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大字报漫天飞舞，红卫兵到处造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人帮“嚣张误国。虽然在这十年之中，我们成功试爆了核弹、成功地发射了卫星、成功地研制了百万计算机，可是哪一步的前行不是戴着脚镣跳舞？漫漫的十年，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66造反年代
时间的车轮滚过17个寒暑后停在了1966年，这一年注定是让人们悲伤的一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以东的大地像炸开了的锅，一场震级为6.8级的强地震袭击了这片土地，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然而这仅仅是悲伤的开始，因为这一年为随后十年的“政治地震”拉开了序幕。
“要地动了！要地动了！”
“要地动了！要地动了！”1966年3月，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看到了鳌鱼翻身，逢人便说。在那个科普知识匮乏的时代，很少有人在意大地不经意间地摇晃和老人们所谓的“经验之谈”。大家依旧忙碌着，两个月前中央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寨，勤劳的邢台人自然不甘落后。
周总理视察受灾地区
1966年3月8日凌晨，隆尧县县文教局会议室的两个长椅上传来阵阵鼾声，忙碌了一天的杜梨没有回家。5时29分，杜梨在睡梦中被甩在会议室的地上，在剧痛中挣扎着站起后他意识到老人说的“地动”来了，看看摇摇欲坠的房顶，杜梨迅速冲了出去。逃出会议室的杜梨搭上一辆开往海河工地的汽车，只看见远处的麦田平地蹿起三尺高的黑水，公路也裂开了一尺宽的裂缝，平时路旁那一排排矮房早已变成了一堆瓦砾。在瓦砾中传来散乱的鸡鸣狗吠，路上的行人已经没有了表情，他们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吓懵了。与此同时，河北省的其他地区也受到地震的袭击，石家庄、衡水、邯郸、保定、沧州6个地区，80个县市、1639个乡镇、17633个村庄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石家庄军区负责人迅速赶往灾区第一线建立了临时抗震救灾指挥部，并用无线电台向北京军区、国务院报告了情况。周恩来总理在得知灾情后第一时间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下达了两道紧急命令：第一，立即派当地驻军赶赴灾区，救死扶伤。第二，要空军司令部准备飞机，他准备乘飞机到地震灾区去。3月9日，地震后的第二天，周总理抵达石家庄，并冒着余震的危险连夜赶到隆尧县。
3月10日下午，白家寨公社书记杨世英正忙着指挥大家自救，在这次地震中，白家寨是受损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十四时左右，一架直升飞机缓缓的降落在村北打谷场。从地震发生后就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杨世英知道首长来了，但是万万没有让他想到的，从飞机上走下的是周总理。2000多名受灾群众忘记了悲伤，在打谷场旁高喊着。“共产党万岁！”、“总理来了，我们就有救了！”白家寨公社的扩音设备在地震中被毁坏了，周总理便站在高处向乡亲们喊话，最后总理高声的呼唤道：“乡亲们，我们一定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视察了白家寨公社后，周总理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东汪村。在东汪村，一位因失去儿子而痛哭的老大娘的哭声，引起了总理的注意。总理匆忙走过去，上前拉住老大娘的手，眼含着泪水说道：“大娘，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
3月9日从北京出发，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周总理先后视察了了震中隆尧县，重灾区白家寨和东汪村，而后又去了宁晋县耿庄桥、束鹿县王口、冀县码头李乡、和巨鹿县何寨等村庄。周总理及时出现在灾区，对受灾群众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不仅让群众增强了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和勇气，而且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党中央的深切关怀。对灾后的重建工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邢台大地震对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所造成的危害的是巨大的。使这一地区8064人死亡，38451人受伤，倒塌房屋508万余间。同时地震还袭击了52个县市邮局，京广、石太等5条铁路沿线的桥墩和路堑16处，震毁和损坏公路桥梁77座，地方铁路桥2座。毁坏农业生产用桥粱22座共540米。除此之外，地震还破坏了110多个工厂和矿山，对开展生产自救造成了极大的阻碍。支援邢台灾区重建，成为1966年中央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
山雨欲来风满楼
原来的太平湖渔场，小西天文慧园胡同，现今已不存在了。推土机已将一排排居家过日子的小房子变成了废墟。时代将把历史吞没，把个人吞没……
1966年8月24日夜，北京太平湖。一位老者步履蹒跚地向湖心走去，再也没有回来。他走得很安静，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样喧闹。就在老者投湖的同时，一群革命情绪高涨的红卫兵们在老者的家中盘问，让老者的家人交代他的去向。老者的儿子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也一天没有见到父亲了，情急之下急忙拨通了国务院的电话。数小时后，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过问此事，并告诉老者家人，已经派人去寻找。然而所有寻找的人都没有想到平静的太平湖。
8月25日清晨，一名家住太平湖附近的演员去湖边锻炼身体。远远地看到太平湖中漂浮着一具尸体，在离尸体不远的湖边小树上挂着一件工作证。他将工作证取下翻开查看后准备报警。然而这一看却让他惊呆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湖里飘着的人会是那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老舍。
北京市文联在第一时间内得到老舍去世的消息，迅速派人赶往太平湖。老舍的尸体被打捞上来以后，手里紧握着一本手写的“毛主席语录”。死讯很快传到了周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做出指示，要求文化部妥善安排老舍的家属。然而当时的文化部从上到下早已人人自危，不要说照顾别人，他们能独善其身已属不易了。
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提出的初衷是为了将当时学术界的分歧和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这与毛泽东的想法背道而驰。《提纲》发表一个月之后，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等人进行了谈话，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否定。严厉地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谈话还对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点名批评，认为这些刊物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谈话中毛泽东号召人们造反，认为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这次谈话之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便开始弥漫在中国的上空。同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错误地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犯下了“反党错误”，停止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在毛泽东的主持下，16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即人们所熟悉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完全从“左”的观点出发，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埋下了伏笔。而此后的8月，毛泽东更是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刘少奇，并主持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至此，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面拉开。
平静的上海康平路
1966年的范卫平只有15岁，年少的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政治漩涡中。那一年，他被同学们推选去北京大窜联，在北京他两次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内心充满了激动。然而更多的时候，他的内心忐忑不安，他在街上看到的都是批判各位首长的大字报，11月份，窜联结束回到上海后，年幼的范卫平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一片迷惘。当时的上海很多企业和工厂的工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方针，他们坚定地认为文化大革命虽然重要，但是社会生产也一样不能停下来，为此他们成立了“工人赤卫队”，保护企业生产照常进行。而以江青和长春秋为首的“工总司”则将他们斥为“保派”，革命不彻底。为此，两派之间水火不容，为了彻底夺了上海市委市市政府权，张春桥等人密谋陷害“工人赤卫队”。他教唆“工总司”将自己家和刚去世一年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家包围起来，对外界散步不利于“工人赤卫队”的谣言。
范卫平和张春桥的女儿从小生活在一个大院中，为了摸清楚事情的真相，他找到了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张维维告诉范卫平自己家里确实来过赤卫队，但是并没有被围攻。为此他们还印刷了紧急辟谣信，张维维在辟谣信中写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有抄家。”然而两个孩子的辟谣信如何能阻挡得了张春桥一伙的险恶用心。在谣言发布后不久，十几万造反队员手持棍棒在康平路团团包围住不到两万名赤手空拳的赤卫队员，进行了野蛮的殴打。这次事件被人们称之为“康平路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最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而这次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已经如风中的残烛了。
风云印记
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
5月3日，我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
12月28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
1967文攻武卫
1966年，全体中国人集体进行革命。
1967年，一切都没有停止，历史的车轮一旦产生倾斜的角度，惯性会使它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
工人停工，革命！学生停课，革命！农民停耕，革命！大家把手中的工作全停，革命！那是一个到处革命的年代，可是究竟谁才是革命者，谁才是被革命的对象，到现在为止，又有几人能说清呢？
夺权运动中的“文攻武卫”
“被揪斗的人头戴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脸上泼着墨水，低着脑袋走在前面。后面的红旗有如长长的河流，打倒、砸烂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撒出雪片般的战报，落在行人的身上、头上……慷慨激昂的演说者们被人们拥到前面，一个接一个地讲话，有时两个一同说起来。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觉得说话的人有什么东西漏掉没说，就赶快补充出来，尽可能压倒别人的声音。有两支队伍“顶起牛”来，双方都在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嘶喊着，挥舞着胳膊，晃着拳头，继而抢夺起一个白发苍苍的走资派……我看到两支队伍像仇人一样火并起来，眼睛充满仇恨，声音含着杀气，这边打过来，那边打过去，有人退下来，有人却向前进，围观的人也跟着涌过来又涌过去。那个被争夺的老人卷在混战的漩涡中间，高帽被拽断了，牌子拉掉了，却不敢抵挡一下周围的撕扯。一个人撞掉老人的眼镜，他跪在地上满地乱摸，我以为老人是摸眼镜，摸起的却是大牌子。他抱着牌子站起来，又没任何表情地低头不动了……
母亲难过地转过脸，不忍心再看下去，拉起我向后退。可哪里退得出去，看热闹的人挤满十字路口，周围变得水泄不通。很多人从窗口张望，好像是在看戏。混战的队伍打红了眼，连手中的旗杆也当做大棒四下挥舞，见着不认识的人劈头就打。双方扒起人行道上的地板砖相互炮击，石块蝗虫一样漫天乱飞。前面的人怕挨打向后闪，后面的人想看个究竟往前冲，汹涌的人群像海浪一样推着，而身后人潮的力量又把他们自身的力量增加了几倍，一下子挤开了商店紧锁的大门。我吓得浑身发冷，无法动弹，呼吸急促，脚几乎不点地地被裹挟进门里……人墙只露出一点点空隙，随后又立即堵上了。这是一个杂货店，货架上摆满锅碗瓢盆，惊慌失措的人们蜂拥而入撞倒货架，锅碗瓢盆丁当作响摔得粉碎。后面的人不断涌进来，推着前面的人往里挤，不少人躲上二楼……我们跌跌撞撞地从人堆里挤出来，跟着冲进一条胡同。后面仍旧挤成一团，被踩倒的人大声尖叫着。”82这是作家于艾平在《童年的回忆之十五 遭遇“文攻武卫”》这部作品中对当时文攻武卫最为真实的回忆了。
“文化大革命”正如领导人口中所述：“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1967年，“文攻武卫”这条口号流行甚远，要想知道这个口号的来源，我们必须点击两个链接：
链接一：“武汉事件”，又称“七二〇”事件。面对武汉混乱局面，武汉军区总司令陈再道下令解散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但造反派反而冲击了军区。5月中旬，“百万雄师”成立，保卫军区。7月下旬，王力、谢富治，批评了“百万雄师”，对造反派予以认同。这样，引起了“百万雄师”的不满，他们冲击抓走了王力。
链接二：江青。“武汉事件”的第三天，江青在河南接见“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代表时，提出“文攻武卫”。第二天，“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开发表。同年9月5日，在接见安徽代表时又讲“文攻武卫”。9月9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下发地方，号召学习江青同志的“九五讲话”。至此，这句口号成为了中央最高机构认可的口号，也成了进行武斗的指令。各地方造反派们便由文攻为主的活动升级为武斗，最后成为真枪实弹的战斗。从那个时代经历的一位老教师曾评价那时的武斗：“除了飞机之外，几乎什么武器都能拿到手里用上。”全国实际上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内战”，并没有达到所谓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武斗车
其实，中国这场武斗是和夺权运动密不可分的。1967年上海夺权成功后，毛泽东予以认同。于是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武斗夺权运动。在运动中，各个地方由于意见不同，分成了不同的的派别，这些派别势不两立，大喇叭昼夜不分，高声对骂，但宣传口号和指导思想却完全一样，双方均声称自己最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称自己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称对方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现在我们看来，双方的做法令人不可思议，既然双方的目的全是一样的，可是为何还要以死相拼呢，原因何在呢，难道都是头脑发昏，眼睛耳朵全部失灵，看不到对方的标语，听不到对方的声音，还是根本就不想去看，去听呢？可是一个人听不到，一个人不想听，难道全体的人民都听不到吗？1967年至1968年期间的武斗是文革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武斗中死亡数字至今没有精确统计，但据非官方统计，一年多武斗导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到五十万之间。武斗中，状况惨烈，经历过的人都在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苦痛。当时有红卫兵小报的部分文章详细描述了武斗中的真实镜头，我们摘录部分如下：
“B派已追击上来，用车顶上机枪向A派扫射，击倒8人。A派立即疏散。B派越来越多，机枪、冲锋枪一齐扫射。一分钟不到，A派13人被击倒在公路上。B派抓起几十个A派成员，绑了拖上卡车，还用绳子抽打……B派架起机枪，向游泳渡河的A派扫射。某某、某某不幸中弹，淹得半死，拖上岸被一刀从胸部划到腹部而死……某某拽着A派一姑娘的辫子，打了几十个耳光，小姑娘满口鲜血直流，还表示拒不投降，某某便对她大腿开了一枪，又砍了两刀，扔在大卡车上，不久便咽气了……如此，追杀了4个专区，行程283公里。”
“匪徒们冲过来了。一个匪徒用钢叉把中厅门上的玻璃打碎了，一尺多长的钢叉直透过门来，又从我的右腋下穿过，鲜红的血从手臂上流了下来。接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呼地一声从我的右侧劈了下来。我一闪身避开。这时左边窗口里又有暴徒用钢叉斜里戳来，连刺三叉。窗户上的玻璃哗里哗啦掉下来。我拣起一块砖头向他扔去，这个暴徒退下了。立即又有一个暴徒冲上来，用大块砖砸下来，我举手挡开，接着又打来一块，打中左额，伤口裂开三寸长，血把眼睛都糊住了。我倒下了，七八个匪徒扑了过来，有一个照我左耳下踢了一脚，又用钢叉挑开我的外衣，刺开了胸口，接着我被拖了出去，有个匪徒叫喊着要干掉我，并用钢叉打了我一棍，打伤左腿。他们把我从满是玻璃碎片的地上拖过去……。”
武斗中被烧毁的大楼
从以上的记录让我们读者不寒而栗，可是这样的小报对当时的情况是不能全面记录的，现实的情况还要比这记录惨烈百倍千倍。我们幸运没有经历那样的年代，也为中国历史出现那样的年代而痛心，让我们每个重读历史的后人不得不思考：一个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怎么出现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呢？但愿这样的历史在我们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永不要再出现。
二月逆流
在“夺权”风暴刚刚掀起的一个月后，1967年2月14日和16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委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14日在会上，双方唇枪舌剑，据会议记录者回忆当时双方的火药味极浓。16日的碰头会斗争更加激烈，我们可以从张春桥等人整理的会议记录中明显看出。
时间：1967年1月16日
地点：中南海怀仁堂
谭震林：张春桥同志，你能不能保下陈丕显同志，他还是没有问题的。
张春桥：我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然后……
谭震林：（打断张）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谢富治：（插话）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起东西就走）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到底！
陈毅：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余秋里：（拍桌子）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李先念：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向毛泽东作了报告，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这些人进行了指责。这次抗争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风云印记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7月25日，林彪、江青等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
8月7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
1968上山下乡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在全国上下风起云涌，很多人陷入了“癫狂”的状态。这一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江青等反革命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动派”，其他一些重要的国家领导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寒潮”的侵袭。而这个时候，更多的普通群众则为了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开展了一次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迁徙”运动。
知识青年下乡改造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它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它不怕风吹雨打，它不怕天寒地冻，它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巅……”在党中央的号召和领导下，各条生产战线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劳动模范。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邢燕子就是这千千万万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高小毕业后，她没有回到天津市区的父母身旁，而是毅然回到她成长的宝坻县。在那里，她和她的农民朋友组成了“邢燕子突击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64年，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吃饭的时候通知我坐在主席旁边，吓得我连连后退。当时我就想，我一个农村小丫头怎么能坐在主席旁边呢。”邢燕子回忆说，毛主席可亲切了，吃饭的时候，怕她们吃不饱，主席把自己碗里的饺子夹给了她。“农村吃饭用大碗，可在人民大会堂吃饭是小碗，但当时比较紧张，根本吃不出是什么味儿。”86而在这之前，60多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这些志愿者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努力学习农业知识，奋力拼搏，与其它的建设者们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上山下乡”像星星之火出现在新中国工业和农业生产的第一线上。
知青们在向老农请教学习农业知识
1968年，文化大革命第三年，很多工厂停工停产，街上到处都是示威游行的红卫兵。毛泽东同志开始意识到红卫兵运动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为了及时制止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毛主席于1968年12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指示做出后，全国上下开始积极投入到了“上山下乡”的运动中。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怀着建设祖国边疆的“满腔热血”积极地投入到农村建设中去，但是，更多的青年却是被迫地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尤其是一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学业，当他们放弃书本而开始艰苦的农业生产时，他们的内心是矛盾的。
在知识青年下乡的洪流中，有一名叫姜昆的年轻人。热爱文艺表演的他，对农村的生产建设充满了好奇。主动请缨被批准后，他被分配到第一批支援北大荒建设的队伍中。满怀激情地来到北大荒后，姜昆积极地投身到农场的生产建设中。然而这里的生活条件远比人们想象中得要艰苦，白天气温经常在零下四十多摄氏度左右，而零下三十度更是家常便饭，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寒冷的姜昆在宣传队热火朝天地向大家宣传着“上山下乡”的意义。然而，内心的苦闷却只有他自己知道。冬天，天黑得早，宣传队的队员们早早地回到了帐篷里，姜昆会组织大家吃一顿“精神食量”，每个人讲一样好吃的东西，然后大家躺在床上遐想，若干年后的姜昆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道：“没办法，我们吃不到东西啊，只能靠讲。”
生活总是有苦也有甜的，在北大荒下乡的那段时间里，姜昆认识了自己的爱人。在去北大荒的列车上，姜昆是列车宣传队的一员，宣传队中有一名叫李静民的女子唱歌非常好。于是姜昆就即兴创作了《毛主席语录歌》，让李静民学了唱给大家听。这是姜昆和自己未来妻子的第一次邂逅。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后，姜昆又非常巧地和李静民分在了一个农场，他们一起劳动，同台演出，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个时候的姜昆，总是悄悄地来到李静民的宿舍帮她挑水，擦窗户，打扫卫生，做完这些后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离开。虽然两个人没有热烈的表白，但是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心思。
姜昆是千千万万“上山下乡”运动经历者之一，他也是千千万万个知识青年的缩影。他们离开自己热爱的家园，来到贫穷落后的农业生产前线，在这里艰难地度过几年后，恋爱结婚，后来有的人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城市，而有的人却永远地扎根在了偏远山区，再也没有回来。中共中央号召“上山下乡”运动以后，共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放弃了学业来到农村建设的第一线，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这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偏远山区的生产发展，对缓解城镇就业压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那些本应该接受教育的青年们，长期在乡间务农，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后知识人才的断代。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新中国第一冤案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这是江青在刘少奇罪证上的批语，新中国最大的冤案就这样被捏造出来了。
刘少奇与毛主席一起出席会议
刘少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亲密合作共事。在制定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新中国的外交、经济建设等方面有过积极重要的贡献。然而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这一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在随后的两年里成为了造反派攻击的对象，而打倒刘少奇也成为了一些人的主要工作，这些人之中就包括谢富治。
谢富治，这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赫赫上将，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做了一件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做法不是很满意，但是毛泽东仍把他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因此，没有对刘少奇立案审查。而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不断地编制各种罪名诬陷栽赃，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决定采取“株连法”，从“新中国的第一夫人”王光美那里入手，谢富治就这样被推向了前台。196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王光美专案小组”始称“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为组长，这个小组后来也自然地转变为“刘少奇专案小组”。在谢富治的直接领导和指示下，该专案小组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炮制假材料、搜集诬证、假证，以诬蔑、攻击刘少奇，并最终让毛泽东决心彻底打倒刘少奇。
1968年上半年，刘少奇身体出现恶化，经常神志不清，动作反常。这个时候，专案小组不仅没有在第一时间内为这位前国家主席进行及时的治疗，相反却开始了更加紧张的诬陷工作。在审理刘少奇案件期间，谢富治无所不用其极，在审理原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王世英时，受江青的指示，谢富治多次胁迫王世英说刘少奇是“叛徒”。王世英没有屈服，在审问的过程中，他回答：“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88这位肺癌患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受尽了折磨，终于在1968年3月26日凌晨三时病逝。王世英病逝后，谢富治又审讯了不同的所谓“嫌疑犯”，然而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甚至与刘少奇一家没有来往。这个时候谢富治取得证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刑讯逼供，二是栽赃诬陷。经过不懈的努力，1968年9月，日夜奋战的“刘少奇专案组”终于整理出了刘少奇叛党叛国的三份所谓“罪证材料”，这些证据材料送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的手里的时候，江青对谢富治赞赏有加。9月16日，江青在这些所谓的证据上写上了开始那些文字。
取得大量所谓的证据之后，江青和康生开始紧张地策划打倒刘少奇的文件。这个时候谢富治再次充当急先锋，由于三份逼供得来“罪证材料”是他亲自策划而成，在草拟《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谢富治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召开了。这次会议是极不寻常的回忆，在参加会议的195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竟有71%的人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正是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在最后一天批准了这个用伪证写成的《审查报告》，会议还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这次会议使批判刘少奇达到高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桩冤假错案就这样诞生了。然而，一些有良知的人在最后时刻都没有低下他们高昂的头颅，中央委员陈少敏不畏高压，在讨论《审查报告》时拒不表示同意，在全会表决通过时也坚决不举手。
“刘少奇案”使文化大革命期间对革命干部的迫害达到了极致，十年文革在它开始的第三个年头，就酿造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悲剧，共和国主席的生命尚且不能受到法律保护，更何况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官员和老百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少奇案”对建设中的新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89这是1967年7月18日刘少奇对夫人王光美说的最后一句话。
风云印记
1968年1月8日，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排水量为18800吨、载货量为11700吨的远洋轮“东风”号建成，标志着新中国航海事业的兴起。
1968年10月30日，中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
1968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全国国民经济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工业、农业较上一年衰退非常明显，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加剧。
1969“继续革命”
在新中国短暂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年有着如此鲜明的特点。党的章程里写进了一个人的名字，像是一场闹剧。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郁郁而终，更是一出难以言表的悲剧。珍宝岛上边防战士浴血奋战，谱写下壮烈的悲歌。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为这一年定下主基调，因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就没有什么事情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为重要了。
“革命”阴谋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红卫兵们奔走在街头，拿着毛主席语录高喊着“继续革命”，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继续革命”会将这个国家引向何方。不过在他们看来，革命还是有所成就的。因为他们一直拥戴的“伟大副统帅”和“军事天才”林彪同志获得了毛泽东同志的认可，正式被指定为党的接班人。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作为“接班人”的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九大”期间，“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左”的浪潮席卷全国，个人崇拜达到狂热的程度。为了让这种有利于“四人帮”集团的态势继续延续下去，江青要求将“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章的主导思想，以此来保证“文化大革命”永远合法地继续进行下去。同时江青还向毛泽东提议，把林彪接班人的身份写入党章，不久，江青的提议在其爪牙的拥护下通过，而九大修改后的党章也成为建党以来最为荒唐的党章。至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号召下，“革命”取得“巨大成就”。
刘静跪在那里，幽怨地控诉着自己所犯下的罪孽。这些所谓的罪孽无非不过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自己吃香的喝辣的，骂丫鬟打长工。有时候还不得不添油加醋，将自己形容成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类似于周扒皮的地主婆。可是这一切真的很冤枉，有些事情刘长生比她这个地主婆娘更清楚，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只是一个做了地主的婆娘，一个做了地主的长工。
刘家庄的刘地主名声倒也不赖，祖祖辈辈与人和善，作为村里惟一的地主家庭，他们给过村里人不少的接济。刘长生从十岁开始给刘地主家干活，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如今五十五了却要难为二十年前的主子。可他也没什么办法，中央三令五申“阶级斗争为纲”，刘家庄几十年前，全是刘地主家的财产，刘地主如今被发配边疆，他们只能批斗“地主婆”。不然实在无人可批了。只是这样日复一日的批斗让刘长生很是厌倦，和刘长生心情一样的还有很多人，他们非常迷茫，看不到批斗的出路。可是又不得不“继续革命”，可是革谁的命成了问题？因为眼前这个地主婆所有的土地都归生产队了。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更愿意搞好大队的秋粮指标。
“文革”时期的忠字舞
1969年，在林彪等人的大肆宣扬下，毛泽东在民间的地位已经近乎与神。在“九大”召开前，王美丽把工厂里的一些年轻人组织起来，天天到镇政府前的广场上跳“忠字舞”。他们见不到毛主席，一辈子去过的最大的地方就是镇政府。所以，他们要在这里表下决心，让党和政府知道，他们工人永远会紧随毛主席，坚决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纺织厂这一带头，其他的单位自然也不甘示弱，小小的和平镇总共也就那么几个工厂，一时间倾巢出动都汇聚在这个广场上。他们一边跳，一边高喊着“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跳的时候群情激昂，可散了之后又无比失落。
“九大”期间，林彪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国农工商行业再次掀起了“革命”高潮。然而这个时候的“革命”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随着20世纪50年代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当时的社会矛盾已经由敌我矛盾转化成人民内部的矛盾，用“革命”的形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本身就是十分错误的，这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这时，“继续革命”其实已经成为某些利益集团阴谋控制国家的幌子，目的是让“文化大革命”合法合理地进行下去，并最终帮他们窃取国家权力。
中苏对峙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样雄浑的美景在这个人烟罕至的地方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当南国已经是阳春三月，鸟语花香的时候，孙玉国却爬在雪地里，无比压抑。“窝囊，窝囊，窝囊”，除了这个词实在找不到别的词语来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他自己都不清楚这是第几次被苏联军队辱骂了，这些日子，面对苏联军队的屡屡冒犯，孙玉国一再叮嘱自己的手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3月2日凌晨，乌苏里江河畔格外寒冷。孙玉国和他的战友们穿着厚厚的大衣在雪地中艰难地行走着，他们的目的地是珍宝岛。看着身后一窜深深的脚印，孙玉国从未有过的伤感，临行前，他特意嘱咐一班长说，“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一定代我去看看我的妻子，她刚和我结婚，还没享到福……”90.随着珍宝岛两岸战备的升级，孙玉国和战友们都清楚地知道每一次巡逻都有可能成为永别。
周恩来和柯西金的机场会晤
孙玉国带领的巡逻队刚刚踏上珍宝岛，耳畔便响起了枪声，身边的六名战友先后倒在了血泊之中。身为站长的孙玉国被迫下令开火还击，一时间珍宝岛枪声大作。由于苏军提前上岛，抢占了有利地形，我军很难组织有效反击，形势极为被动。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战士于庆阳突然冲出掩体，一边奔跑一边向苏军射击，黑暗中苏军的大部分火力被于庆阳吸引，为我军组织反击创造了条件。然而于庆阳却被击中了头部，摔倒在地，当苏军再次组织火力向我军开火时，头部已被打穿的于庆阳顽强地站起来，端起冲锋枪继续向苏军冲击，直至英勇牺牲。这一战，在我边防战士英勇反击下，苏军偷袭未果，最后反被我边防战士全部击毙，中方告捷。珍宝岛保卫战全面打响。
这次保卫战爆发后不久，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莫斯科举行了盛大的反华示威游行，中国大使馆数次遭遇围攻，大使馆的车辆多次被砸。中方虽继续保持克制，但却并没有放松警惕，毛泽东在珍宝岛战役后提出“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91”3月5日之后，针对恶化的中苏关系，毛泽东再次提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再次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珍宝岛的战备状态开始升级。
3月中旬，中苏双方在珍宝岛上接连交锋，我边防战士浴血奋战，先后击退敌人数次进攻。边防某营在营长冷鹏飞的率领下，坚守九个多小时。在这九个小时里，冷鹏飞身负重伤，仍然沉着应战，打退苏军6次炮火急袭，击退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在最后的反击中，击毙了苏军边防部队总指挥列昂诺夫上校和杨辛中校，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然而在这些胜利之后，我军也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了报复我军，苏联军队无耻地围攻新疆塔城军分区边防团的一支边防巡逻队，致该巡逻队的全部边防战士以身殉国。
中苏在珍宝岛的几次短兵相接中，都以中方胜利宣告结束。这让苏联恼羞成怒，开始报复性地对珍宝岛进行狂轰滥炸。考虑到中苏关系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既要做好打仗的准备，又明确指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92，在党中央的指导下，中方军队没有进一步采取使对抗升级的步骤。而苏联却加紧入侵步伐，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强硬派，开始积极要求在远东地区布置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可以携带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中苏矛盾愈发不可收拾，大战迫在眉睫。
8月28日，大洋彼岸的美国，一家名叫《华盛顿明星报》的小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为《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条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周恩来获悉后，第一时间向毛泽东做了汇报。面对苏联的核威胁，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至此，由珍宝岛引发的中苏对峙开始进入全面的临战状态。
人们最终没有等来那场惊心动魄的核大战，等来的是周恩来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临时会晤。中苏两国一触即发的战役在双方坦诚的会谈中画上了句号。珍宝岛战役最终没有扩大成全国规模的战役。但是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却开始彼此疏远，之前的友好关系也彻底破裂。中苏对峙后，中国长期的反美立场突然发生重大转变，美国政府则对这种转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中美两国用最快的速度开始接近和对话。中美关系经过多年的冰冻期之后，进入相对缓和的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打下了基础。
风云印记
1月5日，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安装的具有6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氮肥厂——河北化肥厂三期工程胜利完成。它标志着我国氮肥工业达到了新水平，使我国尿素生产技术跃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4月2日，中国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
10月，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投入试运营，这是中国第一条地下铁道。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发出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
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1970争权
政治就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在“文革”那风云变幻的年代，政权上的明争暗夺，不绝如缕。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全体会议，在会上，林彪一伙向毛泽东发动突然进攻，“抢班夺权”的阴谋终于露头，却轻松地被毛泽东识破、挫败。
暗潮涌动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所谓“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召开。九大修改了中共党章，新的党章中确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选举了中共新的领导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而江青、林彪等人的亲信也顺利进入政治局，周恩来仅仅勉强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在政治局中势力单薄，以至于陈云等一些共和国开国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九大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倾狂热气氛所笼罩，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被确定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由于中共九大突出了军队的作用，由林彪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和林彪关系甚密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在党政军内已经控制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利，但是欲望是无止境的，他们并没有停止对权利的欲求。与此同时，在打击、诬陷刘少奇中与林彪集团既勾结又有矛盾的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在发展扩大，大有超过林彪集团的趋势，林彪愈来愈感觉到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并不是很稳固。于是加紧了簒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离开北京到外地，很多机构也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和试验农场等名义，分散到农村及有关“战备疏散点”。这一号令被毛泽东制止了，但是林彪集团小试牛刀后并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而是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林彪的抢班夺权主要表现在对于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的争论上。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一是因为自己无意担此一职，二是对林彪的阴谋已经有所洞察，很不愿意林彪担任此职。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宪的准备工作。3月16日，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3月1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讨论四届人大问题的会上，大多数人同意毛主席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4月11日晚上11点半，林彪秘书于运深给中央政治局值班室挂电话，传达林彪的3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选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4月12日，毛主席看到电话记录，立即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此后，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第三次、第四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这个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给了林彪一闷棍。
林彪在暗暗和毛泽东周旋，暗地里林立果在悄悄地搞他的“联合舰队”，准备发动武装争政变。
庐山风云
8月的庐山，树木郁郁葱葱，风景秀美。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飞。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全体会议，也就是中共中央九届第二次会议。
从3月到8月期间，毛泽东先后六次表明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但是一贯认为：“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连半句也没有听见去，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为什么对设国家主席如此热衷呢？叶群在同吴法宪的谈话中道出了真意：“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办？往哪里摆？”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一伙儿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是假，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才是他们的真正的意图。
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了常委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毛泽东住处碰了面，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讨论中除了毛泽东外，其他几名常委都提出，为了满足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的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但是毛泽东坚持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毛泽东还强调：我们要把这个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大会。
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全体会议上抢先发表了讲话。林彪首先作了长篇发言。他手里有个讲稿，但他没有按讲稿念。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林彪还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一个主题林彪翻来覆去讲了一个半小时。
林彪讲完后，康生表了个态，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那么就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么宪法中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写了。-这时，毛泽东越听越坐住，明显地表现出不耐烦。林彪讲完应该是周恩来讲国民经济计划，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用很不高兴的语气对周恩来说，你讲吧。周恩来一看这种情况，表示不讲了，反正材料都印发了。康生也说不讲了，一脸不高兴的毛泽东宣布散会。）
8月24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按照事先的秘密串连和约定，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的题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他们在发言中，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但是用大家都明白的语言，攻击张春桥，即攻击江青集团。陈伯达在华北组的会议上发言，鼓吹林彪的天才说，引用了林彪的三段话，以证明他们所说的“林副主席经常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的正确性。他还无端地说：“按照列宁的说法，否定天才，就是否定领袖，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陈伯达的这些话带有很大的煽动性，当即有些人跟着起哄，会场的气氛很是紧张。当然陈伯达的这些言论都是有所指的，8月25日上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告状。同日下午，毛泽东组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责令陈伯达检讨，会议因此即告中断。
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了陈伯达，他指责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其实毛泽东的矛盾直接指向了林彪，但是还是给林彪留有余地的，没有点名批评林彪。
全会闭幕的前夕，9月5日晚，林彪和叶群亲自到江青的住处拜访了她，表示了歉意。6日晚，叶群又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住处，登门道歉。表演了一场面和心不合的闹剧。
庐山上的斗争可以说以林彪的失败而告终，也是林彪集团覆灭的一个转折点。林彪想用“和平过渡”方式来谋取最高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遭到了挫败。接着，林彪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同江青集团较量中，由于毛泽东明确支持江青等人，点名批评了陈伯达，而使林彪集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会后，不甘失败的林彪集团，铤而走险，准备发动武装政变来夺取最高领导权，从而走向了加速覆灭的道路。
风云印记
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2月25日 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1解决
“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1971年9月13日凌晨，蒙古，温都尔汗西北苏不拉嘎盆地上空的一缕青烟，是那么的轻盈，又是那么得沉重。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林彪在一片火光中急匆匆地走了，他也许还有什么遗憾，他也许在死神逼近的那一刹那明白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些许唏嘘，些许叹息，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
黑夜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个在新中国“文革”的十年漫长黑夜中苦苦追寻光明的诗人发出了这样的低吼。1971年9月12日的夜晚，夜出奇地静，天出奇地黑，路边的白杨树一动也不动好像在等待什么事情的发生。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从北戴河驶出，趁着黑夜的掩护，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向山海关方向飞奔，没错！车里坐着的正是那个漫长“黑夜”的制造者之一林彪同志，当然他的身边还坐着他的“发不同青心同热”的妻子——叶群女士。
在1970年初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也就是“庐山会议”。在那次惊心动魄的庐山会议上，林彪反革命集团认为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开始了向毛泽东叫板。8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了常委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毛泽东住处碰了面，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讨论中除了毛泽东外，其他几名常委都提出，为了满足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的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但是毛泽东坚持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毛泽东还强调：我们要把这个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大会。但是林彪为了攫取国家主席的位子，利令智昏，认为毛泽东只是说自己不想做国家主席，并不代表不设国家主席啊。这天晚上，林彪思前想后、辗转难眠，他决定放手一搏。同时，叶群也在鼓动他们的党羽造声势，叶群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折腾，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有点儿急不可耐了，更有点慌不择路了，他们要狗急跳墙了，要么把“皇帝”拉下马，要么就鸡飞蛋打。黑夜里，瘦弱身躯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发射出阴森的绿光，他在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这时的林彪已经感觉到用和平的方式窃取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不太可能了，他在与温柔的妻子密谋用武力夺取政权。他通过在空军办公室任副主席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秘密建立起了一个“政变”班子，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空军公开宣布：“林立果同志可以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这只是林彪加快“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个缩影。暗流在涌动，1971年2月12日，林彪带着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飞到苏州，秘密策划武装发动政变的方法、步骤。他们在苏州住了好几天，密谋了政变的初步意见。然后由林立果去广州，召集“联合舰队”的成员于新野、陈励耘等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三月中旬，他们根据林彪和叶群的指示，聚集在上海。在林立果的策划下，由于新野执笔炮制了一个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在这个纪要中，他们计划用毒气、细菌武器、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各种手段和方式，伺机杀害毛泽东，并攻打钓鱼台，然后夺取政权。
狼，贪婪狡诈，在寻找着他的猎物；但是鹰的目光是何等得敏锐、锐利，更何况鹰站在高处，盘旋在空中。林彪的阴谋活动，早已经被毛泽东洞悉，并在不同的场合表示了对林彪的不满，并暗示了林彪不要轻举妄动，但是林彪执意妄为。那么，毛泽东也要采取行动了，毛泽东像鹰一样在空中盘旋着，他在思考着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经过长时间党的思考和考虑，他决定用出巡的方式，先到外地去吹吹风、打打招呼，听听各大军区和各省的负责人的意见，并了解了解一些情况。
8月14日，毛泽东离开了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北、河南、广东、湖南、广西、江西、福建等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的谈话。8月16日，毛泽东首先来到了中国的腹地武汉，将林彪的问题给地方负责人吹了吹风，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他们高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的路线。有人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事情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了，林彪夫妇好像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8月17日，他们从苏州飞到了北戴河。叶群说：“我们离开苏州，是为了避嫌。”到底是避什么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毛泽东在南昌时，获悉林彪党的骨干分子周宇驰曾到江西将一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了，进一步提高了警惕。9月3日，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了杭州，并在杭州发现了一些可疑的现象，毛泽东此时已感觉到林彪集团的凶残了，他们已不是口头上要当国家主席了，变成了要用武力夺取党和国家的政权了，暗夺不成，要明抢了。此时的林彪也警觉地发现：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斗争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那就看谁狠吧！9月7日，林立果向他们的“联合舰队”下了“一级战备”命令。第二天，林彪正式下达了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他们准备在毛泽东未回到北京之前，在上海或者杭州将毛泽东杀害。很难想象，如果林彪集团的阴谋如果得逞，中国这只大船将驶向何方。
林彪显然是斗不过毛泽东的，那么，他的儿子林立果只是在做些吃天的梦想罢了，就在林立果一伙在策划怎样把毛泽东谋杀于上海的时候，毛泽东杀了一个回马枪，毛泽东并没有在上海停留，而是风驰电掣地回到了北京，并且让李德生派了一个师的兵力到南口，以防林彪集团武装政变。毛泽东的提前回京，让林彪一伙大吃一惊，连叫不好，因为他们的政变计划里并没有这一步棋啊。他们恐慌了一阵子后决定南逃到广州，另立中央。无硝烟的战争在黑夜里打响了，也许它要成为一场冒着浓烟的风暴。
谁主沉浮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林彪此时也许感觉到自己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但是，他的妻子叶群还不肯善罢甘休，因为他的一条座右铭还在鼓励着她继续向前冲——“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年轻气盛的林立果更不会善罢甘休，他要做殊死搏斗。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于新野在得知毛泽东回京后马上做了秘密部署，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安排了8架飞机南逃广州，于9月12日将其中的256号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专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这天晚上的10点左右，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这使林彪变得更加慌乱了，决定放弃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准备叛逃苏联。就这样，在九月的那个深夜，那辆黑色的红旗轿车在飞驰着，是逃跑？还是逃离？历史不会在那一时间定格，在岁月的长河中，也许那只是溅起的一朵小小的浪花，随即又淹没在黑夜中。
256号三叉戟飞机的信号还在雷达的荧光屏上闪烁，256号三叉戟载着林彪、叶群、林立果正在朝蒙古方向飞去。256号三叉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但是它确实是朝着背离人民，背离祖国的地方飞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就在这架飞向异国他乡的飞机上。这时林彪在想什么呢？
我们只是知道在中南海的一间书房里，沙发上坐着一个疲惫的老人，他刚刚才结束大半个中国的旅行。他正在专注地听着周恩来的汇报，一脸的凝重，电话铃不断地急切响起，周恩来不时地出来接电话，把最新的消息汇报给毛泽东。最后毛泽东凝神思考了片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情，由他去吧。”
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25分，一架中国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地区坠毁，半个多月后，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共中央（1971年）第57号文件》，向全国通告如下：“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上世纪的80年代初，在“三面荷花一面柳，满城春色半成湖”的济南，人们也许会看见一个步履蹒跚的胖老头去菜市场买菜，那就是昔日赫赫有名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林彪的“四大虎将”之一。随着岁月的流失，林彪的旧党们大部分都保外就医了，体味着普通老百姓的辛酸苦辣，当然他们也不会忘记那些历史的风云，中国人民更不会忘记！
风云印记
1971年3月3日，我国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
1971年11月，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重返联合国。
1972“右倾回潮”
197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轰轰隆隆的“文化大革命”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由于林彪的叛逃，中共的领导人开始作了一些调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党政日常工作，努力减弱“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在经济、政治、组织、外交上等领域的负面影响。但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不能容忍这样做，就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是“右倾回潮”，声称要“反击右倾翻案风”。
反思
黑夜还在弥漫着中国大地，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西北苏不拉嘎盆地的火光，也许给黑暗中的中国带来了光明的火种，使在迷失中的中国人民开始思考，或者说使毛泽东在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价值所在。“想当年，小乔初嫁了，羽扇纶巾，雄姿英发。”可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突然衰老了很多。他在进行着深刻的内省和反思……
1981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事件的失败。”毛泽东当然不会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可是“文革”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不得不使他老人家反省：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接班人竟然为了簒取政权用武力来谋杀自己，最终叛逃他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本来想依靠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最后，却“天下大乱”，本来应该在学校里认真读书的天真无邪的青年学生，后来竟然一个个成了无法无天的“危险分子”，制造各种武斗，不听招呼，闹得不可收拾，最后，毛泽东只好送他们上山下乡，一走了之。让他们到中国的大好河山中去做一名“闯将”吧。孩子们都走了，自己的“战友”竟然背叛自己，那么，谁才是最可信赖的人呢，毛泽东拖着疲惫的身心在思索着，他把目光转向了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追随自己南征北战，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一大批老革命、老同志、老干部。
1月10日，毛泽东吃过中午饭，按照平时的习惯，他要午睡一会儿，但是这一天他却毫无睡意，坐在沙发上拿起一本书，也无心翻看，突然，他缓缓站起身来，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工作人员马上抱起大衣，扶身着睡衣的毛泽东上了汽车。
一辆黑色轿车，向北京西郊驰去。
陈毅的追悼会是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规格来安排的。周恩来在得知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立即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并指示通知宋庆龄副主席，通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要求要参加追悼会的，都可以去参加。毛泽东来到追悼会后，在休息室会见了陈毅的夫人张茜，毛泽东握着张茜的手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是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毛泽东并鼓励陈毅的子女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肯定了陈毅一生的功绩。毛泽东还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即示意陈毅亲属将毛泽东的意思传出去。
其实，早在1971年年底，毛泽东就在周恩来的协助下，开始了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被迫害、靠边站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命运开始了新的转机。毛泽东可能是年事已高，没有精力再使“文化大革命”朝着自己设想的方向前进了，另一方面，可能由于一个个老同志的离开人世，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对生命的敬畏。1972年初，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毛泽东一系列的行动说明了，他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反思他对待自己的革命同志的做法是不是真得就那么正确。在这种反思的思想作用下，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前进·“右倾回潮”
对人才的尊重，才能使中国不至于在黑夜中迷失的时间更长，中国的经济才能更好得发展起来。在周恩来等老同志的努力下，《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纲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等种种制度；强调企业要抓产量、质量、品种、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效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些本来是建国后积累多年的经验，规定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措施，也是任何经济部门不可或缺的必要制度，但是在那段疯狂的岁月中，基本上被破坏殆尽了。造成了企业管理的严重混乱、生产能力连续下降的局面，使“赶英超美”的豪言壮志变成了美丽的童话，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变得是那么的虚空。必须要扭转经济工作的局面，必须建立和恢复这些基本规章制度。
这一年的年初，周恩来发现了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并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一些经济措施对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等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他是说，应该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儿破坏经济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要把破坏性的消除掉！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生产建设上的一系列的极左的思想和无政府主义。使国民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增长，1972年工业比上年增长了6.6%。同时在农村工作方面，也着手纠正了一些“左”的弊端，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着劳动计酬的平均主义，多劳不能多得；经营单一落后，很少现金收入，分配不能兑现，农民收入减少，生活水平整体下降等挫伤农民积极性的状况，提出了一定解决措施，要求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的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些指示受到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跳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使1972年在6.1亿亩庄稼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没有减产。
在1972年，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人，那就是邓小平。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并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看到中国形势有可能好转，正在江西赣南下放劳动的邓小平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求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阅读了邓小平从江西给他写的信以后做了一个重要的批示：“邓小平同志所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应该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肯定了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的功绩。邓小平获得了在当地考察的权利，这为他以后的复出打下了基础。
黑夜中，正义之士正在竭尽全力在寻找通向光明的道路，但是黑夜中的妖魔鬼怪总是要阻碍前进的道路。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这是1967年2月以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三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和“右倾回潮”。其实，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明显有严重的“左”错误。但是毛泽东不愿也不肯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并在全局上依然坚持“左”的错误方针。在当周恩来等革命老同志真正要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毛泽东又不答应了。10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江青一伙儿正是摸透了毛泽东的思想，才仍然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不得不还在黑夜中煎熬、摸索，希望的曙光何时才能冲破东方的云端，照耀渴望光明的中国人民啊？
风云印记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
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四人帮”
在追逐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政治角力中，有一些人主动或者被动的退出了，而另外一些人由于一定的历史机缘慢慢活跃了起来。在中共九大上写进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而由于飞机失事死于异国他乡的两年后，一个年仅38岁的年轻人在197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了成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俨然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形成了闻名史册的“四人帮”。
“白卷英雄”张铁生
1973年6月30日，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在理化考试时，张铁生看到卷子后就蒙了，平时只知道劳动和闹革命保卫毛主席，考试的这些东西自己见都没有见过，怎么作答呢？他心里很着急，抓耳挠腮，最后硬是乱写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张铁生的心里很烦很乱，好不容易得到的一次参加大学考试的一次机会就这样被浪费掉了吗？自己为了集体的生产劳动才没有时间去学习那些书本知识的；到交卷的时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试卷上的题是一道也不会做了；为了发泄心中的不平，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其实，张铁生的语文是38分，数学得61分，物理化学得6分，都未交白卷。
无论张铁生在考试考了得多少分，他的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却引起了别有用心的人的注意，张铁生也被推到了风头浪尖上。1973年的大学招生，国务院规定了新的招生办法，他是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路线而在教育领域大学招生方面采取的改革措施。新的改革措施还不能完全摆脱“左”的错误路线和政策的束缚，但是其基本精神与那种根本否认文化考查的做法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但是“四人帮”对此极为不满，并暗中密谋对策，在文化考查上借题发挥，他们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
“四人帮”的死党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张铁生给“尊敬的领导”写信这一情况后，不禁喜上眉梢，这不正是他们要寻找的打人的“石头”吗？他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其后，《红旗》杂志等也纷纷转载，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张铁生被破格录取上学，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马前卒。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11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文章，揭露了白卷事件是一个政治骗局。1977年3月14日，辽宁省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张铁生。随后张铁生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这是张铁生自己命运的悲哀，还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中南海来了个年轻人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是一个巨大的心理打击：在自己开创的“文化大革命”中选拔出来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恰恰要背叛自己、谋害自己。这个打击使毛泽东明显衰老了很多，体质也明显下降了。1971年的秋天，毛泽东大病了一场，1972年还休克了一次。虽然每天人民都在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但是毛泽东已经感觉到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要在余下的时光中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找到一个优秀的接班人。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刘少奇、林彪两人都辜负了毛泽东。现在，毛泽东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题已被排除在外了。在毛泽东眼里，同20世纪60年代初相比，周恩来由于纠正“左”的错误路线在政治上也是值得怀疑的。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行。毛泽东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但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江青思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那么谁将要进入毛泽东的视线呢？
1972年9月，张春桥打电话通知王洪文移交工作，调他到北京学习一段，带好衣服和生活用品，可以带一名秘书。王洪文感到很突然，又不敢多问。放下电话，他找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商量。徐景贤说，这次中央决定调老王去学习，肯定是毛主席的决策。因为毛主席在九大就说过，要从工农积极分子中提拔干部。王秀珍说，哈，老王要进中央政治局了。王洪文赶紧制止，嘘，不要乱说。马天水点点头说，林彪集团垮台后，中央的人越来越少了，洪文同志去了以后，很有可能回不来了……
对于王洪文来说，1972年9月7日是个难忘的日子。
他离开了上海，坐飞机到北京学习，从此平步青云了。
其实王洪文并不清楚中央调他来北京的意图，但是重用他是肯定的。周恩来安排王洪文住进钓鱼台九号楼，和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一起，这样上海“文革”小组的一、二、三把手都聚齐了。毛泽东多次找王洪文谈话，详细问他的历史，提出各种问题，听取他的看法。毛泽东也对他开导和帮助，并特意关照周恩来“传帮带”。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中央处理七机部问题的会议，解决河南两派的会议，甚至包括绝密的讨论……总之，凡是周恩来主持的会议，都通知王洪文参加，并让他发表意见。王洪文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中央工作。中央办公厅给王洪文送来完整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开始，王洪文小心谨慎，认真学习。还把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主力肖木调来当他的学习辅导员，帮他制定了学习计划，每天读两个小时的书。工作再忙也雷打不动。看毛泽东在学习英语，王洪文也从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找了一个姓黄的教员，教他英语。
实际上，王洪文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整天学习开会，对一向坐不住的他来说，实在苦不堪言，而且老婆孩子也不在北京，王洪文打电话向马天水诉苦，寂寞透了。但王洪文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经得起毛泽东的考查。毛泽东有时也派王洪文到矛盾比较尖锐的新疆、浙江等地，王洪文喜欢外出，中央特派员嘛，地方隆重接待。而且处理两派冲突和武斗，他轻车熟路。他在上海时，经常到现场处理和调解两派的矛盾，积累了一些经验。把两派找来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和希望，要求两派多作自我批评。因为“一碗水端平”，他处理过的地区，形势都有所好转。
日子在一天天地流淌着，王洪文在中南海慢慢熟悉了起来，他也赢得了毛泽东信任。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此筹备会上王洪文被任命为十大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和十大选举委员会主任。在8月30日，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从而形成了“四人帮”，在中央获得了更多的权利。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当作实现“女皇”梦的军事和闯将，他们簒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他们的美梦正酣，人民却依然在黑夜中受苦！
风云印记
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1974批林批孔
“9·13事件”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分崩离析。然而，新中国的政治局面依然不稳定，党章上的“接班人”在外蒙化为枯骨，而站在“接班人”背后的女子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野心，跳到了历史的前台。
“又一次癫狂
“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
这是河南省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学生张玉勤在1973年7月，在一次英语考试中写下的顺口溜。
杨天成——张玉勤的代课老师。看过张玉勤的试卷后，杨天成对张玉勤她进行了严格的批评教育，年幼的张玉勤对这次批评耿耿于怀，没过几天投河自尽。这是杨天成所没有预料到的，他怎么都不敢相信，年幼的张玉勤会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张玉勤自杀后，南阳地区教育局迅速介入，第一时间内对死者家属进行了抚慰，同时对杨天成和该校校长罗长奇进行了通告批评。由于处理及时，这次事件在短时间内便从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中消失，然而，没有人会想到，这仅仅是开始。
1974年1月，毛泽东为了防止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号召大家把批评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批评孔子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他认为林彪就是因为“尊孔反法”，才走上那条不归路的。江青等人抓住这次机会，经过精密策划，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还指出“批林批孔”就是批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批林批孔大会
为了贯彻“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派自己的亲信谢静宜、迟群，赶往河南省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对半年前的张玉勤自杀事件进行所谓的调查取证。1月31日，中共中央便做出处理决定，给河南省委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下发了“5号文”。该文件中将张玉勤自杀的责任强加给杨天成和罗长奇，并且上纲上线地认为此次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表现，而这件原本非常普通的事件也被定名为“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这次事件后，江青等“四人帮”集团开始阴谋制造舆论，准备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将周总理拉“下台”。与此同时，还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了批判，“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中的两位教师杨天成和罗长齐也被当地警方逮捕法办，交由群众批斗，待审讯后，再判重刑。马振扶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新宇、唐河县公安局股长田道义也因为在这次“政治事件”中没有保持高度的警惕而受到牵连，先后被河南省委行政处罚。
除了对教育工作者开始进行错误的批判外，批林批孔也开始在各个行业开始蔓延。晋剧《三上桃峰》被江青集团定义为“为刘少奇招魂”，湘剧《园丁之歌》在被称作是“文艺黑线回潮”。其中用来赞誉教师这一职业的“园丁”，也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当文化界被彻底带进歧途后，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他们不批林、假批孔，反而投入大量的精力批“周公”、批“宰相”，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不指名的攻击，严重地阻碍了当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工作部署。
1974年元旦，批林批孔运动在国内如火如荼的进行。而南越反动当局却趁虚而入，派兵侵占我西沙群岛的几个岛屿。为了保卫祖国边疆海域，周恩来于1月18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总指挥，收复西沙群岛。这个时候的叶剑英可谓是忍辱负重，一边要顶住江青一伙的压力，一边还要密切注视万里之外南国海疆的安全。面对“四人帮”射来的“批林批孔”冷箭，叶剑英沉着应战，排除干扰，短时间内击退了南越入侵军队，全部收回了敌占岛屿，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而这时，叶剑英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带来的喜悦，就被通知参加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抓住某些领导干部子弟当兵问题大做文章，直接影射叶剑英。
在批林批孔严重影响和干扰国家机关正常运作后，毛泽东开始对此事有所警醒，他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正在将这场运动领向一个错误方向上去。在江青等人抓住叶剑英同志“走后门”问题不放的时候，迅速给叶剑英做了批示：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这次批示，有着一定积极的意义，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第一次开始对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有所警觉。从次以后，四人帮开始在风雨飘摇中，进行着他们最后的疯狂。
矛盾
1974年6月的一天，张建华和他的战友们在刚刚出厂九天，舷号为“211”的新型导弹驱逐舰上操练着。就时，舰上的汽笛拉响了，汽笛就是命令，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各就各位，到达自己的作战位置，被告知有紧急任务。驱逐舰以每小时二十八海里的速度向目的地塘沽港赶去，所有的人都惴惴不安，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的江青
“211”驱逐舰以战备状态到达塘沽港后，被告知他们的任务是接受江青同志的视察。包括舰长在内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短短十几分钟内，驱逐舰上彩旗飘扬。江青此行的目的是将“批林批孔”的思想深入到军队中，为控制军队打思想基础。为了表示对舰员们的最大关怀，江青视察结束后决定与全体官兵合影留念。张建华幸运地被安排在“首长”身边。合影时，张建华精心收拾了一下自己的着装，还将自己水兵帽上的飘带拉到了胸前。江青看到后突然皱起眉头，她猛然站起身来，将张建华的水兵帽摘下，指着飘带说：“这玩意儿是拿破仑搞的，是纪念诺皮尔的。这是帝国主义造成的。”95说完把飘带塞进去，狠狠地扣在张建华头上。
“文革”期间，江青将自己的触角伸入到全国各个角落。一个从没有在中央军委任过职的人，却可以随意调动战略驱逐舰。在文化领域遍布亲信，却又时刻想把周恩来“拉下马”，由自己组阁的。周恩来养病期间这个女人锋芒毕露，这让病榻中的毛泽东深感不安。
1974年3月，周恩来病重入院治疗，江青希望借此机会彻底整垮周恩来，多次求见毛泽东。已对江青不满的毛泽东批示道：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面对毛泽东的警告，利欲熏心的江青反而加快了扳倒周恩来的步伐。5月17日，江青令其爪牙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该文直接将矛头对准周恩来。文章中提到：“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97这些文字看似批孔，实际上是影射周恩来。6月14日，江青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将周恩来从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赶下来，这让毛泽东有些恼火。
7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江青。毛泽东讲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之后，毛泽东还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批评，说：“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98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直假借毛泽东的名义胡作非为，当毛泽东对她的行为公开表达不满后，四人帮的地位开始变得岌岌可危。
这一年无疑是矛盾的一年，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四人帮”的图谋。但为了维护“文革”的胜利果实，又能将“四人帮”彻底打倒。因此给了江青等人喘息的机会。不过这一年，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一些错误，先是为贺龙平反，接着启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做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99的批示。为恢复经济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风云印记
5月15日，在华北滨海地区新建大港油田。
9月15日，中国大陆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
12月31日，中国政府要求切实实施计划生育工作。
1975交锋
随着周恩来同志健康状况的恶化，邓小平成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面对来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阻挠，邓小平开始了自己“拨乱反正”之路，试图将新中国的建设重新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摆在他前面的路那样凶险。而1975年也成为“建设”和“夺权”正面交锋的一年。
夺权路上的“末路狂奔”
“党啊，我的党，你要将我引向何方？”
1975年4月4日上午，初春的沈阳城感觉不到一点暖意。路上的人们形色匆匆，躲避着刻骨的寒风。上午十点，天空变得越发的黑暗，阳光躲在了厚厚的乌云中不肯露出哪怕一丝的光芒。人们的心情也像这阴霾的天气一样。这个时候，一辆囚车从街道上驶过，路上的行人纷纷让开，颇有几分晦气的继续赶路。
沈阳东岭大刑场，一位女性囚犯被法警从囚车上压了下来。在对她实行枪决之前，几个彪形大汉惨无人道地将她的喉管割断，这样做的原因是，让她再也喊不出口号。随后，一声枪响结束了她不屈的生命。死者尸体没有人收敛，没有人认领，唯一能表明她身份的是那件血色的球衣上写着的名字张志新——一个至死都在捍卫真理的中共党员。
张志新生前
“文化大革命”初期，辽宁省委宣传部张志新作为右派被关押在沈阳看守所。关押期间，性格刚烈的张志新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左倾主义思想路线的抬头，并多次为刘少奇喊冤，在面对自己所谓的“问题”时拒不承认错误。在交代自己的问题时甚至说出了“过去十年，有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毛主席也有错误……”101这些在当时看来非常极端的言论。为此张志新被戴上了“反毛主席，反江青同志”“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成为彻底的“右倾反革命分子”，成为江青及其死党的眼中钉。1975年，辽宁省省委常委的扩大会议上，在讨论张志新案时，拥护江青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远新在会上表态说“杀了算了”，其他一些领导附和道“干脆”102，几句简单的对话让张志新走上了不归路。
作为文化大革命中少数敢说真话的人之一，张志新对党和对人民还是有非常深的感情的。然而她追求真理的步伐给她带来的却是迫害，在长期遭遇虐待和殴打的情况下，张志新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导致精神失常。而在获知自己即将被执行死刑后，张志新留下了自己最后的遗言“党啊，我的党，你要将我引向何方？”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极力鼓动人们造反，以创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环境。在这种情苦下，人性遭遇了极大的考验。1975年，除了张志新割喉惨案外，在江西赣州还有一起轰动效应极大的“李九莲案”。此案牵扯到上千人，其中四十五人受到了刑事处罚，六百多人受到了行政、党纪的处分。“四人帮”夺权的意图在这几起案件中表露无疑，在民间拼命地打压异己，在中央大力扶持“自己人”。在与邓小平等人争夺权利的过程中，江青及“四人帮”成员陷入了最后的疯狂。
曲折的建设之路
1975年5月，北京城因为春天的到来而显得平静而祥和。在复兴门机关大院的干部宿舍里，一位老者看着窗外飘飞的柳絮，感慨着自己多变的人生。这个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所有的宁静，电话另一边一个急促的声音说道：“请告诉贺诚同志不要出去，一会儿中央派车来接他。”霎那间，原本祥和的气氛凝固了，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和不安，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默默地注视着老者，因为人们无法预料这个电话代表的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年代，中央派车来接未必就值得庆幸。老者没有多说什么，继续静静地看着远方，他就是电话中提到的贺诚，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
十几分钟过去了，机关大院外响起了汽笛声。贺诚——这位新中国的将军，没有一丝的紧张，他整理一下自己的衣物，坦然地上了汽车，留下了大院里心事重重的人们。汽车没开多久，直接开进了国务院，在那里，贺诚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邓小平。见到贺诚的邓小平，放下手中的工作起身相迎，一边拉着贺诚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一边感慨岁月无情。接着邓小平说：“你有个在成都的女儿叫贺礼荣吧，她给我写信替你这个做爸爸的要求工作呢！”103说罢这些，邓小平由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地告诉了贺诚。最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诉贺诚，毛主席关于他的态度，并将批示拿到将军面前。看到毛主席的亲笔批示，这个在过去二十年里受尽委屈和折磨的共和国将军第一次流下了热泪。批示上写道：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印发中央同志。
毛泽东
一九七五，五十七日
又：
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
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毛泽东
一九七五，五。十七。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国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的几天，在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邓小平又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期间由于周恩来同志身体状况不佳，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时的邓小平已经进入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
邓小平上任后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由于长期的政治运动，许多人把精力和兴趣投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没有心思搞生产。为了尽快将国民生产恢复到正确的轨道上来，邓小平决定下大力气进行整顿全国混乱的局面，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认可。1月25日，邓小平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掀开了全国各行各业的整风运动。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四人帮”依然在全国各条战线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全面整顿很难顺利展开。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些言论都对邓小平的正常工作构成消极影响。这个时候，毛泽东再次站了出来，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此时，晚年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四人帮”的野心，一场政治交锋在所难免。
1975年5月3日，八十二岁的毛泽东亲自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这次会议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谈话，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过的时间最长的讲话，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105这次讲话揭露了“四人帮”的问题，指出他们是搞修正主义的问题，是搞分裂的问题，是搞阴谋诡计的问题。这次讲话的份量之重前所未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飞扬跋扈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邓小平去大寨视察
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后，邓小平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除了军队的整顿，面对全国工业严重落后的现状，邓小平开始重点整顿钢铁行业。随后又将整顿的范围扩大到“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化教育领域，一场大规模的整顿运动在全国掀起了帷幕。9月15日，邓小平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开幕式上讲道：“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历史就是在不断的交锋中前进的。邓小平的全面整顿风潮，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这让“四人帮”及其死党恼羞成怒，1975年下半年，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歪曲事实，攻击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让毛泽东非常不满。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邓小平的整顿工作戛然而止。全国再次陷入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潮中。
1975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在邓小平主持全面工作不到同一年的时间里，相当一部分领域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倾”错误，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和观点，这些观点让中国人民第一次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切进行反思，并产生了一定的反抗情绪。为瓦解“四人帮”和随后几年的“拨乱反正”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历史的洪流在时间的河床里滚滚向前，一切落后和反动的思想终将被人民摒弃在历史的荒野上。
风云印记
2月4日，辽宁海城发生7.3级地震。我国地震部门对这次地震作出预报，使地震灾害大大减轻。
5月，中国科学工作者登顶珠峰，测定珠峰海拔高度为8848.13米。
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关于整顿工业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意见。随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简称《工业20条》）
11月26日，“长征2号”运输火箭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1976拐点
1976年！1976年！漫长而残酷的黑夜和梦魇在人民的欢声笑语中溜走，中国人们探寻已久的光明终于照在了人们幸福的脸上；“文化大革命”十载的风风雨雨在此停歇，人民终于将要走出那段泥泞的弯路，站在了通向幸福之路的路口。1976年，那是一个伟大的拐点，有悲痛，有欢乐；有泪水，有笑容；有邪恶，更有正义。人们在这一年的历史扉页上坚实地写下了：“相信未来”。由于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我们就用一些关键词和一些历史镜头来激起我们对那段岁月、那个不平凡的年代的回忆吧！
悲痛和泪水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天惊一声雷，地倾绝其维。
顿时九州寂，无语皆泪水。
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
听时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1976年的清明节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那几天，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庄严肃穆的奠堂和营垒分明的战场，久蓄在人民心中的爱与恨，像火山溶岩一样迸发出来。
1月8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他逝世了，他离人民而去了。那一刻，他所有头衔只聚集到人们亲切的一声声“敬爱的周总理”之中；那一刻，人民对总理的爱戴都藏在悲痛的哭泣中；那一刻，人们有了巨大的勇气和力量要与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到底！
人民悲痛着，人民愤怒着。但是“四人帮”依然我行我素地变本加厉地进行着他们的篡权窃国的阴谋，毫无人性地打压着人民。在为周总理治丧期间，“四人帮”还是要一意孤行地和人民为敌，发出各种禁令，竭力地阻挠人民群众各种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除了禁止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以外，还特别控制舆论媒介，不准报道人民群众的哀悼之情。1月9日。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新华社向姚文元请示，怎样组织亿万人民悼念周恩来的宣传报道、发表悼念周恩来的文章。姚文元的回答是：“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仍应再请示！”在姚文元的禁令下，一直到1月15日追悼大会的6天中，总共发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各界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两条消息。全国各地各族人民沉痛悼念的感人场景，首都百万人民扶老携幼，十里长街洒泪送总理的动人场面，竟然在新闻报刊上丝毫没有得到反映。江苏省《工农兵评论》编写组写了一篇《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四人帮”竟然还下令把它列为“反动文章”，要追查它的背景。连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周恩来的逝世都表示了沉痛的哀悼，说：“周恩来总理在发展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和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中都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他是一位卓越的和受人民爱戴的领导人。”可见“四人帮”是多么的丧心病狂啊，他们这些卑劣的行径罄竹难书，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恨。
三月的中国大地已经是春意盎然，宜人的春风吹拂着神州大地，但是人们却感到料峭的春寒，青青的柳枝在微风中好像诉说着人民对周总理的思念，也在诉说着人们对“四人帮”的强烈的不满。终于，人民群众趁着春天的生机和活力行使起了他们的权利，起码是表达悲痛的权利。三月底，从南京的雨花台，到郑州的二七广场，到西安，到太原，到全国各地，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用清明节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这种阻挠，举行了哀悼周总理的活动。终于，在天安门发生了伟大的“四五运动”。4月5日那天到天安门的到达200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的神圣光环消逝殆尽，那些“伟大”的豪言壮语再也激不起人们的激情了，美好空洞的理想再也代替不了凄苦的充满谎言的生活现实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悲痛中爆发了。
斗争和笑容
任何反动派都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四人帮”在伟大的群众运动面前，胆颤心惊，坐立不安，他们利用一切组织手段，动用所有的宣传机器，妄图扑灭人民愤怒的火焰。4月2日，“四人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电话通知，对南京的正义行动加以错误指责。认为：南京出现了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各地领导机关，“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要彻底追查。”华国锋等听信了“四人帮”亲信编写汇报的材料，错误地支持了“四人帮”对人民群众的诬蔑，华国锋说：“很恶毒的，一批坏人跳了出来，写的东西直接攻击主席，很多直接攻击中央。”“四人帮”对在天安门悼念活动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然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的斗争艺术，不断地将斗争推向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为了挽救自己的厄运，动用暴力把“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们投入血泊之中。“四五”运动虽然受到血腥的镇压，但在这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中，人民是胜利者。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迫使“四人帮”彻底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的凶狠嘴脸，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从而为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的光辉的十月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彪炳千古的一页。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人民群众英勇无畏的抗争。我们还得从1975年年底说起。邓小平对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不能不触及到“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的政策，不得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比较系统的纠正。但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的纠正，既遭到了“四人帮”的疯狂反对，也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这场深刻的斗争终于演变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最卖力的鼓吹者和急先锋。他们要趁机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首先集中攻击邓小平。江青在1976年1月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难，诬陷邓小平在全国搞右倾翻案风，复辟倒退。她还在三月期间擅自开会，大骂邓小平是“汉奸”、“买办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与此同时，张春桥也多次诬蔑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四人帮”指使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攻击、诬陷和否定。在他们的笔下各方面的整顿工作是“右倾翻案风”，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把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措施说成是“唯生产力论”，号召进行批判，并鼓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这些写作打手不顾事实真相，玩弄语言游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兴风作浪。
“四人帮”在大搞文章舆论的攻击诬蔑之时，还对很多老同志批斗围攻，极尽人身迫害之能事。他们编造了一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荒唐公式。他们把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诬蔑为“还乡团”，煽动层层揪出“代理人”、“复辟派”。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就被他们迫害致死。1976年2月，在张春桥的指示下，“四人帮”安插在教育部的党羽，成立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完全剥夺了周荣鑫教育部长的职权，接着在周荣鑫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强迫其每天到教育部接受批斗。4月12日，周荣鑫昏倒在批斗会上，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正确的治疗，在当天夜里含恨去世。像胡耀邦、万里等也多次遭受批斗和迫害。
罪恶还在继续，斗争还在继续，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噩耗不断传来……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损失重大。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但“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
苍天嫌中国人民的悲痛还不够多：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极为悲痛。
就在举国上下一篇哀痛之时，“四人帮”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策划谋取兵权，又策划在全国建立全国民兵司令部，妄图把民兵变为他们掌握的“第二武装”。这些阴谋没有得逞后，就千方百计扩大和武装由他们控制的地方民兵。准备发动武装叛乱。“四人帮”就像秋后的蚂蚱在进行着最后的表演。而陈云、邓颖超、叶剑英、聂荣臻等老一辈革命家早已下定决心解决“四人帮”问题，并布下了天罗地网。中共中央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采取了果断措施。确定以召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出版问题的名义，吸收姚文元参加，对江青另作处理。华国锋亲自主持，叶剑英坐镇指挥，有关具体事宜由中央办公厅和警卫部队负责人汪东兴负责。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
10月14日，中华大地的大街小巷传遍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手舞足蹈，兴高采烈，举杯相庆。十年的长夜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梦魇终于到头了，中国人民共和国将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至今人民回想起来，无不激动地说，1976年，那是一个伟大的拐点！
风云印记
12月7日，我国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0日，按预定计划准确地返回地面。
§§第二章 后三十年 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