阔，如果自己的产品上了劣质产品展览会的“光荣榜”，后果不堪设想。
时间就是生命。傅中虎第二天就急飞石家庄。
一下飞机，他立刻驱车直抵展览会大厅查看实物。发现本厂的“劣质产品”原来是两年前生产的现在已过了保质期的雪花膏，问题是：油水分离。傅中虎冷静思索，他首先立刻挂电话给厂质检科，请他们协助查询清楚这是否属于假冒产品、库存样品是否也有同样的质量问题。一小时后，质检科回电：这不是假冒产品，库存样品已过保质期，但无质量问题。傅中虎马上心里有了底：这是商品存放不当造成的。
为了弄清导致变质的原因，傅中虎走访了用户。他详细询问了一位女用户购买的经过。得出产品变质的重要原因是摆在了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傅中虎向她赠送了两瓶新研制的化妆品，以示歉意，受到女主人一家对霞飞厂的赞誉。
次日，傅中虎把情况向消费者协会秘书作了汇报，并说：“感谢消费者协会对我厂的关心和爱护，我们从这一事件中，找到了差距，应该促使产品质量跨上了个新的台阶。”秘书长对他的诚恳态度以及敢于承担的精神很赞赏。
最后，在主办方的要求下，傅中虎提笔为展览会写了留言：《上帝旨意不可违》。其中有一句：“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必须生产优质产品，必须奉消费者为‘上帝’。”
霞飞厂的这个例子正是“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一个缩影。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企业积极配合，对质量越来越关注，“消费者为‘上帝’”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1991年，全国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6.2%，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税1420亿元，比上年增长8%，其中实现利润下降14.2%，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为124天，比上年加速6天，产品质量也大为改观。148虽然问题还存在，但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开展，使中国经济效益下滑的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
风云印记
1991年3月25日—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7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
11月5日—10日，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问我国。中越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12月15日，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30万千瓦的核电站第——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
12月27日钱其琛宣布，中国政府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中国承认乌克兰等11个国家的独立。
1992东方风来满眼春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1992年，讲述了一个春天的故事，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南方谈话像是一阵东方一样，吹拂于南海边，吹遍了神州大地，吹醒了中国“万紫千红的春天”。
春天的故事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抵达深圳。
1992年1月27日上午10点15分，是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麦伟彬一生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在厂区等候许久后，他终于有幸目睹了一位世纪伟人的风采。
那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他面带着慈祥的笑容，向麦伟彬和工友们健步走来。
“我们拉拉手吧，拉拉手。”老人和蔼地说。
老人与他们一一握手，边握手边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亲切地对大家说“谢谢你们”。麦伟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几乎激动得流泪。他心中最祟敬的伟人居然和他这个打工仔握手并致谢。
合影的时候，麦伟彬相当后悔，他在江海员工中是最矮的，而他却站在了最后两排。前面几排人一挡，合影时几乎没他的份。他着急啊，怎么办呢？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不能错过啊！就在快门按下那一刹，麦伟彬急中生智，他往上跳了一下，终于抓住了这难忘的瞬间。合影相片出来后，他果然在最后排“露了脸”。
这位世纪伟人，这位慈祥的老人，就是邓小平；而这一幕是他1992年南方谈话中在珠海一家公司参观时留下的历史掠影。
珠海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第三站，他的首站是在武昌。
1992年1月18日，武昌站迎来了一列17日从北京开出的火车。那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枢机关和随行人员之外，没人知道这趟专列载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没人能预料到，他的此次南方谈话，将会载入史册。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他出发前没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而这一天停车武昌，是因为有话要讲。专列在武昌停留了短短20分钟。邓小平在站台上一边散步，一边向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作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
“少讲空话，多办实事”，是邓小平的一贯倡导，也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针对当时存在的形式主义，他向各级领导干部、向全党发出了忠告。忠告立刻传到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
如果说武昌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一个序幕的话，那么深圳无疑是此次南方谈话的重头戏。
1992年，深圳迎宾馆。邓小平与广东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合影留念
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办，是邓小平做出的主要决策，它是邓小平亲自开辟的最早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之一。早在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后就曾说过：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这样诞生了。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整，专列停在了深圳火车站月台旁边。
一节车厢门打开，车站服务人员敏捷地把一块铺着红色地毯的长条木板放在车厢门口。
不一会，门口走出了邓小平！1984年1月，他曾来过。而如今，8年已过，他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深圳的面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老人家急不可待要亲自目睹一番。
“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他说。长途旅行后，他丝毫没有倦意。
随行人员于是准备安排活动。邓小平在下榻的市迎宾馆桂园休息了约10分钟，他与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在宾馆内散步。散步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向邓小平提起他在1984年1月26日为深圳特区题词一事。邓小平接着将题词一字一句说了出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说的一字未漏，一字不错。在场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他虽然88岁的高龄，可他不仅记忆好，反应也很敏捷。
在顺德见到时任佛山市委书记的欧广源，邓小平问他：“多大岁数？”欧广源说：“44岁。”邓小平几乎脱口而出说：“哦，那是我的一半。”
不仅敏捷，他还十分幽默。南方谈话时，他每天用餐都还喝上三杯花雕酒，倒酒的时候还特意让服务员给倒满点，怕给服务员“贪污”了。原来在家时，家人怕他喝酒伤身，常不给他酒喝，或者不给他倒满。
有一天去深圳植物园游览，车到半山时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小平同志脑袋瓜好使得很呢！”他听见以后幽默地指着脑袋说：“这个还够用。”
他讲话时思路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此次南方谈话，到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一向寡言的他一路讲不停。
1992年1月19日刚到深圳，在宾馆散步休息后，他乘车边观光深圳市容，边同省市负责人亲切交谈。他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149当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他说，亚洲“四小龙”发展很快，你们发展也很快。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停了一会儿，他补充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五十三层俯瞰深圳市容。他指出：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
1月22日下午3时10分，邓小平和杨尚昆主席在市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并作了重要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1月29日，邓小平来到珠江冰箱厂，当听说这个乡镇企业在7年间由一个小厂发展成一个产量排名全国第一并出口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大厂时，他高兴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这次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宣布退休两年后，以88岁的高龄，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进行的一次视察，他对有关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理论做了系统阐述，这从本质上解决了国人的困惑。他明确解开了姓“社”姓“资”的死扣，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直接催生了中国的知识经济，扭转了延安整风以来知识分子被打压的局面。
他表态，留学生“都可以回来”。这直接促使了大批留学生回国创业，诞生了一个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阶层——“海归派”。
南方谈话解放了思想，大批国人下海经商，掀起了新一轮经济热潮。这些人后来被归为“92派”。
南方谈话后，中国的GDP增长由1989年到1991年的年增幅5%左右，升至1992年的12.8%。此后，中国保持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一称号。
无怪乎1992年12月，英国《金融时报》将邓小平推选为“1992年风云人物”。
《金融时报》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浪潮”，“邓小平赞扬经济特区取得的成绩，主张加快发展速度，结果使全国出现经济繁荣局面，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历年来最快的。”
风云印记
5月14日，聂荣臻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7月11日，邓颖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8月14日，北京时间7时12分，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成功地把美国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B1”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向大会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
12月1日，东起江苏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开通运营。
1993建立市场体制
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在1993年仍然沿循着高速轨道飞速前进，但经济体制却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的模式虽然在国内已经有所打破，却还是不够。面对新形势，国家及时给出了明确信号“打破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进行国企改革”。在这以前，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行为是小心翼翼的，因为社会上对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从未停止过，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打开了国人的一扇门，也坚定了国家领导人继续深化改革的决心。
市场经济现身
1993年十四大召开以前，在中小学思想政治的课本上，对学生的教育依然是“商品经济”，“市场”二字还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安静的教室中，同学们在认真听讲。这是一节高二的思想政治课，讲台上的教师是任高二年级组长兼高二政治教师的王文洪老师。他正在讲解的是时事部分。他这天上课提的第一个问题是：“这几天谁看电视了？”这个问题一出，同学们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措，以为又要挨一番“批斗”了。老师一看如此情景，便笑说：“没关系，今天是说者无罪的。”同学们听后，纷纷表示看过。老师没有说什么，又问道：“谁看了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电视转播了？”这下教室里的同学愣住了，不过，还是有几个同学举起了手，表示看过。老师继续问道：“那你们一定看了李鹏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了吧？”那几个同学点点头，因为这个是会议最主要的啊，哪有不看的道理呢？但老师又问道：“那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报告当中有什么与咱们平时讲的不一样的东西吗，或你听到没听到你以前没听到过的词语呢？”这下愣的不止是没看过电视的，就连看过电视的都目瞪口呆了。老师顿了顿，说：“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首次在宪法中肯定了市场经济，这代表着国家在今后的改革中是以市场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那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它对于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和作用，我们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呢？今天我们这节课就来学习一下……”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一所高中学校的真实课堂，也反映市场经济开始进入中国各个角落。人民的反应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烈，好像这是一种理所应当。人们关心的不是口号的提出，而是真正政策的改变。邓小平讲得是对的：“口号代替不了米。”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来的终归要来，挡是挡不住的。当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时候，生产力必定会以它强大的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这一切冲破，与其让它冲破，不如我们给它修条运河，让它健康地沿着我们设计的路线前进，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夏天的夜晚还是那样的闷热，太阳虽然已经落山，它白天所发射出的能量还是一贯地留在了人间，使人心烦意乱。手中的扇子、房顶上的吊扇无一例外地吹来的全是热风。蚊子时不时地吹着喇叭在人耳边嗡嗡儿地叫，你越是着急拍越是拍不到它，只好由它在自己身上自由地寻觅吸血点，待它“血足饭饱”之后再图灭之。
低矮的厂房里并没有因为天气炎热而停工，工人们正在机床旁加紧忙碌着。这是远郊区县为一家国企加工的分厂。自从国企体制改革之后，他们有了自己的独立经营权，虽然一切还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自由，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工人们从最初的上班磨洋工，下班提前休息成了天天早到，夜晚恨不得时时加班。这种现象的出现，完全得益于工厂实行的承包制度。所有的工作均是承包到车间及至个人，你干得多挣得也多，同样，干得少同样挣得也少。这种按劳分配的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而且，许多工人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厂领导更是大力表扬这种具有创造性劳动的发明，以避免工人为了个人而保守这种秘密。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人们的收入切实提高了，随之而来的生活必然有了较大改善，继而更加努力工作，这样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他们当然支持这种改革。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1993年3月份，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的《关于1993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这个文件中提出，本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体制，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为重点，围绕把企业推向市场这一中心环节，加快企业改革。以加快价格改革为契机，配套推进财税、金融和计划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体系，加快以改革进口管理机制为重点的外贸体制改革，提高综合改革试点水平，切实做好新体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要点》的发布，代表中国的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商品经济（带有部分计划经济色彩的经济模式）真正地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这个曾经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特有的事物，这个从开始进入中国就遭到不应有的误解的事物，这个一直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却半遮半掩，不敢名正言顺出来亮相的事物，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被写进中国发展的历史，并且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郊区的加工点的厂长没有想到的是，在1993年10月份，当他来到总厂开会时，竟然听到更为让他兴奋的消息。他们各个分厂可以有更加自由的经营权，并且全厂通过竞标方式对厂中各种生产进行更大的承包，而且号召大家以个人身份进行参股。他们的企业从全民所有制的国企一下子变成了股份制企业。人人都可以成为厂子的主人，只要你愿意。有人还无法从这种突变中反应过来，但这个郊区的加工点厂长一下子抓住了这个机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总厂所有加工活全部承包下来，并且保证按质按量交活，这等于他一家分厂可以在同等的时间内完成以前六家分厂的工作量，这是何等的一个大的飞越。改变是这样的突然，以致于他自己在签订合同的时候都有点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但这的确是真的。
这只是中国所有国企体制改革中的一角，将企业推向市场，让他们尽快激发出更大的生产活力，在市场中尽快健全自己的经营，走上一条更加合理的道路，这个任务繁重，但并不能因为任务艰难就不走市场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也并不是所有企业的改组都是成功的，尤其是隶属于乡镇一级的那些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改革中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改组之后的国有资金流失，责任分工作不明确，等等。还有一部分企业政企分开不彻底，等等，严重阻碍了企业的正常快速发展。
1993年，市场经济以合法的名分出现了。它将带给中国什么样的变化，让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风云印记
1月22日，邓小平在上海肯定了上海的改革工作。
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2月1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
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
3月5日至7日，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和《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
3月15日至31日，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4月15日，天津市静海县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因犯有包庇、窝藏罪犯和非法手段阻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等罪行，触犯刑律，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
4月19日，国务院作出有关机构改革的决定，决定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
4月24日，国务院第二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
4月27日至29日汪辜会谈举行。
6月24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决定。
7月2日乔石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努力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
7月5日至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朱镕基在会上强调，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快形成统一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
7月20日至23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8月20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九十年代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
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
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
1994迈进
当历史走到1994年的时候，人们看到了市场经济这幅画卷的渐渐成型。1993年，北京市取消了最后一批粮票。这是一个隐喻，它告诉人们历史已经翻过了计划经济这一页，现在是开始向新时代迈进的时候了。
改革，改革，改革
三峡工程开工典礼
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上的三奶奶已经93岁高龄，她在这座长江边的千年古镇上生活了整整75年。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建，三奶奶成为了百万移民大军的一员。家人们担心老人留恋故土，不敢把搬迁的消息告诉老人。这一切老人都看在眼里，申明大义的她劝慰起大家来：“搬吧！大家的事，不能为我一个老太婆而耽搁。”她的孙子望着奶奶发潮的眼圈和僵木的表情，“扑通”跪了下去，哭得像个孩子。
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的党委副书记彭晓蓉三峡移民精神报告会上讲述的一个故事。2006年4月13日，这场由中宣部组织的报告会感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彭晓蓉是第一个上台的，她短暂的演讲先后8次被掌声打断，每次掌声都伴随着观众情不自禁的泪水。
这是发生在三峡移民报告会上的一幕，人们所做的全部牺牲都是为了三峡工程，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工程”。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这个跨世纪的庞大工程终于拉开了序幕。三峡工程总投资为1800亿元，将于2009年全部完工。工程完工后形成的三峡水库总面积达1084平方公里，淹没陆地面积632平方公里，范围涉及湖北省的4个县和重庆市的16个区县（市）、13座城市和县城、277个乡镇，动态移民120万人。
当然，事情总不可能是完美的。移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野蛮粗暴的强制措施，而在整个一二期移民迁建中，有些官员竟然将“腐败之手”伸向了移民资金。于是就出现了近200名侵吞移民资金的腐败分子。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的优良传统，但在经济领域过于集中的力量是市场经济的敌人。因此，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首先从打破垄断开始。这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联通的成立。
肩负重任的中国联通
在联通公司成立之前，我国公用通信网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邮电部集政府、企业两种职能于一身。缺乏竞争的结果是昂贵的价格和低下的服务质量，在当时，一部“大哥大”要两三万元，电话资费也是贵的出奇，中国电信市场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鉴于此，1992年下半年，原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联合向国务院正式提出组建联通公司的请示报告，报告特别指出，只有引入竞争，通信产业才能更快发展。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立，原电子工业部、电力工业部、铁道部、国家经贸委，以及十大股东的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这是我国首度在基础电信业务领域引入竞争，它标志着我国电信业的体制改革正式开始。
在联通打入手机市场后，消费者得到的是手机资费直线下降，同时也迫使电信运营行业服务不断提升。1995年联通开始在京、津、沪、穗4城建设中国第二个GSM网络。这一大胆举动迫使原中国电信被迫应战，使移动电话的价格从当时的每部2.8万元陡然下降到4000～5000元。
中国联通的整个电信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国家又对原中国电信进行多次改革，形成了电信、网通、移动、联通四大电信企业的格局。
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各大报刊杂志纷纷撰文纪念联通的发展历程，几大门户网站同样制作的专题。2008年是中国电信业的有一个重组之年，但奇怪的是人们对联通十四岁生日的庆祝异常热烈。果不其然，这次重组合并的结果是卖掉联通吞并了与自己规模相当的网通，新公司的名字仍叫中国联通，可见社会各界对联通这一品牌的历史意义有着共识。
1994年的改革同样发生在社会生活领域。这一年的开春，中国足球甲A联赛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是中国体育诞生的第一个职业联赛。
4月17日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国体育的第一场职业联赛开始了。那一场比赛的交战双方是四川对辽宁，当天有4万多人涌进了球场。有意思的是，那场比赛的主裁判是陆俊，担任巡视员的是龚建平，前者是中国最著名的金哨，而后者却因受贿蹲了大狱。
那时候很多人连“职业”这两个字的内涵都不甚了了，最大的印象是钱多了。在辽宁足球队生活的体委大院里，当众多冠军运动员、金牌教练员还过着清贫日子的时候，足球运动员们已经腰缠万贯，过上挥金如土的生活了。
不过正是这支辽宁足球队后来职业联赛最大的输家。在专业足球年代，辽足是十足的巨无霸，创下了十冠王的伟业，但在职业联赛开始之后，大量人才开始外流，加之自己经营不力，第二年就降级了。尽管1999年的时候辽足有过短暂的复苏，但终究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终于在08年又一次降级了。虽然未来辽足仍然可能复兴，但历史说明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了，计划经济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职业的后果是假球、赌球现象日益猖獗，中国足球迅速从巅峰衰落了。也许是因为钱来的太容易，没有人去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体育是社会文化的缩影，这个悲剧表明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理解还有欠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而不是无所顾忌的拜金主义，当然，这是后话了。
体制攻坚战
说到1994年的改革就不能不提到分税制的改革，这场改革重新梳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挽救了中央财政。
由于体制的原因，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中央财政陷入了严重危机。财政体制的弊病，从上海和北京可窥见一斑。上海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00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5年，年年财政收入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北京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北京每年财政增长从没有超过4%。中央政府在这种财政分配体制中表现得非常被动。当时出任财政部长的刘仲藜回忆说，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发不出去的境地。1992年，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元，其中，中央收入1000亿元，地方收入2500亿元，中央财政支出2000亿元，赤字1000亿元。中央财力的薄弱，直接使那些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国防、基础研究和各方面必需的建设资金严重匮乏。
这是分税制改革的背景。所谓分税制就是把所有的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种，中央和地方各吃各的，即所谓的分找吃饭，这是一个中央和地方艰苦搏弈的过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为了说服各省，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他奔波于全国，一一说服，其间颇多拉锯、妥协，但是，实行全国统一分税制改革的大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1994年开始，分税制正式开始实施，1994年～2002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7.5%，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此次改革使得中央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功能，能够做之前很多想做而力所不及的事情，比如加强了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增加科技与教育经费，加强了基本建设力度，以及实现了军队不经商等等。因此，分税制其实与你我息息相关。
在1994年里，中国在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上越走越快，联通的成立和分税制的实施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决心，而中国足球甲A联赛的开始，以及互联网的开通则见证了我们与国际接轨的坚定步伐，这是一个向着新世纪大步迈进的年份！
风云印记
1月11日 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开放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2月28日——3月3日 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在会上宣布：国务院决定从今年起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力争到本世纪末最后的七年内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八千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4月15日，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6月16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7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
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由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11月2日——4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朱镕基在4日的会议上指出，现代企业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我们要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进行各种形式的探索，不是要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股份制公司，更不是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上市公司。
1995新榜样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在一个以“时间就是金钱”为座右铭的时代里，英雄已经不是雷锋，也还没到超女快男的时代，而是那些企业家、商界巨子。当然也有例外，在1995年，一个叫孔繁森的共产党干部在中宣部的支持下也成为了当时家喻户晓的英雄，与之相对的，则是由高官变成阶下囚的陈希同。
理智与情感
名噪一时的秦池酒厂
1995年11月8日，北京中央电视台梅地亚中心，第二届央视黄金广告段招标会。这一天，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国企和它默默无闻的厂长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这位名叫姬长孔的厂长穿着一件式样陈旧的西装，在人群之中毫不起眼。当他以6666万元——高出第二位将近300万元的价格竞得“标王”的时候，全场都炸开了锅，“谁是秦池？临驹县在哪里？”众人问。姬长孔顿时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从当时的一张照片可以看出，在拥挤的人群中，在火一样蹿升的热情中，他还笑得不太自然，对这样的场面显然还不大习惯。但当年的结果证明，他成功了。中标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秦池就签订了销售合同4亿元；头两个月秦池销售收入就达2.18亿元，实现利税6800万元，相当于秦池酒厂建厂以来的总和。159尝到甜头的秦池在标王的歧路上越走越远最后不能自拔，不过这是后话了。
这时候的秦池是成功营销的榜样，在这一年中，日后教父级的商界领袖们开始了自己的长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柳传志和李东生。他的目标是夺回被外资占领的市场。
当时的柳传志决心在联想这一自主品牌的打造上放手一搏。他对出任微机事业部总经理的杨元庆说，“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与此同时，《中华工商时报》在一篇报道中用了这样的标题——《联想与“八国联军”拼市场》。俨然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民族保卫战。
在这一战中，联想拼了命将价格做到了跨国品牌的一半。杨元庆在一份报告中称，“我们把每台机器的组装成本由150元降到了38元。”就是凭借着惊人的廉价优势及民族品牌热浪的助推，联想经济型电脑席卷全国，市场份额节节攀升。到7月，调查数据显示，在个人电脑销售的前十大公司排名中，联想名列第五，是唯一入榜的民族品牌。正是在联想的示范效应下，中关村那些国产品牌公司如梦初醒，纷纷改弦更张，重树品牌大旗。到1995年底，战果已经非常显赫地展现出来。在一份“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品牌”调查中，排名前两位的是联想、长城，第三名才是IBM，前十位中国产品牌占到了六个。杨元庆不无得意地说，“不仅是联想，还有其他大公司，都在联手降价，这是民族工业的胜利。”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电视机行业，只不过主角换成了李东生的TCL。
1995年2月，美国《福布斯》首次发表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列入富豪榜的共有19人，首富是四川的刘永好兄弟。这兄弟四人靠养鹌鹑起家，进而在饲料行业潜心经营，做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在他们被评为首富之后，《经济学人》专门采访了刘家兄弟，文章写道，“在采访中，刘永好先生避开了关于他是否是一个资本家的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关乎理论；我对理论还没有进行过深入学习’，他还特别强调了希望公司的博爱之处，包括一些扶贫的计划，以此证明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
刘氏兄弟的谨慎不无道理，但市场经济的内在惯性已经把他们捧成了偶像。《福布斯》的这份富豪榜并不准确，但它最重要的意义是直截了当得在金钱和成功之间划上了等号。在此之前，人们所熟知和崇拜的商业明星要么是国有企业里的改革型企业家，要么是知名的乡镇企业家。也就是从此开始，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渐渐成为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价值标杆。
天使与魔鬼
山东聊城的孔繁森同志铜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级官员的角色变得尴尬起来。一方面是党员的身份要求他们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另一方面，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诱惑着共产党官员，他们手握权力却缺少监督，因此腐败的问题变的日益严重起来。1995年产生过两个极端的党员榜样，正面典型孔繁森与反面典型陈希同。
孔繁森是标准的党的好干部，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请人写了“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刚到西藏，他又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以此铭志。在崇高已死的当下，他的抉择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孔繁森历任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拉萨市副市长，阿里地委书记，每次期满都是主动申请留藏工作，在每一个职位上他都干的有声有色。孔繁森在道德上堪称完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清正廉明，爱民如子。他的廉洁竟然到了几乎自己都养不活的地步。由于生活拮据，1993年，他先后献血900毫升，用所得的900元补贴自己的生活。11月29日，孔繁森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时年50岁。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他牺牲后，江泽民总书记于1995年4月29日亲笔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也题词“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清官不易做，贪官就容易多了。这年4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宝森突然被发现死在北京怀柔的一座小山上，经过公安局反复检查确定是自杀。这件事迅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没多久，事实很快就出来了，王宝森是畏罪自杀，罪名自然是贪污腐败。他的死带出了另一位高官——陈希同。
官拜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是改革开放后落马的第一位政治局委员，与他位极人臣的地位相比，他的腐败堕落行为同样令人瞠目结舌。法院查明，陈希同任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个人非法占有对外交往中接受的贵重礼物，一共22件，总计价值人民币55万多元。他任北京市市长期间，和王宝森一起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市八大处公园和怀柔县雁栖湖畔修建两座豪华别墅，供自己和王宝森享乐，违规建造别墅及购置设备款共计人民币3521万元。最终法院认定的贪污受贿总额是500多万，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虽然陈希同的贪污数额记录早被后来者打破，不过以他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后来者中成克杰，陈良宇可以与之比肩。如此看来，说陈希同是后世的“榜样”也不为过。陈希同的倒台在群众中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表明中央惩治腐败分子是动真格的，但与此同时，公众的感觉并未有所好转。在国家统计局每年所作的抽样调查中，腐败问题都名列前茅，“反腐反腐，越反越腐”。这句群众中流传的口头禅说明了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
政与商在中国向来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商人渐成偶像的时候，习惯发号施令的官员们似乎感觉到了一丝落寞。不过孔繁森和陈希同的事例表明，清官和贪官都不会为此困扰，前者守身如玉，后者肆无忌惮，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榜样。
风云印记
1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的通知。这个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保护党员民主权利的专门法规。
4月10日 国家体改委制定《关于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实施要点》，主要内容是：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骨干和主导作用；二、积极推进以企业职工养老和失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城镇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三、巩固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四、加快培育市场，抓紧经济立法，改善经济秩序；五、继续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六、抓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7月19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文件。
9月25日——28日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议提出，“九五”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三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议提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1996祥和
1996年的中国就像是一辆平稳行驶在轨道上的高速列车，国内外一派祥和气象。
盛世之光
1996年11月8日，名扬天下的姬长孔和他的秦池再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梅地亚中心。在新一年度的央视黄金广告段招标会上，他说了一通让所有老板热血上涌的话，“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秦池的一夜暴富勾起了无数人的致富欲望，没有人怀疑经济会繁荣更繁荣。人们看到的是一幅灿烂的前景，消费市场空前活跃与繁荣，本土公司充满活力和激情。即使放眼全世界，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上去也是最成功的。《新闻周刊》在这年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每一个领域制造令人惊奇的巨大影响，从台湾海峡到美国商店的地板，这都是1979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所没有被预见到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开始出现。作为一股经济力量，中国正进入和改变着全球市场，有些时候甚至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新出版的《亚洲大趋势》中预言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无疑将成为亚洲的中心。
1996年是实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第一年，在今年中国经济延续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7884.6亿元，比上年增长9.6%。在1996年的最后一天，原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1996年我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对这一成就，党的宣传部抓住机会好好宣传了一把。毛泽东举全国之力未竟“赶英超美”，仅在改革开放18年后就轻松实现了。此后，中国的粗钢产量更是节节攀高，到2008年已经达到了5.02亿吨，占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8%，而1978年中国只占3%。
名噪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
不过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钢产量已经没有那么的意义了。靠粗放型的增长是难以为继的，况且中国生产的钢铁绝大多数是低端产品，国家需要的高端钢铁产品仍然需要进口。转变增长方式的呼声在1996年已经出现，但国家经济正是一片红旗飘飘，这样的呼吁似乎显得有几分落寞。
1996年出现了一本奇书，它的出现正好切合了当下的气氛。这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5位作者是大学毕业不久、30岁上下的文化青年。首版发行五万册，只用了20多天就赶印出版，吸引了全世界100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成为1996年最轰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书，先后被译成8种文字，美国驻华使馆还专门约请作者交谈，这被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一个象征性事件。作者在“前言”中开明宗义地写道，“美国谁也领导不了，它只能领导它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20世纪90年代前期到中期中美关系曲折不断，1992年美国售台150架F16战机，1994年中美发生黄海事件，1995年克林顿邀请李登辉访美，这些种种行为导致美国成为网络“愤青”们眼中头号帝国主义敌人。本书最大的主题是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提出质疑，并猛烈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亲美思潮，进而大胆地为中国的崛起呐喊。看完的感觉就像是要求上进的，心情愤愤不平的青春期少年，有激情但缺少条理。
此书出版后，市场上形成一个“说不”热潮，《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相继出笼，其他影响较大的还有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股为中国呐喊的民族主义气氛一直延续到现在，并在一个轮回之后的2008年大出风头。
新生
陈光
国有企业的发展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困扰中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传统体制下的国企根本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78年，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在重庆炼钢厂惊讶地发现：一台140年前英国造的机器竟然还在使用。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倒闭的公有制企业，以此为题材的新闻照片——《倒闭后的滋味》引起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
只有100多名工人、负债42万的沈阳防爆器械厂的破产，做出了这样的宣告——公有制企业同样可以有生有死，这对当时许多国有企业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从改革开放初期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在艰难而稳步地推进。
1996年，一个叫陈光的县委书记成了轰动全中国的先进典型，《南方周末》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选他为1996年年度人物，在《南方人物周刊》回顾三十年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那么，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这一年一开春，中央派出联合调查组赶赴陈光所在的山东诸城调查所谓的“卖光国企”事件。原来，陈光在主政诸城期间大力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他的办法是把企业卖给职工，实质上是大胆地进行了产权改革。从1992年起，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由此，陈光被冠上了“陈卖光”的外号。
诸城的改革完全取得了成功。其中“陈卖光”的代表作是诸城市农用车厂。当时北京汽车摩托车总公司正想进入农用车行业，到山东寻找合作伙伴。陈光给了他们一个惊喜：“一分钱不要，这个厂白送你们！”一家资产500万元的小厂送出去了，当年引进北汽3000万元投资，上马生产福田牌农用汽车。三年之后，诸城市从这家企业拿到的税收就不只500万元。这个小厂摇身一变，成了中国农用车的巨无霸——北汽福田。
改制之前，诸城和周围县城实力差不多。到2004年底，诸城的经济实力已是周围县城的3倍。现在诸城经济发展快，没有失业问题，找工人要到外地去招。来诸城的人看到这里的道路宽阔整洁，高级轿车很多，富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都是周围县城没有的风景。诸城GDP连续多年年均增速20%，美国泰森、沃尔玛、日本住友、伊藤忠等世界500强企业先后在这里落户，诸城一跃进入中国百强县。
陈光的改革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首先是小范围的，接着在1995年，《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刘健写的长篇通讯《话说陈光》。这篇报道红遍了全国，几乎没有报纸不转载这份报道。同年，刚开播不久的《东方时空》栏目将镜头对准了陈光。与此同时，某些理论家自居的人士则将种种耸人听闻的大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北京一些“左”的杂志骂陈光是“私有化的先锋”、“败家子”、“歪曲党中央精神”、“复辟资本主义的带头羊”。有的文章指责陈光“违宪”，要求法办他。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有了中央调查组的调查。
调查组最后的结论陈光而言好的不能再好了，报告中写道：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一个月后，朱镕基亲抵诸城，对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做法表示肯定。
1997年6月，陈光调到山东荷泽地区行署，先任地委副书记、常务副专员，半年后被任命为专员。在菏泽，他仍然继续着自己的激进改革，他把资不抵债的企业白送给人家换来投资，于是他的绰号也从“陈卖光”变成了“陈送光”。2008年初夏，52岁的陈光调任山东省省长助理。在改革官员中像他这样仕途顺利的并不多见。
风云印记
3月5日——17日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的决议》。
3月7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关于1996年国有企业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
4月24日——26日 中俄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7月19日——8月4日 中国队在第二十六届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共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和12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列第四位。
10月7日——10日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1997归
1997年是一个注定将被铭记的年份，贯穿全年的主题是回归。
伟人故去
谁也没想到，1997年的第一件大事是邓小平的去世。
元旦那天，北京小雪。住在北京三〇一医院的邓小平让人打开电视机，他看到中央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可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那边，走过来的那个，是谁啊？他问医生黄琳。黄琳说：“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屏幕上的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清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刚刚拍摄的，有12集。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在他的耳边把台词一一复述。每当电视里有一些颂扬他的话时，黄琳看到老人的脸上总会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医生们尽了全力，但还是没能挽回这位伟人的生命。2月19日21点08分，这个93岁的政治家与世长辞。
第二天一清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播音员们在电台和电视上一遍又一遍得宣读讣告，几百个城市哀乐齐响，公共汽车全部戴着白花和黑丝带，香港的三十八个地铁车站，哀乐持续了十分钟。从城市到乡间，全体中国人的心情变得无比沉重。人们自发地来到三〇一医院门口，想来为他送行。一帮年轻的大学生打出了“再道一声：小平您好”的旗帜。一个中年男子带着女儿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上，低声啜泣。还有一位来自天津的老伯，坐汽车，转火车，再转公交一口气赶了二百多里地，只是为了给小平送行。“是他让我们吃饱穿暖了。”他哽咽着说。
让无数人改革开放富起来的邓小平自己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死后，角膜捐给了医院，骨灰被撒向了祖国的大山大河。他生前时常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他用这种方式使自己魂归祖国大地。
1997年3月3日，《时代》创刊74周年之际，邓小平第八次登上它的封面，只是，这次他看不见一个轮回后外界对后来者的期盼：《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这期杂志在《告读者信》中称，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小平就位列其中。
邓小平是20世纪后期，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无论其处于何种集团或者属于何种意识形态，对他逝世的反映确认了这一点：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在国际社会，他将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美国总统克林顿同马萨诸塞州的政界领导人，在东波士顿的一家餐馆里得到邓逝世消息。他的第一句话是：“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
邓小平的逝世，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国际很多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情况。
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中央领导人排除了民间一些左派人士对改革方向的质疑，决心继承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把市场经济推行下去。
回归
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曾悲痛地表示，“一国两制”概念创造者无法亲眼目睹香港回归，感到十分难过及悲痛。
这确是一个遗憾，因为他一手推动的香港回归即将成为现实，但他已经无法体会那一刻的自豪与荣耀了。
但邓公一定知道，1997年是回归年，流离失散150年的浪子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这个主题在任何媒介上反复呈现。电视剧有《归途如虹》，《香港的故事》，电影有《爱在香港》，《婚礼定在回归日》等等，关于回归的影视剧、音乐、书籍大量涌现，更不用说传统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了。香港从精英到草根的各种人物，从CBD到市井的别样生活都成了描写的对象，所有的一切都在重复这个煽情的主题：母亲，游子回来了。
如果回归是场大戏，那么戏剧的高潮是7月1号零点的交接仪式。在这天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有着极浓的象征意味。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情。
6月30日的时候，香港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后来中外的新闻报道都提到这场不期而至的雨。从来没有一场雨像它承载了这么多的内容——大国沉浮，历史恩怨，政治家的荣辱，百姓的喜乐，以及双方截然不同的民族情感。英国记者说，“苍天在哭泣”，中国记者却用一句歌词来表达自己的感情：“闻报香江归旧主，喜泪长流。”
政权交接仪式现场
晚上23点42分，政权交接仪式正式开始，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在演说中说：“这一重要而特殊的仪式标志着香港在英国统治一百五十多年后，将从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带着英国人固有的傲慢和自尊，委婉得警告了中国人不要改变香港的制度，“1984年的《联合声明》对全世界做出了庄严的承诺，保证香港继续她的生活方式。”
在英国国歌的乐曲声中，英国国旗和香港旗帜徐徐降落，全体英国人表情肃穆，垂手而立。
英国国旗降到底部的时间经过了精心的计算，刚好是7月1日零时整。在同一秒，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开始奏起，另外两面旗帜升了起来，一分多种后，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飘扬在了香港的上空。
在全世界的目光注视下，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走到了另一侧镶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讲台，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今天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了！香港的新纪元开始了！”
这是中国人的时刻，不是英国人的，他们不愿意在香港多呆一天，不想看到一轮新的太阳。零点50分，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首相布莱尔，末代总督彭定康等一行人登上了皇家游轮不列颠尼亚号，连夜向着漆黑的大海中驶去。船上的人都愁容惨淡，心力憔悴。
在一篇名为《别了，“不列颠尼亚”》的新华社报道中，中国的记者是这样描述那一刻的：“从1841年1月26日英国远征军第一次将米字旗插上港岛，至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一共过去了156年5个月零4天，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
中国人已经等不及庆祝了，哪怕一秒。在江泽民演讲结束的那一刻，在三十五个中心城市的广场上，全部灯火通明，万众欢腾。南京静海寺的“警世钟”敲响了一百五十五下，上海黄浦江畔礼花齐放，天津人打出了“告慰小平，香港回家了。”在北京，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地上“雄狮”“长龙”齐舞，天上烟花烂漫，京城如同白昼。
黎明时分，天开始亮了。只不过，从今天起，一切都是新的。街上的米字旗换成了中国国旗和区旗，警察的称谓由“皇家警察”变成“香港警察”，警帽的徽章由狮子变成紫荆花。对香港的十八万公务员来说，只是政府的名称变了，其他一切照旧。邓小平曾用“股照炒，马照跑，舞照跳”来形容他所说的“五十年不变”的政策。一个平稳过渡的香港是对邓公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屈指一算，到今年香港回归已经11年了，所有经历过那一刻的中国人无疑都会刻骨铭心，所有的民族感情上升到顶峰。但香港的意义不只是爱国主义这么简单，香港是东方明珠，只有大陆变得像香港那样繁荣时，才是中国之福。
风云印记
1月27日至29日，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29日，江泽民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
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
4月26日，彭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11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1998抗洪
1998年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肆虐的时候，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但这一切被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水夺走了注意力。
地雷阵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明的决心。这位被反对他的人称为“经济沙皇”的铁腕总理将肩负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危机的重任。在国外，东南亚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出口下滑，人民币受冲击；在国内，内需不振，国有企业连年亏损，已经积重难返。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都在看着他如何出牌。
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朱镕基以2890票赞成，29票反对，31票弃权的得票数成为新一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虽然掌声是所有大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这次有所不同，经久不息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以至于大会主席胡锦涛数次想要继续下面的议程都被掌声淹没。
一位连续十年采访过两会的记者说他“从来没见过这么热烈的场面”，旁边一位资格更老的记者说：“我见过，那是在周恩来时代。”
自上一年起，金融大鳄索罗斯袭遍东南亚，全无对手，接着他把目光瞄准了中国。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严格的外汇管制是中国避免国外炒家直接攻击的关键原因，但这不是说中国就能置身事外。由于亚洲主要货币都在大面积沦陷，力保人民币不贬值就成为当务之急。中国作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人民币如果“失陷”，将让已经陷入绝境的各国雪上加霜。
1997年10月底，朱镕基受邀在世界银行在香港举办的年会上演讲，他郑重宣告，“中国将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承担稳定亚洲金融环境的历史责任。”此言一出，在场的亚洲各国领袖大松了一口气。《远东经济评论》说，“中国第一次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展现了经济大国的风范。”
为了捍卫人民币不贬值，中国承担了空前的风险和压力。受金融风暴影响，一向形势不错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当时，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然而，朱镕基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中国经济的独立性和独特性。那一年中国经济增长7.8%，没有完成8%的预定目标，但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了软着陆。
1998年朱镕基还做了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决策，那就是做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承诺。谁都知道国有企业的烂摊子比人们想象得还烂。这年，财政部的新闻发言人曾在一次情况通报中公布了一个信息：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年～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81%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然而，出乎所有观察者意料的是，朱镕基竟如期总现了他的承诺，他动用的办法就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其方法与陈光类似，只不过决心更大，更有魄力。总之，最后的结果是这个目标竟然顺利实现了。
抗洪
用身体挡住洪水的解放军战士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也带来了无穷的灾难。1998年，长江爆发全流域型的大洪水，为1954年来所未见，同时东北的松花江和嫩江也爆发洪水。
当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不期而至的时候，在党中央的一声令下，三十多万解放军精锐部队从全国各地赶往灾区，用身体堵住洪水的方式保住了长江大堤。六百万百姓与解放军一起保住了大堤。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职责远远不是保家卫国这么简单，他们是人民的守护神，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解放军。汶川地震后，奥地利《新闻报》曾感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应对灾难的能力像中国军队这样出色，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军人无疑是困境里的救星。在长江千里干堤上，解放军和他们鲜艳的红旗是当地百姓的信心所在。
这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搏斗，人定胜天从来只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理想。一位战士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这是人与水的肉搏战，可我们却只有防守之力，没有还手之术，这比真正的战争还残酷。”
人不能胜天，但至少能用血肉之躯抵挡它的进攻，只不过要达到人类承受的极限。《中国青年报》记者刘武写下了这样两个故事：“在监利的长江干堤上，我亲眼看到一名18岁的解放军战士扛着土包倒下，现场的医护人员赶紧扒光他的衣服，用酒精擦洗他的身体，输葡萄糖，灌十滴水，但半个多小时过后，他依然未能睁开双眼。年轻的生命在极限的边缘游走。”“到洪湖的第一天，我便得知一位22岁的青年农民吐血累死在大堤上。他连续奋战了40多个昼夜，当人们把他送往医院，他满怀遗憾地说：‘我以为年轻可以扛得住……’。”
在所有抗洪英雄中，最著名的是一位叫李向群的年轻战士，他牺牲在了抗洪大堤上，当时才21岁。江泽民主席专门为他题词：“努力培养和造就更多李向群式的英雄战士！”
李向群也是累死的。扛沙袋，他总比别人扛得多；挡洪水，他总是第一个跳入江水里挡浪涌、垒沙袋；别人休息，他在巡堤。就这样，先后9次抢险的李向群终于累病了。8月17日，他所在连队奉命出征。他溜出医院，来到了大堤上，强支病体扛着沙包，跑了一趟又一趟，终因极度虚弱疲劳心力衰竭，一个踉跄栽倒在大堤上。在送往医院抢救的路上，他苏醒过来后吃力地说：“不要让我住院，我要上大堤……”话未说完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紧急转移
他的追悼会是8月28日下午进行的。中午11时刚过，南平大街上便有一队队、一群群臂戴黑纱、胸佩白花的群众，冒着霏霏细雨，潮水般涌向会场。早到的人们已站满了宽大的会场，人群还在不断涌来，周围高楼的阳台里、屋顶上，甚至围墙和树上，都挤满了人，他们要和烈士作最后的道别。追悼会场摆满了花圈，烈士的遗像高悬在深蓝色的帷幕上。“为人民战洪魔流芳千古，保大堤献青春英名永存”的挽联在风雨中飘荡，像他不舍离去的灵魂。
在第四次洪峰逼近沙市的时候，湖北公安县在转移群众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叫黄水套码头，由于没有跳板，临时征用的六条船成了摆设，众多群众被堵在码头。无奈之下，有人提出“搭人桥”，话音一落，100个民警跳到江水里，迅速搭成6座“人桥”，让老人、妇女、小孩一个个从身上踩过去。民警们背上被踩出了血，颈部被踩破了皮，没有一人说疼，没有一人叫累，大家承受着压力，忍受着痛苦。在一个70多岁的老人通过“人桥”时，突然一晃，失去平衡，一脚踩在民警王方勇的颈椎上，王方勇顿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但他咬紧牙关，坚持送走了最后一批转移群众。后经诊断为软组织严重损伤。民警们就这样坚持了3个多小时，把1000多名转移群众安全送到了对岸。
江泽民在总结抗洪精神的时候把它归纳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
直至今日，看着那些图片，那些故事，仍然会让人热泪盈眶。
抗洪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人民战争。三十多万名军人，八百多万干部群众，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鼎力支援才保住了取得了这场人民战争的胜利。
风云印记
1月15日至17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工作会议。
2月23日，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5月2日，“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大学校长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60余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和国内30余所大学的校长参加了开幕式。
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庆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宣告成立。
5月24日，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第一届立法会选举。
6月25日至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进行为期9天的国事访问。
9月15日，杨尚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纪念大会。
1999“大事喜事多”
时间的长河缓缓流到了20世纪末。这个交织着国人耻辱、血汗、辛酸和欢笑的百年终于走到了尾声。1999年，“神舟”号升天、盛大的国庆阅兵式、澳门回归等大事喜事，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富强，埋下了美丽的伏笔。
世纪大阅兵
“升国旗、唱国歌！”随着贾庆林下达的口令，全场肃立，悄然无声。天安门城楼对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军乐团指挥台上，穿军礼服、带白手套的总指挥抬起了双臂。
时间定格在1999年10月1日10时4分，此刻的国歌，尤其显得慷慨激越。
这年春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便是这年7月，李登辉抛出了“两国论”；这一年，日本众多政界人士参拜了“靖国神社”。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内在怀着激奋。于是，大国的声威，人民的底气，全部凝聚在这一刻，天安门广场！
国歌完毕，江泽民同志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接受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报告后，在鲜明的旋律中，乘坐敞篷车检阅陆海空三军部队。此刻，代表着共和国武装力量构成的42个方队整齐列阵东长安街。这蜿蜒2公里长的受阅队伍，是1万多名官兵和400多辆战车组成的钢铁巨阵。
千人军乐团高奏阅兵曲，江泽民乘检阅车徐徐向东。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军部队；这是共和国本世纪最后一次国庆盛大阅兵。
10时36分，当江泽民在天安门城楼发表了讲话后，军乐声回荡在天安门上空，气势磅礴的阅兵分列式开始了。
火红的“八一”军旗，在共和国三军仪仗队156名官兵护卫下，首先通过天安门。
接着，17个徒步方队，近6000名官兵步起步落，那脚步声整齐、铿锵，表达了人民军队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作风、铁的纪律，承载着人民的信任与自豪，走向未来。
忽然雄风逼人而来，由坦克、步兵战斗车、装甲输送车、牵引火炮、自行火炮，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舰对舰导弹、地空导弹、地地导弹等409台（辆）地面装备组成的25个钢铁方阵，挟雷裹电般地席卷而来，一路呼啸，一路豪情。人民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万钧霹雳之力，献给共和国母亲一首和平、自由、独立、尊严的壮歌。
与陆军的铁甲群雄相呼应，海军的舰空、舰舰导弹，车载的空军防空低、中、高空多种型号地空导弹，从长安街隆隆驶过，巨车长剑，气势巍然，纺织成蓝天火网，筑就海上长城。
九天之外，蓝天骄子，架长风呼啸而来。9个机种、15种机型、132架战鹰，第一次组成三军航空兵联合编队，于11：05分20秒至11：12分19秒，飞临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他们带着巨大的轰鸣，和着地面战车驰进的隆隆声，像是人民深沉的情感，在向那些为了民族自由和复兴的英雄们致敬。楔形、箭开、菱形、三角形，刀裁斧切般的铁阵，连接起132对搏击长空的翅膀，仿佛向世界宣告，这片自由美好的天地，神圣不容侵犯。
11时13分，军乐团奏完阅兵曲最后一个音符，历时1个多小时的阅兵完美落幕。作为新世纪的献礼，这次阅兵将永载史册，激烈我中华民族繁荣康盛，自强不息。
时隔多年，提到这次阅兵，网友依旧兴奋不已：“那时候我刚上初一，看了之后晚上激动得没睡着，想当兵都想疯了……”。另外，由中国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世纪大阅兵》在意大利布拉恰诺市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军事纪录片电影展上荣获“影展评委会特别奖”。
“三次落泪”
“一千多年了，多少代人生生死死，偏偏让我们赶上了梦想实现的一天。再过一百年、一千年，可能什么总师、什么航天员都会被人忘掉，但载人飞船上天这一刻，记的，这光荣和自豪不用我们自己来说……”那天，在“长征2号F”运载火箭出厂参试的“双想”（回想、预想）动员会上，负责火箭研制和发射试验的总指挥黄春平第一次落泪。
这次会上，他讲到了载人航天的意义，讲到百年近代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讲到科索沃战争，讲到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讲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讲着讲着，眼泪不知何时湿了面颊。会场一片鸦雀无声。
这一次，他流的是激动的泪。
在来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之前的学习会上，黄春平和同事们回顾这些年的坎坷。在说到工作中有不被理解和误会时，当时61岁的老人情绪激动，说不下去。正是那颗赤城的心，那一腔的热血，使他泪流满面。
这一次，他流的是委屈的泪。
1999年11月20日，将“神舟1号”飞船送入太空的“长征2号F”运载火箭首飞试验成功。在一片沸腾和欢呼声中，黄春平放声大哭，高兴、激动，说不清来由的泪水一涌而出，他从指挥控制中心一直哭回到宿舍。
“火箭是玩‘火’的，是不能失败的事业。”如今，“长征2号F”火箭首次试飞成功，背负了巨大压力的他，是该好好发泄一下了。
这一次，黄春平流下的是幸福的眼泪。
和黄春平一样，太多的人在“神舟1号”身上付出了自己的心血。他们的汗水没有白流，11月22日的报纸上，登载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消息：
“北京时间1999年11月21日凌晨6时30分，中国第一艘‘神舟’宇宙飞船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并于凌晨3时41分在内蒙古中部预定落区成功着陆返回。”
当时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迷。一些国家得知消息后，带着猜疑和惊诧纷纷发表评论：
“中国已经掌握了载人航天技术！”
“中国将成为世纪航天领域新的力量！”
“神舟1号”的发射成功，极大增强了国人的信心，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为以后的“神舟”系列飞船的成功做了完美的铺垫，是我国载人航天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九九归一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的真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七子之歌》。那深情的声音，曾经让亿万国人魂牵梦系。1999年12月19日午夜，澳门政权移交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场馆内举行，离家的游子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数百年的梦了，今日终于得圆。
其实早在1945年，国民党便可轻易收回澳门。9月9日，蒋介石电令张发奎率国民党军队和英国军队在香港共同接受了日本军队的投降事宜。在胜利情绪的激励下，张发奎所率的军队内部有一些爱国官兵纷纷要求乘机收回香港和澳门。如果按照当时的军事实力来说，国民党军队已经抵达香港新界的北部地区，完全有力量可以迅速攻占九龙并一举将整个香港和澳门都收回。就单纯的军事观点而论，国民党军队内部当时就有人作出军事预测，如果港英当局和澳葡当局不同意和平归还被占的香港和澳门，那么国民党军队只要派遣一个师左右的兵力就可攻占香港，而对于澳门来说，则只需要派遣一个营的兵力就足够了。
可惜的是，国民党当局竟然放弃了收回香港和澳门的大好机会，国民党中央政府在答覆各省参政会要求收回澳门的建议时，作出了这样的批语：“关于收回澳门，参政会曾有此项建议，经交外交部核办，据称：目前国际形势之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因此，尽管中国军民强烈要求收回澳门，但国民党终于没有能够实现中国人民要求收回澳门的强烈愿望。
令人欣慰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流浪了数百年的澳门终于回家了。那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祝大会在澳门举行。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天是澳门同胞和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庆的日子。在这个庄严的历史时刻，我们深切怀念邓小平先生。他以伟大的政治气魄和非凡智慧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澳门的胜利回归，是继香港回归后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树立的又一个历史丰碑。江泽民说，中葡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澳门问题，这一政治决断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明智之举。澳门问题的成功解决，为中葡两国人民的友谊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
那一天，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华人侨胞更是激动万分。
“澳门回归祖国后，我们海外华人感到，背后有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靠山，创业也更有信心了！作为一个在澳门出生长大的中国人，我相信澳门回归后一定会更加安定和繁荣！”蔡文显深情的对记者这样说。曾经旅居葡萄牙的他，亲身领略了身处异国他乡的风风雨雨，潮起潮落。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葡华人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种种危机，处境堪忧。蔡文显深深感到，华侨华人的命运是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只有祖国强盛，华侨华人的腰杆才能硬起来。澳门回归，证明了祖国日渐崛起的事实，使他很受鼓舞。
澳门的回归，是世纪之交最大的喜事，让国人对另一个游子——台湾的回归更加充满期待，充满信心。
风云印记
1月13日至15日，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3月5日至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
5月7日午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造成馆舍严重毁坏，3人死亡，20余人受伤。
9月，中国获准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
2000世纪龙腾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国际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于2008年拜访马英九时说的话。世纪之初，大国锋芒初露。恰如巨龙腾空而起，叱咤风云，世界瞩目。
人类基因组草图“中国卷”提前完成
1999年9月，中国获准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成为唯一一个加入该计划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唯一意义重大，标志着中国在这一科学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国承担该计划1%的研究测序工作，与其余的美、英、日、德、法五个发达国家进行合作。
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组织中国合作者、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杨焕明教授介绍说，基因，是决定一个生物物种的所有生命现象的最基本的因子息的载体，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DNA就是基因的实体。杨焕明说，人类的遗传物质是DNA，它的总和就是人类基因组，人体估计有6——10万个基因，由大约30亿碱基对组成，分布在细胞核的23对染色体中。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用大撒网的方法，将人的所有基因一网打尽，即测定人类基因组的全部DNA序列，从而解读所有遗传密码，揭示生命的所有奥秘。这项计划一旦完成，我们将清楚地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色盲，为什么会发胖、秃顶，易患这种疾病而不是另外的疾病等等。正由于此，它是一项改变世界、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科学计划。
2000年4月底，中国科学家按照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部署，完成了1%人类基因组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工程，它对于人类认识自身，推动生命科学、医学以及制药产业等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经过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人类基因组序列的‘工作框架图’已经绘就，这是该计划实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类基因组序列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用来为全人类造福。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中国政府共同支持的国际公共领域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中，中国承担了该计划的一些工作。我向我国参与这一工作并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国际上参与这一研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我国科学家再接再厉，为人类基因组最终序列图的完成，为我国在功能基因组学中的创新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6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我国参与该计划的科学家的贡献。
人类基因测序和基因专利不仅对人类的自身认识意义重大，也会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在1997年，AMGE公司转让了一个与中枢神经疾病有关的基因，获利3.92亿美元。洛克菲勒大学，因为申请了一个肥胖病基因专利，迄今已有1.4亿美元进账。
悉尼奥运
占旭刚夺冠，振臂欢呼
2000年9月16日，第27届夏季奥运会的在澳大利亚悉尼隆重开幕。
“冠军谁都想拿，但不一定只有拿了冠军才好，对我来说发挥出最好水平就行了。这个级别对手实力比较接近，谁赢谁都困难，我不怵任何对手，大家在悉尼好好比试一下吧！”赛前，曾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70公斤级举重中获得金牌的占旭刚平静地对记者说。他的教练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这次去悉尼的目标就是冲击金牌，他有这样的实力和潜力。这两年他训练很扎实，腰上的旧伤现在反而恢复了，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他寄予希望。”
这次占旭刚参加了77公斤级比赛，在抓举以160公斤排名第四的不利情况下，奇迹般地挺起了207.5公斤这个从来没有举起过的重量，以总成绩367.5公斤与希腊选手米特鲁持平，凭借体重轻蝉联冠军。成为中国男举蝉联奥运冠军第一人。
在悉尼奥运会上还有一个甜蜜插曲，与占旭刚相恋多年的空姐女友姚健，向民航总局领导请示，改飞澳大利亚航班为占旭刚加油。当占旭刚看到女友在观众席上为他助威时，激动的占旭刚感觉有了无尽的力量。凭着这股力量，他获得了冠军！
而在这次奥运会为中国队夺得首金的，却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小将陶璐娜。女子气手枪项目，不仅考验选手的技术和体力，还有对意志力也有很高的要求。陶璐娜承受着种种压力，经过3个多小时比赛，终于凭自己的实力以690.4环的成绩获得金牌。
那一刻，举国欢呼。陶璐娜立刻成为亿万国人的英雄。在媒体的采访中，她的一句话最发人深省：“我没有去想能不能拿金牌。”
随后，2000年9月28日，桑雪联袂李娜夺得女子跳台双人金牌。引得美联社惊呼：“中国垄断了跳水比赛。”
9月30日，18岁的陈中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也是世界跆拳道史上的第一枚奥运金牌，实现了中国跆拳道“零”建立到“零”突破。跆拳道1994年被正式列为2000年奥运会比赛项目，中国在1995年才正式组建了跆拳道队，国外人士断言中国要获得这一项目的奥运金牌至少还要10年。而陈中的夺冠把这个进程整整缩短了5年。
这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311名运动员参赛，以金牌28枚、奖牌总数59枚的优异成绩一举跃入了奖牌榜世界三强行列，这两项指标不仅都创下了中国自参加奥运会以来的单届最高纪录，而且均名列世界第三位。仅9月22日一天，中国就日收6金，创下了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历史上单日夺取金牌数的最高纪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2月21日至2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央决定从今冬明春开始，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农村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
江泽民同志发表讲话
25日的讲话中，江泽民总书记第一次比较全面的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首先强调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能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组织严密、更加行动一致、更加朝气蓬勃，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江泽民要求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江泽民指出，总结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所有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这“三个代表”，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党员、合格的党的领导干部。
“三个代表”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新世纪的一部解放思想的政治宣言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经验特别是50年执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从根本上说明了我们党执政的基础、执政的内容、执政的任务和执政的要求。是对党的50年执政经验的最新概括，是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风云印记
1月5日，全国第三次“三讲”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1月26日零时45分，我国研制的运载火箭“长征三号甲”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中星—22号”卫星发射升空。
2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题为《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白皮书。
2月2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
3月11日，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在北京闭幕。
2001融入世界
2001年，是世界对中国敞开怀抱的一年。申奥成功、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这个东方古老的文明大国，昂着头，带着自信的微笑，迈着坚实铿锵的步伐，从容地走向世界，融入了全球大家庭。
百年梦圆
2001年7月13日晚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
北京时间2001年7月13日终于到了，这注定了是一个让人绷紧心弦的日子。莫斯科大剧院，这个曾经上演过无数戏剧、接纳过无数观众的地方，在那天让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了它的观众。
2008年奥运会申办开始了！
当天13时，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召开了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做最后的陈述报告。申办的5个城市都将进行45分钟的陈述，并留有15分钟回答委员的提问。陈述的顺序依次是日本的大阪、法国的巴黎、加拿大的多伦多、中国的北京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北京是在晚上7点开始陈述的。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首先发言，他说：“对于北京申办过程中所做出的每一项承诺，中国政府都是支持的，而且将尽一切努力协助北京兑现其承诺。”183随后，北京申奥会主席、北京市市长刘淇和北京奥申委执行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依次在演讲中做出承诺，这样，在政府层面，为奥运会的举办提供了坚实的后盾。随后体育专家北京奥申委体育主任楼大鹏和北京奥申委秘书长王伟分别介绍了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技术条件和北京的基础建设规划，他们尽力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展示细节和真实的信息。接着，邓亚萍、杨澜和何振梁的演讲，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奥运会的期盼，整个讲述情感丰富，以情感人。同时，在北京代表团的演讲过程中，还播放了三部宣传片作为背景衬托，将中国的文明精彩地展现给了世界。
为了这短短的演讲，北京代表团的成员们付出了艰苦的准备。从主讲成员到每个工作人员，对此都十分重视。无论在国内还是到了国外，代表团成员都要反复演练和修改。在北京时间7月10日9：30分，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乘坐的专机离开北京往莫斯科起飞后不久，他便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全宇虹和运动员代表郎平、黄志红叫到了前舱，让他们当听众，他要做演讲“彩排”。他说：“13日我要面对所有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我希望这份陈述报告能打动他们。”北京申奥形象大使、著名主持人杨澜的那份演讲稿，首先是她与专家小组从陈述报告中精练出约20分钟的演讲稿，后来又经过反复修改才确定下来，为了做到以情感人，她反复演练，最后还接纳了张艺谋导演的提醒：在陈述时眼神应注意与台下的交流。为了做陈述报告时一气呵成，邓亚萍在等待入场的时候，还一个人对着墙壁反复背诵她的讲稿，以至于大家都笑她在“面壁”。代表团力图做到精益求精，甚至在演讲时眼镜放在鼻梁的哪个位置都有讲究。
2001年7月13日21时15分，国际奥委会评估团主席介绍考察5个申办城市的情况。之后，进入最为紧张的投票环节。
21时55分，国际奥委会委员开始了2008年奥运举办城市的投票，一时间空气仿佛灌了铅一样。22时第一轮投票结束，日本大阪被淘汰，第二轮投票随即开始。
开始在22时、结束在22时05分的第二轮投票，简直让人窒息，这短短5分钟后来被人们称为“最漫长的等待”。终于，投票最后的统计结果出来了。姆巴伊，这个来自塞内加尔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也是当时负责监票的总协调员，他将结果装进信封，然后迈步走向主席台中央的萨马兰奇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在所有的目光中，有一个人的目光异常炙热，那就是何振梁。这个为申奥奔波多年，在1993年的蒙特卡洛深深经历过申奥失败痛苦的老人，眼睛死死盯着姆巴伊，他想去解读姆巴伊的表情，他急切地想从好朋友的脸上看出点什么。姆巴伊面带微笑，似乎充满暗示，又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姆巴伊走过了何振梁身边，何振梁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何振梁突然发现姆巴伊轻轻对他眨了眨眼睛，这在旁人几乎觉察不出的动作，立刻令他快到嗓子眼的心稍微落下了点。可是，何振梁的神经一刻也未松过，在萨马兰奇正式宣读结果前，他丝毫不敢大意。萨马兰奇与姆巴伊交谈几句后，接过信封向宣布台走去。何振梁一直追寻在姆巴伊身上的目光正好与萨马兰奇对上，萨翁察觉出了他的目光，向他微微点了一下头。何振梁明白，北京至少已有99%的把握。
“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是——北京”。
萨马兰奇带着西班牙口音的声音宣布：北京赢了！会场中的宁静终于瞬间崩开了，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欣喜得狂呼出声，兴奋的人们将会场燃烧至沸腾！何振梁，他的眼睛终于柔和了下来，再也忍不住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回眸两次申奥，何振梁感慨万千，“第一次申办没有成功，面对全世界的媒体，我只能强忍着泪水；回到房间后，我哭了。”“这次，我可以奔放、自由地宣泄自己的感情了……我的眼睛在哭，我的心里却是甜如蜜糖一般。”
两次流下的泪水，却有着不同的滋味，这一次是兴奋的，是喜悦的。
“2001年那次申办成功后，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排成长队，逐个上台来和我拥抱，祝贺我们北京申办成功，当时中国台北的委员吴经国上台的时候，我一看见他忍不住眼泪就要下来了，我们所有炎黄子孙的同一个梦想今天终于实现了！”
是啊，炎黄子孙的百年奥运梦终于实现了！整个华夏大地那晚都沉浸在了圆梦的兴奋和激动中。
从天安门广场到黄浦江畔，从古城西安到南国广州，从大兴安岭到南沙群岛，从天山南北到青藏高原，人们莫不喜极而泣，激动莫名。
当晚，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全国上千万群众自发走上街头，彻夜狂欢；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也欢欣鼓舞。鞭炮声、欢呼声、汽车喇叭声回荡在华夏大地的上空，排山倒海，气势如虹。中国人一向含蓄内敛，可这个夜晚，笑得那样尽兴，那样骄傲。
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北京中华世纪坛参加盛大庆祝活动，江泽民激动地发表了讲话；随后，他们又来到天安门城楼，在广场狂欢的氛围中与民同乐。
之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奥运会的筹办工作，积极投入，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努力，2008年，中国向世界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为百年奥运梦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一槌定音
中国代表团团长石广生于2001年12月11日晚在多哈签署中国入世议定书。
2001年12月12日上午8时45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早早戴上了洁白的手套，他们要迎接一份文物，据他们介绍，“接收每一件重要文件之前”“都必须戴白手套”，可见他们对这件文物的重视。它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记者从多哈带回的，此刻正被小心地放在一个铺着红毯的托盘中，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刘宗明将把它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它被专家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家一级文物当时只有2000件，毛主席戴过的八角帽，孙中山戴过的帽子，开国大典使用的话筒，等等，都是一级文物，而这个托盘中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文物呢？
原来它就是“一槌定音”地敲响了中国跨入世贸组织第一步的“入世槌”。它是中国用了15年时间最终成功入世的历史见证！
是啊，15年，在2001年12月11日终于取得了成功。15年前的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从此开始了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漫漫征程。1992年中国贸易体制的审查得以完成，而2001年，双边市场准入谈判也告结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全部谈判在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中全部结束，这为中国最终加入世贸组织创造了绝佳条件。
当地时间10日18时30分，在多哈喜来登酒店萨尔瓦会议大厅，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席、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卡迈勒宣布：大会开始讨论下一个重要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草案在卡迈勒轻轻一槌下获准通过。这轻轻一槌，分量却极重，它标志这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了第143个成员国。时任外经贸副部长的龙永图感言说：“中国完成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使命。”
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中国顺应全球化潮流、融入世界的又一铿锵步伐。
风云印记
2001年1月10日1时0分，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次飞行试验圆满完成。
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关于纲要报告等决议。
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齐聚上海，宣告欧亚大陆一个新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10月21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科技馆举行。
2002全面奔小康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大雅·民劳》中，诗中写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这句话的意思是人民的生活十分贫苦，安康的生活是他们的希望。后来在《礼记·礼运》篇中小康正式作为一种人们理想的安居乐业生活而被提出。2002年十六大召开后，一时间“小康”成了中国老百姓的流行词汇。“小康”的流行正说明了国家政策对人民生活的重大影响，也表现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小康”生活的空前热情。2002年是全国人民齐心奔小康的一年，但在海峡的另一端却传来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它提醒喜悦中的人们一定要时刻牢记还需要继续为祖国统一之路而努力。
“小康热”刮遍神州
“赶着牛娃，奔小康！”这句话在整个2002年里马学龙不知说了多少遍，你如果把这个常把小康挂在口边的人当成了个十六大精神宣传员，那么你就错了，马学龙只不过是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永建镇小茂林的普通村民，他之所以把“小康”当成口头禅，是因为他确实体验到了小富既康的幸福。
2002年马学龙37岁，是个远近有名的个体户。在1998年前，马学龙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汉，转变来自于1998年年末的送技术下乡活动，省里生物科学院的专家带来了养牛的经验技术，从此，马学龙走上了养牛致富的道路，每年都有十几万的收入。2002年春节前，马学龙卖掉了一头8岁的种牛，挣了10900元，除此之外，栏里还有12头被人争着预定。
马学龙富了，乡亲们都知道他是个“小康”，很是羡慕。马学龙自己却说，吃水不应该忘记挖井人，他的富裕是靠党和组织的帮助，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乡亲们摆脱贫困。为了能够使种牛更加适合在巍山生长，2001年他用掉自己多年的积蓄，无偿向乡亲们推广了冻精改良牛500多头，一头改良牛可增加收入1500元至3000元，用不了几年，全村人都会富起来。
在马学龙带着乡亲们奔小康的同时，在中国的另一边——深圳特区，人们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来向小康奋进，陈国花就是其中一位。陈国花退休前是四川省一所国企的职工，退休后她来到了深圳女儿家。女儿家的电脑引起了她的强烈的兴趣，曾经她连电脑为何物都不甚清楚，后来竟学会了用电脑看股票赚钱。陈国花的经历是很多深圳人的感受，改革开放前，电脑在深圳还是个稀罕物，甚至连电话都很少见，到了2002年，深圳每100户家庭就有71部电脑，而且大都上了网，信息化已经成为深圳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小寨村是位于云南西南部中缅边境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共有120户佤族居民。这个村庄的特别之处是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原始社会，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步过渡到了社会主义。自从小康社会提出后，全村人始终坚定信心对奔向“小康”满怀斗志，在政府的帮助下，与上海市杨浦区结成了帮扶对子。经几年的努力，村里很多住户都盖起了新房，现代化家电也进入了各家各户。从外面进村，不知情的人俨然以为进入了一个新兴的小镇，村里的公共设施一应俱全，科技文化室、卫生室、兰球场、木鼓房等满足了村民学习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2002年11月24日，十六大圆满闭幕，在这次大会上全面奔向小康社会再次被提上议程，这是顺应民意的一项决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是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上作的报告，这个报告给党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新的阶段性目标。其中要求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一号召，让参与会议的十六大代表们个个激情满怀、热情澎湃。
几日后，央视的焦点访谈曾对十六大的民意情况做了一次全民性质的调查。调查人员发现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人都在为同一件事奔忙着，其中有人冒着雨雪，有的坐着长途汽车、火车，他们中有风华正茂的学生，还有年过半百的老人，让他们如此忙碌的事情就是听十六大的报告会。一个大学生说：能够学习十六大的精神，自己感到十分高兴，回去之后要把十六大的精髓带给同学们。一位机关干部说：听了报告以后，我们感觉到像喝漓江水一样甜，像三花酒一样香，确实很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坚定我们的信心。
台独势力的抬头
热衷股票的人都会对2002年8月5日印象深刻，因为这一天是台湾股市大暴跌的日子，盘中指数跌过280点计算，台北股市股票市值就损失近5000亿元新台币。据统计，当天台湾的股市是“9.11”以来最大的跌幅。在那一天每个台湾民众的损失达到21700元新台币之多，相当于台湾平均月工资还多一半。这次股市的强烈震动，既不是受国际金融形式的影响，也不是台湾自身的经济情况出了问题，而是由于台湾当时领导人陈水扁的一番台独言论，把台湾民众闹得人心惶惶，对经济平稳失去了信心。
在8月3日陈水扁在“总统府”以视频的方式向在东京召开的“世台会”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他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与对岸的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他还声称：只有2300万的台湾民众才能决定台湾的命运和前途，不得已的时候就举行全民投票……那天陈水扁整个演说都用台语发表，末了他仍强调道：“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台湾路，走出台湾的前途，什么是台湾自己的路？很简单也很清楚，就是台湾民主之路、自由之路、人权之路、和平之路。”结束时“世界台湾同乡会年会”的司仪带领与会者高喊“台湾站起来”、“台湾走出去”、“台湾人走自己的路”、“支持陈‘总统’”，陈水扁不断挥手、鞠躬致意，整个演说才宣告结束，这无疑是一种台独势力的公然挑衅。
陈水扁致词时表示，台湾主权绝对独立绝不能被限制，台湾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台湾利益绝对优先，不但成为台湾民意主流，也获得国际社会重视。我们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最后替台湾走出一条民主自由之路，对中共武力威胁以及国际上的打压我们不能逃避并存有幻想，最重要是团结一致站稳脚步把握方向，一定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并为“国家”安全开创新局势，也为社会进步建立基础。这番言论无疑相当于一记重磅炸弹，让两岸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回想几年前，台湾股市曾经因为李登辉的“两国论”一个月内降到了1500点，新台币重贬到2.75角，痛心的损失让台湾民众记忆犹新。湾资深金融分析师指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无疑是李登辉“两国论”的翻版，会成为台湾经济动荡的导火索，台湾民众无疑是在股市上做了一次“公投”，显示出对当局的极度不信任。
要知道陈水扁的这番言论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蓄谋已久。陈水扁一直是一名激进的台独分子，1999年他上台后，受到来自祖国大陆、国际社会以及台湾内部各方面反对“台独”的巨大压力，他表面上同大陆维持友好关系，但内心中从未放弃台独的思想。陈水扁曾多次公开的表示“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的言论。陈水扁如此嚣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幕后的支持。虽然在中美“8·17”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数量，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而是继续向台出售6108亿元新台币的军备。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余克礼研究员认为，这次讲话反映出台湾新领导人在两岸关系方面没有任何努力与改进，无视事实，歪曲事实，严重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余克礼说道：“如果台湾当局否认一个中国原则，否认台湾是在中国的一部分，弃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于不顾，那么他们所做的所说的一切都只是在欺骗人。”
风云印记
1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2月21日上午11时，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来华进行工作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一行。
3月25日，北京时间22时15分，我国研制的“神舟”三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中共中央总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次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4月29日，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7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西气东输工程开工典礼在京隆重举行。
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会见了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9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此间召开的第四届亚欧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携手共创亚欧合作新局面”的讲话，就进一步加强亚欧合作提出六点主张。
9月28日，“中德建交30年——德国之窗”大型庆典活动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拉开帷幕。
12月25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网络系统正式建立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