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处于大动荡时期,战火连绵、天灾人祸,使百姓生活无比困苦;而一个个民族政权和割据分裂政权时而迅速崛起,时而又迅速灭亡,也让统治者感到富贵无常、人命危浅,这些给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因此佛教、道教等的发展在此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从帝王皇室到黎民百姓,大多崇佛信佛,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这不仅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局面;而且也使佛教发展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产生了冲突。有识之士对这种宗教狂热式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一方面为了维护儒家传统思想,一方面也是从关心国家命运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向佛教和佞佛狂潮发起攻击。展开了有关人的生死以及灵魂等问题的大辩论,催开了无神论思想的智慧之花。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范缜。
范缜,字子真,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境内)。他聪颖好学,少年时师从著名学者沛国人刘,精通经术。范缜先后在齐、梁做官,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他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激情和见地超群的智慧,其言论常常是一鸣惊人。当时,梁武帝萧衍和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朝野风靡。范缜心怀忧虑,苦苦思索人的生死因果,写出了无神论名著《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主张,以驳斥佛教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说。
在写作《神灭论》之前,范缜早已因为统治者痴迷佛教的问题而直接和皇室发生过辩论。当时,竟陵王萧子良醉心佛教,经常与宾客谈论因果关系。惟范缜大唱反调,坚持世上无佛。萧子良责问:“先生不信因果,为何世间有人富贵,有人贫贱?”范缜答道:“人生好比树上的花朵随风飘落,有的落在茵席上,有的落在粪坑中。落到茵席者,如同殿下您,落到粪坑者,如同下官我,这完全是偶然的现象。虽然贵贱不同,因果到底在哪里呢?”一席话说得萧子良无言以对。
范缜认为要从整体上推倒佛教的体系,就必须破除佛教的根基有神论,因此他经过深思熟虑,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撰写了流传千古的《神灭论》。其中,他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来阐释人的肉体同精神的关系就好比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一样,刀刃是一种客观物质,锋利只是刀刃的作用,离开了刀刃就无所谓锋利,从来没有听说刀刃不存在而锋利单独存在的。同时,他又驳斥了人和树木等同、生人与死人混淆的种种佛论。他还剖析了佞佛者的心理,指出他们利用佛教祸害国民的行径,说明自己写作的目的是由于“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
《神灭论》一出,朝野震动,尤其是梁武帝。这个认为“惟佛一道为正道”的皇帝非常恼火。他不仅亲自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以攻击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还下令让王公贵族64人连续发表反驳《神灭论》的文章75篇。竟陵王萧子良还召集僧众集体向范缜发难,但都不能使范缜屈服。与统治者对抗是要付出代价的,范缜因为“言不逊,妄陈褒贬”而被流放广州达数年之久。但是范缜及其《神灭论》的光辉思想代表了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一直闪耀在中国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