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十年，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中国已经替代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中国成功地举办了2008北京奥运会，探索出了中国模式，用改革开放替代继续革命，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建立起了市场经济，非公经济取得了大发展，整个社会进取的活力被空前地激发出来，国家日益繁荣富强，人民日益富裕。
严冬之后，春天终于来了。冰封的黄河河面开始破裂，大块大块的冰块顺流而下，气势磅礴，神州大地上重新焕发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1977复出
1977年，是一个改变千千万千中国青年人命运的开端之年，是写满感激、充满希望的开始，这一年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开启了新中国突破思想禁锢、重燃梦想的新时代。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工作不行呢！”107这是1977年1月8日天安门前观礼台下贴出的一条巨幅标语，这一天首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怀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期待新生活。
在十年动乱后的1977年7月，邓小平被恢复了党政军领导职务。这是在庆祝建军50周年大会上的邓小平。
这条不知谁留下的幽默的标语，首先暗示当时邓小平复出的阻力还非常大。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08.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曾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10910月26日又作了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的四项指示。
不过，开始那条幽默的标语，同时也暗中寄予了希望邓小平复出的备受压抑的民意。
其实，在中央高层，许多老同志都主张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叶剑英抓住各种时机和场合宣扬邓小平，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110紧接着，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排除阻力，正式提出“我建议让小平出来工作”111.
在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陈云、聂荣臻、王震等不少老同志代表全国人民提出强烈要求：要邓小平出来工作。
4月10日，邓小平向华国锋、叶剑英、党中央写了一封含蓄的信：“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在陈云、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同志的坚持下，中共中央转发了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5月14日，在叶剑英八十寿诞会上，叶剑英当着众人的面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113表达了老帅和将军们希望这位“老帅领班人”尽快复出的愿望。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77年7月21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最终被恢复了所有职务：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
7月30日，当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欢呼，掌声雷动。
接下来，在庆祝建军50周年的大会上，邓小平一身戎装，笑容满面出现在主席台上。在8月12日至19日十一大及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当选政治局常委。
十一大虽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并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与教育工作，指挥了一场奠定中国未来方向的基础性改革——恢复高考。
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奠定了中华复兴崛起的基础。
命运在这一年改变——高考制度的恢复
邓小平同志与大学新生在一起。
“十年来积压在那里的高中毕业生们将在同一年里一起参加考试，考上之后不同年龄的人将成为同学，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年龄悬殊个十来岁的比比皆是……我们七七级那时分为两个班，我在一班，我后来的妻子在二班，那年她才17岁。二班的老刘整整比她大了一倍，所以有一天就盯着我后来的妻子说：我怎么看你怎么像我的女儿。老刘的女儿那年是14岁。我要是能预知以后的婚姻归宿，当时一定去找老刘吵架：怎么能这样占同学的便宜呢？你干脆把我这女婿一起认了拉倒……同学老胥，睢宁人。报到时就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我儿子是小学一—啊——年级学生。”
这是发生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趣事。1977年12月，全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从工厂、军队、农田等祖国的四面八方如潮水一般涌上一艘恢复高考制度的渡船，570万考生参加了决定自自己，也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考试。一个月后，27万幸运学子进入全国高等院校深造。他们被赋予具有时代特色的符号“七七级”。
1977年8月4日，恢复工作仅仅10天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集并主持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前两天，气氛沉闷而压抑，邓小平鼓励大家放下包袱、解放思想，大胆为国家的科技教育事业发展谏言献策。
“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感概道。
“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邓小平插话。
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的青年教师代表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发言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越说越激动的查全性开始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
查全性最后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听完查全性的发言，邓小平冲他点了点头，然后环顾四周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结果，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著名科学家苏步青、吴文俊、王大珩等纷纷表示赞同。“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一锤定音！
1977年10月21日，新华社受权正式对外公布：中国政府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
中国恢复中断了11年的高考，让全世界瞩目。日本《每日新闻》派记者到中国采访，于12月2日发表报道说：“这次记者从北京到上海，到中学、工厂、农村等地巡视了一遍，无论何处都为学生补习，举行模拟考试。有的中学把大学教授请出来，商量考试的倾向及办法。”
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成为了当时许多中国青年命运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标志。60年过去了，邓小平当年做出的决策，其意义早已超出高考本身。他让一代代中国人明白：教育不仅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
风云印记
3月3日至1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进行的重大斗争，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这对于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起了积极作用。
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叶剑英在会上强调全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军队的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和流毒，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8月13日至9月25日 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
8月30日至9月8日，中南两党恢复正常关系。
10月3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问题研究中取得重要成就，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胡耀邦意见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
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批准工宣队撤出学校。
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部分同志座谈，揭批江青与林彪破坏文艺事业的罪行，并批判他们否定文艺工作成绩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罪行，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公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公安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出了新时期公安战线的方针任务。
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新局面。
1978转折
从文革“废墟”中站起的人们茫然四顾，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也不知道脚下的路通向何方！经过1977年一年的摸爬滚打，他们一无所获地迎来了1978年，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年他们迎来了太多的惊喜。然而前进之路依然充满了坎坷与艰难。
人生的转折
高考失利的张丽作为子弟进入了父母所在的大同市矿务局。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当时的大同矿务局已经有了不小的规模，“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同矿务局为了加快恢复生产，号召全体工作人员奋斗在建设第一线。张丽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和单位的其他同事一起自力更生盖房子，放下书本后，张丽人生的第一课上竟然是砌砖头。
同张丽一批进入矿务局的工人都比较年轻，他们也是“文革”后第一批没有上山下乡而直接进入工厂的高中生。与厂里的老工人相比，他们的装扮更加时髦，张丽更是最吸引人的那一个。年轻的张丽梳着京剧《杜鹃山》里女主角那时髦的“柯湘头”，穿着最流行的“的确良”衬衫，无论走到哪里很惹人瞩目。而张丽那一身时髦的穿着打扮为灰色的矿务局办公大院增添了一抹鲜艳的亮色，也透露出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
恢复高考后学生在答题
大院内的老职工们对新的事物抱着怀疑和谨慎的态度，他们刚刚从“十年文革”步履蹒跚地走过来，看着年轻人时髦的穿着打扮，感受着他们身上的不一样生活的气息，这让他们从心底充满了排斥和恐惧。就这样，在小小的矿务局大院里，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轻微地碰撞着。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工人拼命地工作，争着去做先进、当劳模，还有三八红旗手，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是符合主旋律的，那些被小年轻人称为“生活情调”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复辟。
张丽生活依旧平淡，每天白天穿着灰色的工作服和大家一起砌砖头，下班的时候把工作服一换，穿上了亮丽的服装，从办公室走出去俨然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张丽从来没有停止自己追求美的步伐，她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6块钱，可她还是和母亲借了四块钱，买了三十块钱一米的华达尼布料，这种布料可是当时最高级的布料。布料买来后，张丽托裁缝给她做了一条大裤腿的裤子，然后自己又为这条裤子设计了一套漂亮的上衣。当她穿着这一身服装出现在矿务局办公楼的时候，所有的办公室都被她的穿着轰动了。年轻的工人羡慕地看着张丽，他们已经将张丽看成了流行服饰的“楷模”。然而这却让张丽的父母感到不安，他们明显地感觉到来自同事们的议论。不过这一切似乎都与张丽无关，她依然我行我素。两代人的两种思想在这个普通的办公大院里产生了最为激烈的冲撞，而历史也就在这些思想火花的碰撞中悄然前行，迎来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年。
如今的张丽已经离开了大同市矿务局，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被借调到大同市一所小学当教师，一直到现在。每次提到当年的那些往事，张丽难免会唏嘘一番，感慨自己的人生，她总是认为与“上山下乡”失之交臂有些许的遗憾，她很希望自己能体验一下那如火的青春岁月。但是，张丽仍然感到幸运，她说她非常感谢党中央当时所做出的一起努力。她也认为1978年是她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前的一年，邻居家一起长大的姐姐远赴内蒙下乡，从此定居边疆，再也没有回到她们一起成长的地方。
1978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改变了张丽的命运，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1977年下半年临时举行的冬季高考外，1978年的夏季高考正式使关闭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场之门重新打开，这一年，高考考生多达610万，虽然录取的人数只有四十余万人，但是高考的恢复，重新让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而“上山下乡”运动及时的终止，更是让知识青年有机会重新回到课堂，知识的“萌芽”在中国这片“干旱”十几年的“土地”上重新焕发了生机。
大讨论带来的大变革
“我准备要坐牢，你要给我去送饭，因为你是支持我的嘛。”
胡福明，一个地地道道的江南汉子，却有着北方人豪放的性格。“四人帮”被打倒以后，43岁的胡福明抛开了过去十几年的拘谨，特地将家里的好酒拿出来，买了几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好庆祝了一番。作为一名哲学系的讲师，胡福明敏感地觉察到，新中国要发生“质变”了，而今年就是“质变”的关键之年。
现实是残酷的，当这位哲学老师兴致勃勃地等待着“质变”的来临时，他等到的却是两个“凡是”。也就是说“四人帮”被打倒了，但是“左倾”的思想依然在党内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个时候，胡福明有点坐不住了，他不希望历史的列车沿着错误和悲剧的轨道行驶下去。经过短暂的思考，胡福明决定拿起自己手中的“武器”，与两个“凡是”过过招。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因为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同志为了拥护毛泽东而提出的，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将两个主席一起批，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敢刊发这样的文章。即使刊发了，他胡福明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在那个年代还有什么比反毛主席更大的罪名吗？
胡福明创作之初，想尽一起办法避开两个“凡是”，将批判的对象巧妙地与批判林彪结合起来。“文革”期间，很多人将林彪说成天才，把他说过的话当成真理。两个“凡是”其实是将毛泽东的话当真理，两者之间有着不错的契合点。可以借批林彪，间接地批判两个“凡是”。理清了思路，胡福明开始创作了，可他的妻子却住进了医院，这并有让胡福明停下批判的脚步。他搬来一把小凳子在病房外的走廊里一边陪护妻子一边写文章，晚上睡不了觉，就起来找资料，写提纲，等妻子出院了，胡福明的文章也写的差不多了，他还给文章起了一个很哲学的名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寄出稿件前，胡福明把这篇文章拿给自己的老朋友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看，黎克明教授看了为他的前途深感担忧，胡福明却坦然的说：“我准备要坐牢，你要给我去送饭，因为你是支持我的嘛。”就这样稿件寄到了光明日报社。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看了胡福明的文章后很是激动，马上将胡福明接到北京，并组织一些人配合胡福明修改《真理》一文。他深知这篇文章分量极重，因此几易其稿，再三告诫大家一定不要留下让人家反攻的“尾巴”。文章发表之前，杨西光和胡福明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978年5月11日，在胡耀邦审批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在文末注明“新华社5月11日电”。这篇文章内容直指两个“凡是”，如同一颗炸弹把中国政坛炸开了锅。5月12日，中国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看过文章后马上致电《人民日报》，提出了严厉批评。5月17日，在一次小组会议上，汪东兴再次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篇文章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118但是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却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对文章的支持。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即明确表示：“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119这是邓小平刚刚复出后，面对历史的契机，发出的最强音，让所有支持《真理》一文的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随后不久，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在全军政治工作筹备会上明确表态支持《真理》一文，军队的表态给“凡是派”巨大的压力。时隔半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之际，《红旗》杂志发表谭震林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这场真理大讨论中第一次旗帜鲜明的表态支持《真理》一文，这标志着“凡是派”最后的舆论阵地瓦解。截止当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在这场大讨论以不同形式对《真理》一文表示支持，中国中央主导权开始向邓小平倾斜。
1978年是大讨论的一年，也是新中国的转折之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在讨论声中，认清了方向，披荆斩棘，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开大步，一路前行。而这一年却仅仅是人们惊喜的开始！
风云印记
4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30条》），该决定是指导工业交通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9月19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为文化大革命中。
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
1979风云人物
1979年1月1日，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本名叫《时代》的杂志将与他们远隔万里的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当时的编者由于所获得材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很难作出更深层的报道，只是简单地介绍说“邓小平把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走进中国。”
一份特殊的礼物
海伦·福斯特·斯诺站在肯尼迪中心的休息室里显得异常的紧张，尽管随从人员一再劝告她放松，但是她还是无法让自己彻底平静下来。休息室外，人来人往，各色特工不停地来回穿梭。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迎接贵宾的场所，这里的安检措施是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望尘莫及的，但是这些特工人员仍然毫不懈怠地检查着每一个角落，核对邀请名单上的每一个人。这让海伦·福斯特更加紧张。
1979年1月30日晚，肯尼迪中心戒备森严。以美国总统卡特为首的美国政界要人悉数到来，他们要在这里欢迎一位来自远方的新朋友，他们与他素未谋面，却对他充满了尊重。因为他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小个子”很有可能主导中国的政治走向，他们需要在那个东方大国崛起之前，提前和他成为朋友。他就是邓小平，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位访问美国的国家领导人。
晚宴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进行着，当邓小平与所有的美国政界要人见过之后，一个美国外交官朝着邓小平走来，跟在他身后的是刚才在休息室里那位略显紧张的老妇人海伦·福斯特。这个时候的海伦看上去比刚才平静了很多，毕竟她是见过大世面的，刚才的紧张只不过是因为他要见的人与她颇有渊源，这次“迟到”的相见让她有些激动罢了。
邓小平首次访问美国
当外交官礼貌的将海伦·福斯特引到邓小平身边时，两鬓斑白的海伦不等外交官介绍，径直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邓小平的手，无限感慨地说道：“邓先生，你真的很难找。”邓小平大方地伸出自己的手和她握在一起，但很显然他并不知道这位夫人的来历，他是第一次来美国，他不认为自己在这里会有自己的朋友。邓小平还没来得及发问，海伦·福斯特就给出了答案，她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叫海伦，我的全名是海伦·福斯特，·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当邓小平听到斯诺这两个字的时候，恍然大悟，亲切地问道：“你就是斯诺的夫人？”“是啊。”海伦夫人彬彬有礼地答道。看着眼前这位老妇人，邓小平恍如见到了故人，那个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并且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步步走向成功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邓小平握住海伦的手说：“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两个人开心地谈论了一会后，海伦夫人从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接了过来，认真仔细地读了一遍。看完之后，他又快速地将书信的内容重新阅读了几遍。虽然邓小平并没有露出太多的惊喜之色，可是熟知邓小平的人还是在他的脸上读到了他内心掀起的波澜。这是一封迟到了42年介绍信，是当初毛泽东亲手写给任弼时和他的，信中，毛泽东向他们介绍这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并再三叮嘱要照顾好这位来自美国的女记者。时光荏苒，转眼间42年过去了，他们早已成为两鬓斑白的老者。
1979年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出访美国。邓小平的访美对于刚刚建交的中美两国有着深远的意义，访美期间，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就当时的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交换了意见，同时也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进行了交流。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中国更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但不能承担不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因为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本次会晤中，双方还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公报中说：“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不应妨碍彼此加强友好关系和合作。”
邓小平出访美国的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大突破。两个意识形态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家，结束了近三十年的敌对状态，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第一次被资本主义的领头羊美国承认，这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访美期间，邓小平更是凭借出色的个人魅力在美国掀起了一阵“中国热”，让普通的美国人民对中国有了崭新的认识。这次访问被后人称之为“破冰之旅”，对中美关系影响深远。
袁庚和他的试验田
“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初，干了一辈子情报工作的袁庚以为自己可以颐养天年了。故乡的山啊，故乡的水，还有梦萦中的父老乡亲马上就要出现在眼前了。袁庚有一点激动，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后，他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
大鹏岛，袁庚出生的地方，看到眼前熟悉的一切，花甲之年的袁庚感慨万千。他当年就是从这里走出去，到了东江纵队，走到胡志明身边当了情报顾问，然后成为新中国情报史上一员赫赫有名的干将。如今壮士暮年，也算落叶归根了。但是，袁庚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眼前铺陈开来的是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破旧的楼房，凌乱的黑瓦房，乱七八糟的臭水沟，成堆成堆的瓦砾，眼前的这一切让“老革命”惊呆了。虽然他已经从广东省委领导吴南生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可当这一切真实的出现在眼前时，他还是难以接受的。悲伤的袁庚在故乡没有遇到一位熟识的相亲。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大鹏岛的两万名父老乡亲逃的逃，散的散，已经剩下了不到五千人。
1979年1月31日，袁庚重返故里之前，去国务院拜见他的老上司，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谈话中，李先念希望刚刚出任香港招商局副董事的袁庚在南方开辟出一番新的天地，并且答应给他一个三十六平方公里的半岛，让他搞改革。也就是让他去做“文革”期间的“走资派”。袁庚深知责任重大，没敢要那么多，只要了一千亩土地，他觉得这一千亩就够了，地方小，实验起来方便，万一失败，对国家冲击也不大。
看到故乡一片破败的景象，袁庚铁了心要干出点成绩，“走资派”就“走资派”吧，大不了再回秦城监狱就是了。抱着这样的决心，袁庚在中国的南海岸的一个小渔村里开办了新中国最大的“试验田”。在这片“试验田”上，袁庚怀里揣着一些特权，先后审批了一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然后又破天荒地向资本主义的银行借债，将这个偷渡香港的口子变成了一个工业基地。短短的时间里，袁庚的“试验田”就变成了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涌而至，过去那片满是偷渡者遗体的沙滩上现在满是企业，这里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蛇口工业区。
建设中的深圳蛇口
蛇口工业区的建成，让袁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社会上议论纷纷，包括蛇口在内的整个广东被笼罩在“四个能不能”的阴影之下。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建议中央下放若干权利，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这一提议首先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当天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就找来广东省的负责人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说：“你们上午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一块地出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21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提出办特区的主张。这也间接的让袁庚的那片“试验田”得到了中央的承认。
7月15日，袁庚的蛇口工业区筹建半年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一块更大的“试验田”在中国的南方的一个偏远渔村成立了，整个深圳成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作为特区的深圳，一时间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一位名叫傅高义的美国教授，在当时记录下这样一段文字：“深圳成了一个考察什么样的西方实践最适合中国的巨型实验室。没有一个地方这么频繁地被最高领导视察。”122当深圳热火朝天的兴办工业区的时候，袁庚去在蛇口的办公室里忙碌地指挥着他那略显渺小的“试验田”，不管怎么说，他成功了，因为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那个令他痛苦的秦城监狱。
风云印记
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停止自1958年开始实行的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行动。同日中国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月17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10月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的宴会上讲话，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
1980拨乱反正
时间定格在1980年，“文化大革命”遗留下的问题依然有很多没有解决。很多被错划为“右派”的人们依然在战战兢兢中度日如年，为了彻底解决这些问题，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拨乱反正，为“右派”平反。神州大地上再次充满了久违了的“欢歌笑语”。
平反之后是“春天”
郑大年在街上溜达过来，溜达过去，时而驻足观看，时而摇头叹息，身边来来往往的人没有对他形成丝毫的影响。在郑大年的正对面是一家电影院，门口粘贴着巨大的彩色海报，海报上“桃花扇”三个大字格外醒目。如果走到近前，不难发现在桃花扇下面的一行黑体小字里，有一连窜的演员介绍，其中就有郑大年的名字。
47岁的郑大年，犹豫了许久之后还是走进了电影院。陌生的音乐，陌生的背景，陌生的面孔，郑大年似乎已经想不起来有关《桃花扇》剧组的一切了，当他心生悔意的时候，杨龙友出场了，郑大年勉强振作起精神，继续看下去。在昆曲那悠扬的伴奏声中，影片中的杨龙友显得格外清癯英俊，仪态潇洒。郑大年想想自己行将半百，再看看杨龙友那么的年轻，富有活力，一时间感慨万千。昆曲那美妙的音乐和杨龙友的感染下，将郑大年那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打开了，过去十几年所经历的一切像冲破闸门的洪水喷涌而出，在郑大年的脑海中浮现，桃花扇电影中的场景也开始一点点地变得清晰起来。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郑大年伤感地摸了摸自己清瘦的脸庞，黯然地提前离场了。聚精会神的观众们对影片里的杨龙友啧啧称道，却不知道杨龙友的扮演者正与他们擦肩而过。
电影《桃花扇》
《桃花扇》杀青的那一年，还没来得及上演就被定性为“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反革命复辟宣言”。“文革”期间《桃花扇》更是成为反动派的代名词，导演孙敬被逼得服毒自杀，幸被抢救过来，女主演王丹凤也被关进上影厂的“牛棚”里，而电影中的一号男演员冯喆更是惨死在四川“学习班”厕所的横梁上。作为剧中三号人物的郑大年也被红小兵们当作是“反动派”代言人监视起来，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这一晃就是17年。17年啊，这原本应该是自己演艺生涯最辉煌的阶段，想到这一切，再看看海报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郑大年泪如泉涌。
1980年，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平反浪潮。《桃花扇》解禁了，《桃花扇》剧组的创作人员和演员也恢复了名誉，郑大年感觉自己的春天到来了，那块压在自己心头17年的大石头终于挪开了，郑大年感觉一身的轻松。47岁的郑大年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已经耽误了17年了，他得迎头赶上，把“文革”那段失去的岁月补回来。他得让冯喆知道，《桃花扇》是人们最喜欢的影片，他郑大年没有给《桃花扇》剧组那些逝去的冤魂丢人。
郑大年不过是在“文革”中千千万万被错划成右派的普通一员，和郑大年有着相同经历的大有人在，他们都在他们人生最应该“出彩”的年代，被无情地戴上了“右倾”的帽子，从此再也抬不起头。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他们证明清白，可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长眠于地下，再也看不到他们爱着的亲人了。在这些逝去的亡灵中就包括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少奇。5月13日，在中国中央办公厅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王光美携子女来到河南开封，迎回刘少奇同志的骨灰。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致在追悼会上致悼词，对刘少奇同志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刘少奇案”是“文革”期间发生的最大的冤假错案，受株连而错判案件有22053件，受刑事处分的有28000余人，其他受批斗、隔离、关押的更是不计其数。成功地帮刘少奇平反，对于处理这些案件时有积极的作用。于此同时，还向外界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否认了“文革”期间被无限放大的“阶级矛盾”，所有“右倾”思想不过是“四人帮”集团强加给受害人的托词。随着一些重要干部名誉的恢复，越来越多被错划为“右派”的群众恢复了身份，仅1980年一年，全国就平反了近一百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恢复了几十万名党员的党籍。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年，的确是春天！
大审判
年幼的伍修权坐在中间的椅子上像模像样的对下面的“案犯”进行着“宣判”，大家都认真地听着，虽然只是一场戏剧，可“法官”就是“法官”，他们应该保持肃穆，不然“法官”一时兴起，加重自己的罪行怎么办。伍修权“宣判”完了，直起身子还没来得及喊“退庭”，下面的伙伴们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他这个“法官”也顾不得身份了，加入了孩子们的嬉闹中。这是孩子们自己排练的戏剧，充满了童趣。
秦城监狱似乎已经与政治犯结下了不解之缘。江青百无聊赖地坐在一张木床上，双手反复地搓弄着自己的裤脚。在几年之前，她最意气风发的时候，曾经把不少反对自己的人“打发”到这里来，如今自己却成为阶下囚。作为新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名罪犯，江青的待遇显然还是不错的，独居的二层小楼，二十多平方米的卧室，单独的卫生间，里面有书桌、椅子、床，还有着读书和看报的权利。只是她的房门上也设有观察洞，毕竟这里是监狱，不是她江青的独栋别墅，伍修权观察了一会，离开观察点离开了。面对里面的这个女人他有很多话要说，但是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张春桥似乎把所有的折腾劲都在“文革”期间用完了，静静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王洪文则不一样，全神贯注地坐在那里吃着自己的饭，十分起劲，感觉比以前在一起吃饭时吃得还要香。这四年，估计王洪文再也不必“殚精竭虑”地批示稿件了，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饮食上，与“文革”期间相比显然“发福”了不少，不过他当初那潇洒的秀发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板寸头”。在不同的观察点，分别视察了这三位特殊的犯人后，伍修权静悄悄地离开了。
伍修权这一年七十二岁，忙碌的工作让他忘记了疲劳，自从被任命为特别法庭副庭长和第二审判庭即军事法庭审判长以后，他就没有好好睡过一觉。这个戎马一生，见惯了金戈铁马的将军想都没有想到隔了这么多年，自己真的要坐在大法官的位置上了。这个法官不好当，他这一审不仅仅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用惯了枪杆子的手现在的用好笔杆子，他不敢有一点懈怠。
审判中的“四人帮”
1980年11月20日，北京市正义路甲一号公安部大院礼堂特别法庭内，气氛庄严而肃穆。下午三时，在法警的看押下，那些个影响历史的“风云人物”，一个个无精打采地走上了审判席。张春桥一如既往地强硬，不死不活地站在那里动也不动，最后两个法警将他驾到了受审位置，与其他人的萎靡不振不同，张春桥半睁半闭的眼睛从他那厚厚的镜片后露出凶狠的光芒，这是他最后的挣扎了。作为首犯，江青自然是最后一个出场，她倒背着双手，神气活现、若无其事地走向自己的审判席。她曾经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利的女性，她在向人们展示她最后的威风。
审判的过程是那样的漫长，争辩、喧闹、反驳、争锋相对，但是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罪犯们还是闭上了他们嘴，在法庭上争吵只会加重他们的刑罚，他们是“过来人”，怎会不知道这样的道理。审理江青等人的时候，伍修权遇到了不少麻烦，这让原本平静的伍修权也有点激动了。审判结束后，进入宣判阶段，伍修权庄重的宣布判决结果：“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这个时候江青大喊大闹起来，她甚至连“缓期二年执行”都没有听到，当法警朝她咆哮了几遍之后，她才安静下来。伍修权有点恼怒，立即下令“把死刑犯江青押下去！”就是这句话，让老将军耿耿于怀了多年。每每回忆起此事，他都会和人说：“当时我也是太激动了，应该在下令以前，先说一句由于‘江青违反法庭规则，破坏法庭秩序’，才依法将她赶下场的。”
这场宣判标志着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过去近二十年时间里，“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制造了无数冤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受他们诬陷、迫害的人有72.95万人；被迫害致死的人有3.48万人。他们残害忠良，制造冤案，恶不忍闻，罪不容诛！这场宣判也彻底结束了“文革”带给人民的心理阴影，恢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信心。更加热火朝天的投身到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去，很多人失去了自己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他们已经不愿意再等下去了。
风云印记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试办经济特区。
5月27日至6月1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政府总理第一次访问日本。
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会谈中邓小平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和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9月10日，赵紫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