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三国以后，由于海上交通的开辟，中国同南亚各国的联系加强了。孙吴时期，曾派遣中郎康泰和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康泰和朱应还专门撰述自己的出使经历，分别写出《外国传》和《扶南传》，记叙这些国家的情况。而当时的南亚诸国，也对中国文化充满了仰慕之情，他们不断派遣使者到中国来。据记载，这时期，扶南遣使来中国就有三十多次。
这时，越南与中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越南的交是中国和西方、南海诸国商使往来常经之路。林邑与南朝也有密切联系。经过长期往来，中国的制酒、养蚕术传到老挝；水车、建筑、造纸、纺织等技术传到越南；这些技术很快在南亚诸国推广开来，对他们的社会生产和物质文化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越南的琉璃制造技术也传入中国，与罗马传来的技术一起，使中国的玻璃制造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提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和佛教在大江南北的广泛传播，随着越来越多的西域僧人来中国弘扬佛法，佛教文化的交流一度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流。尤其是在中国与印度的交往中更是如此。印度作为佛教的发源地，对中国的僧侣有着无比的吸引力，因此双方的僧侣往来达到了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印度等国僧侣来中国传教、译经的有七十多人。中国僧侣到印度等国取经的近九十人。他们多是学问僧，对中国同印度等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其中贡献较大的是中国名僧法显。
法显是东晋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俗姓龚。他3岁出家，20岁受大戒。为求取佛律，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从后秦京城长安出发，历经艰险，越葱岭，经过今阿富汗到达了印度。他游历了印度各地，到过释迦牟尼诞生地迦维罗卫城（今在尼泊尔境内），在回国途中又到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和耶婆提国（今印尼的苏门答腊）。法显西行取经前后经历了14年。回国后，他翻译了带回的大量佛经；又著《佛国记》（或称《法显传》），记述了古代中亚、印度、南海诸国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他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尼泊尔等国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