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至1964年，并没有认真对前一阶段进行反思、调整，考虑的却是西风压倒东风问题，以阶段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纲，结果，中国一步步滑向了文革的深渊。
1963紧张
1963年是党和国家备受考验和煎熬的一年，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开始集中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同时开展了“积极分子”，下乡入户，“搜脏清秽”的四清五反运功。
经济危局引发思想斗争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
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当时，在如何认识危局以及怎样化解上，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这是其实是“文革“的前奏。
一时间，“四清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如一阵飓风刮遍了全中国。
小说《篱坟殇尸》为我们描写了当时的一幕：
爷爷的那一屋医书玄籍自然不可幸免地归划到了“四旧”的类别中，爷爷似乎早有预感，在事发的前些日子，天天地摸着那些书惋惜地摇头叹气，却没有藏起来，只是默默地又放回到书架上，老泪朦胧。
当天，“积极分子”入屋搜书的时候，父亲他们想上前阻止，却被爷爷拦下了，“罢了罢了……那原本就不是人间之物，我张家私自借了它们那么多年，也该是还的时候了……缘尽缘灭，随缘吧……”，父亲当时是把眼泪都气出来了，咬着牙忍着。
不过，四清运动的确改善了干部的作风，人民公社在积极斗争的同时，也在加紧生产着。
面对当时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提出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最后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
在经济调整的讨论和思想斗争的同时，新疆出现了颠覆斗争。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约请周恩来、杨成武、王恩茂等人，讨论新疆出现的问题，对新疆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强调新疆地区要经常注意了解边境情况，加强边境地区反颠覆斗争。在毛泽东对新疆工作的指示中，最突出的是要做好新疆的经济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已经成为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
与此同时，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
当时，外媒虽然做了些对中国有利的报道，但对1963制定的限制进口，限制外国的投资等表达了不满。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
1963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阿联（现埃及）期间时留影。
在国内紧锣密鼓地搞四清五反和农村经济调整的同时，我国开始同亚非以及周边国家开展友好外交，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望，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63年12月中旬，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周恩来总理乘专机赴开罗，对阿联（即今埃及）进行正式访问，展开了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为宏大的长达70余天的外交活动，共是亚非欧14国。
在访问加纳的前夕，加纳发生了刺杀总统恩克鲁玛未遂的严重事件。按照外交惯例，中国政府可以临机改期对加纳的访问。在这个有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时刻，为了表示对加纳政府的支持，周恩来毅然决定，访问如期举行，并打破常规，主动提出：出于安全的考虑，总统可以不必到机场迎接，一切活动可以安排在总统住地奥苏城堡举行。这就出现了外交史上的奇特情景。
周恩来的亚非欧14国之行获得巨大成功。陈毅在1964年6月答日本挤着问时不无自豪地介绍：“我是同周总理一道访问的，现在还记忆犹新，到处都是人山人海，欢迎中国人，欢迎周总理，这是中国外交史和世界外交史上少见的。”76一直关注周恩来行程的毛泽东，也为访问的成功而衷心喜悦。3月15日下午，毛泽东再次亲临机场，迎接胜利归来的周恩来一行。毛泽东高兴地同周恩来握手表示慰问，兴致勃勃地与周恩来一起绕场向欢迎的人群鼓掌致意。两位领袖还特意来到欢迎的首都民兵之间，笑容满面地合影留念。摄影师留住了历史的瞬间，这便是那幅流传广泛的《毛主席、周总理与首都民兵在一起》的摄影作品。
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总理就是其中的“一个”。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周恩来以个人的人格魅力让我们都深深地记住了他。
风云印记
1月29日，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
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已经达到基本自给。
5月25日 由非洲31个独立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第斯亚贝巴签署《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并确定5月25日为“非洲解放日”。
1963年，毛泽东也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成为了时代符号。
1962、1963两年，有16个地区动员和组织了近10万名知识青年下乡插队。
1964核云
本年我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真正使中国赢得西方尊重的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77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让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传话给毛泽东。中国想拥有核武器，而前苏联又愿帮助。那么，中国是怎么成功地让1964年的中国赢得了西方的尊重和恐慌的呢？
震惊世界的爆炸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前苏联撤走专家后，曾扬言，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根本不可能自行研制成功原子弹！
然而，就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了！
“西方人终于将我们视为一个智慧的民族”，寓居美国的李宗仁感慨地说，他也就是由此下定了回归祖国的决心。
中国用自己的实力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但是，原子弹爆炸成功的道理曲折而又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出兵朝鲜获胜以及在台湾海峡附近作战时，美国动辄就扬言准备使用原子弹。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有句名言：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是大国。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9年下半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我国原子弹的正式起步研制就开始于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此时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每天挨饿、身体浮肿。
1960年，苏方中断了对中国的帮助。在苏联撤走专家后，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全面开始攻关；在长城外面很快建立了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迅速开展了试验工作；在青海草原建立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浇注车间，以及其他相应配套的自动控制、机械加工等场地，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原子弹是用铀235原子裂变时产生的巨大能量爆炸的，没有铀235，原子弹就无法制造出来。铀235的研制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成。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堪称极致。
作为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人离原子弹，又近了一步。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难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应当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做同步聚焦。面对这一技术难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地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了。
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拍摄了一部关于技术问题的绝密电影，中央专委委员们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兴奋得直点头，中国人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原子弹了！
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最后一道主要工序插雷管至关重要。如果雷管不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位置，将会成败！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主控制站技术人员在众目期盼中按下了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倒计时后的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
成功了！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进行了报道。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在毛泽东看来，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既能促进工业生产高速发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又能保证这种发展永远不会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座谈会上发出号召：“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要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大庆油田的经验……”80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即号召当时的工人阶级发扬“大庆精神”，为了工业的发展而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不依靠外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工业学大庆”运动确实为中国的工业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产生了一些大庆式的企业。但“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等称大庆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一次又一次刮起反大庆的歪风，文革结束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主持召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才重新肯定了大庆的成绩和经验。
能够反映本年社会运动的主题的，除了“工业学大庆”，还有“农业学大寨”。
“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这是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中的一段话，本日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全村位于山西东部太行业区环境气候恶劣的区域，经济条件非常落后。在大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当地农民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改造了本村的生活状态，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周恩来在12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年底，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大寨从此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旗帜。
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村，尽管不过区区数百人，却是“世界上被宣传得最多的山村”。冯东书在《“文盲宰相”陈永贵》一书中称，陈永贵是‘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有领导职务”的官员，是除过周恩来以外“全国没有哪个敢公开批评的人”……
在大寨精神的感召下，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特别是河南的林县通过学大寨，硬是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一举改变了当地农田的缺水现象，创造出了高产稳产农田。可以说，1965年、1966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丰收，是与当时全国农村通过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但大寨被树为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典型之时，也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大寨经验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了斗争的框框里。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大寨本来的精神被掩盖了。
风云印记
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
10月24日，中共中央出发《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
11月5日至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民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
1965批判
浮夸的“大跃进”时代，让党对“左”倾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警醒。然而，1959年庐山会议上，针对彭德怀同志的错误批判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这次运动，让“左”倾思想再次抬头。当岁月的钟摆停留在1965年的时候，一场批判的“暴风雨”开始在“政治空气”中酝酿。这一年，山雨欲来风满楼，只等着那一声惊天动地的雷声。
“海瑞罢官”引发的大批判
海瑞，明朝的杰出的政治家。在任期间，因不满明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于是冒死上疏，劝说明世宗振兴朝政，明世宗阅后大怒，下令将海瑞打入死囚牢。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当时一些领导干部不讲真话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就应该敢于说真话，不应该害怕承担责任。同时他还提倡大家学习海瑞那种“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当时出席会议的北京市副市长、著名明史专家吴晗为了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在6月发表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的文章，随后又创作了剧本《海瑞罢官》，用来宣传海瑞不畏皇权、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吴晗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些文学作品，会成为一场政治灾难的导火索。
1961年，北京京剧剧团在吴晗的帮助下，将《海瑞罢官》搬上了舞台，由当时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裘盛戎、李多奎表演，《海瑞罢官》在表演艺术上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然而，就在京剧迷们大呼过瘾的时候，江青却跳出来发难。她将文化部和宣传部的四位正副部长找来，要求他们批评《海瑞罢官》，说《海瑞罢官》有政治问题。由于当时的江青在中央并没有什么显赫的身份，四位部长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因为《海瑞罢官》只是一场京剧，四位部长不认为有江青所说的政治问题。其次，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如果批评也要由中央下达文件，而不是她江青做出决定。江青受阻后，并没有放弃，她坚持认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很坏，主张分田，同单干风有联系。并且说：“我把关于剧本的意见对主席说了，主席同意我的意见。”81公然将毛泽东拉入到了这场文化批判中。
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江青开始在私下准备批判《海瑞罢官》的相关工作。1965年，江青奉命来到上海公干，这给了她实施阴谋的绝佳机会。来到上海后不久，江青就开始着手组织自己的写作班子，其中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姚文元，一套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写作手法深得江青的青睐，于是江青亲自指定由姚文元执笔写下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江青频繁往返于京沪两地，对姚文元的写作和修改给予了全力支持。而姚文元也自认为这是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支持下，在文章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吴晗和北京市委、市政府。
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中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把“退田”、“平冤狱”批判成资产阶级试图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证据，指出《海瑞罢官》其实是一株“大毒草”，认为所谓的《海瑞罢官》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并诬陷吴晗写文章的目的是“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篇文章恶毒的将一本普通的历史剧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其用心昭然若揭。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彭真和北京市委坚决予以抵制。然而，迫于形势压力，十九天之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全文加编者按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同时还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北京市委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始终强调对《海瑞罢官》的评价属于学术问题，要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不希望将矛盾扩大化。然而，以江青为首的一干人人等，惟恐天下不乱，继续扩大批判的范围，他们从邓拓入手，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中央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批判风潮。原本得以纠正的“左”倾思潮，再次重新抬头。而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更是在批判中上纲上线，一场在“暴风雨中”酝酿已久的政治斗争在所难免了。
西藏自治区成立
会议，接二连三的会议。争执、辩论、妥协一天天地重复着，所有的与会官员们在这无休止的争吵中几乎众口一词了。在他们看来，寻求欧美和印度的帮助，积极扩军备战，凭借着险峻的地理优势，人民解放军想要进驻西藏是简直比登天还难。一旦解放军进不了西藏，他们的利益就能得到保障，让西藏独立成为大多数与会官员的心声。只有一个人提出相反意见，世袭贵族阿沛·阿旺晋美。他在发言中向所有人提出两个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是历史事实？国民党号称八百万军队，美国的军事武装，西藏男女老少加起来也只不过一百万，问题是国民党现在哪里？阿旺晋美的两个问题，让在座的很多的藏族贵族哑口无言。
阿旺晋美是西藏贵族中的另类，他从来没有虐待过自己家的奴隶。相反，他还与家里的奴隶朋友们相处融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阿旺晋美多次试图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因为他知道，只有这些“赤色的汉人”能帮助西藏成千上万的奴隶获得自由。1951年，阿旺晋美抵达重庆，与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进行了会面，打开了西藏和平统一的大门。然而，阿旺晋美和平统一的做法却触及了西藏奴隶主的利益，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阿旺晋美不顾个人安慰，设法说服达赖喇嘛，并掩护爱国人士搬至安全住所。
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阿旺晋美为之努力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经过不懈的努力，1965年7月24日，这位西藏曾经的贵族成员以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名义，主持了了一场决定西藏前途的大会。会议上，那些1959年被没收了财产的奴隶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前途，并对《关于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的请示报告》表示了赞同，西藏回归进入了倒计时。9月1日，西藏人民迎来了几千年以来最自由的一天，他们聚集在刚刚落成的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等待最后的投票结果。文化宫内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举行，为了这一天努力整整十五年的阿旺晋美多少有些紧张。
9月8日，次仁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跪在拉萨劳动人民文化宫前。他面向着布达拉宫的方向，拖着自己残疾的手臂，不停地跪拜着。周围的喧嚣没有惊动他那颗虔诚的心，他在向神灵祈求，祈求神灵降福于西藏，降福于他。二十年前，次仁还是奴隶的时候，主人把他叫到身边说，“次仁，你的名字在我们藏语中是长寿的意思。那今天就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长寿的命运吧。”仁次颤颤巍巍地来到主人指定的地方，面对着墙壁绝望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枪响了，次仁没有死，那天主人喝了些酒，没有打在致命的地方，子弹从他的肘部穿过。次仁忍着剧痛，来到主人的面前，感谢主人的恩德。次仁的胳膊没有保住，一个藏族医生将它取了下来。后来，次仁将自己的胳膊保留下来，他要让自己和后人永远都记住，农奴制的西藏是一切罪恶的根源。1959年，在平叛西藏贵族叛乱的时候，次仁一马当先，把当年要射杀自己的主人活捉，并率领其他奴隶造反。当次仁听说，西藏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要在拉萨的人民文化宫举行的时候，他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徒步走了三天三夜，赶到了这里，他要见证自己重获新生的时刻。
中共中央对于西藏自治区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会议期间派出以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对西藏人民政府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8日，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西藏民选政府，阿沛·阿旺晋美这位推动藏族和平解放的勇士被推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席，同时选举周仁山、帕巴拉·格列朗杰等7人为副主席。9月9日，大会胜利闭幕，西藏自治区正式宣告成立。聚集在人民文化宫外的藏族人民爆发出山呼海啸般庆祝声，次仁更是长跪不起。对于藏族人民来说，这一天是几千年历史上最值得庆贺的一天。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打破了西藏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彻底解放了藏族人民。同时，随着藏族自治区的成立，中国除了台湾，香港，澳门外，收复了所有的战争失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大团结。同时也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对新中国的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风云印记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
7月27日～31日，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接见了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他的夫人。
8月3日，中国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结晶。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