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艺术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建安诗歌的硬朗风骨、田园诗歌的恬淡安逸、少数民族民歌的豪放活泼、散文与词赋的恢宏华丽……奠定了这一时期在中华文学史上的地位。随着玄学清谈之风的兴起，绘画中隐逸淡泊的山水人文气息和书法上的工整豪放之风开创了书画艺术的新时代。此时的雕塑和壁画艺术也达到了一个历史巅峰；南北交汇、民族交融过程中的音乐和舞蹈更是呈现出了别样的风味……
三国两晋南北朝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战乱、动荡和分裂。与这种社会环境相对应，此时的文学也是表现出了典型的乱世文学特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这些感触反映在文学上，或者豪迈悲怆，或者隐逸脱俗，表现出丰富而真挚的感情色彩，因而也更容易激起灿烂的火花。这一时期的文学，在丰富灿烂的同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学逐渐脱离汉代以来依附于经史而走向了独立自觉，有了真正的文学气息。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东汉末年建安时期直到三国曹魏黄初、太和年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富有划时代意义的诗人及其诗作，因而成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建安文学以魏国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主。曹氏父子不仅自己爱好诗歌，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而且也奖励文学，招揽文士，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学者作为幕僚，其中著名的主要有王粲、陈琳、阮、应、刘桢、徐，此六人与孔融并称“建安七子”。
这些文人大都历经汉末社会动乱的漩涡，接触了广泛的社会现实，并且作为汉末人，他们又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因此很快掀起了一个诗歌高潮。曹操作为一名著名的军事和政治家，在汉末动乱的沧桑中崛起，其诗歌独具一种慷慨悲凉的格调。他既沿用了汉乐府诗的形式，却又摆脱了乐府古辞僵硬的束缚，随意抒情写实，既表现出一位政治家忧时怜民的深沉感慨，又富有军事家豪迈非凡的英雄气概。作为建安诗歌新局面的开创者，他引领了此时“用乐府题目自作诗”的新风气。建安诗人的作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时期，随着文士地位的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引起了更多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汉末以来品评人物之馀韵，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出了一定的文学自觉意识。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曹魏统治后期，统治者上层争权夺利的斗争异常尖锐残酷，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即正始以后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此时的诗歌充满了深沉的人生感慨，夹杂着老庄思想中无为无争、缥缈幻想的成分，因此诗歌风气随之大变。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作品或清逸脱俗，或曲折隐晦，多为“忧生之嗟”，建安时代那种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文学史上称之为“正始之音”。
■诗歌与民歌
西晋末年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给中原汉族地区带来了新鲜的北方草原文化，文学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创作出了一批通俗易懂流畅活泼的乐府民歌，是中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
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所以虽然为同一时代的产物，但南北朝民歌又形成了不同的色彩和风格情调，正如《乐府诗集》所谓“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北朝受鲜卑贵族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都多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其语言质朴无华、抒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形式多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内容多反映北方草原风光、战争、人民疾苦以及少数民族的骑射武功等，著名的《敕勒歌》、《木兰辞》等就是其代表作。南朝民歌则产生于南方的都市市民中间，因此比较温婉生动、细腻缠绵，多表达男女间的痴情怨恨，以抒情为主，形式上主要有“吴声歌”和“西曲歌”等。代表作有抒情长诗《西洲曲》。
除了民歌之外，在诗歌的创作方面，此时的南朝山水诗逐渐兴盛并取代了晋代流行的玄言诗。山水诗的兴盛也与东晋时期文人喜好游山玩水的隐逸生活有关，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谢灵运和鲍照。他们借鉴了曹魏时期诗人写景佳句的技巧，进一步向新颖、工整的方向发展，矫正了理过其辞、淡然寡味的玄言诗风格，开辟了南朝诗歌的新局面。
除了山水诗之外，南朝的田园诗也因为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而光彩夺目。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平实质朴，多用通俗易懂的语散，不加雕饰，犹如白话却又韵味十足，特别富有情趣，独具平淡自然而又意味深远的特殊魅力，正如陶渊明高洁孤傲的人格一样独树一帜。
总之，南北朝的民歌和诗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多个方面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骈文、散文、辞赋及其他
南北朝时代，由于政治和社会风气的原因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形成了骈文畸形繁荣的局面，与此同时，散文也借助一部分历史、地理类著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帝王和贵族左右文坛的时代，作家们或生活在帝王、贵族的周围，或隐逸山林而与世无争。后者回归自然，前者则致力于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使得骈文这种特别注意形式美的文体，受到当时文人们普遍的欢迎，大大地繁荣起来了。东晋南朝时期，由于士族文人偏安江南，在政治上无心进取，从皇帝到大臣都喜欢舞文弄墨，因此骈体文尤其盛行。宋、齐、梁、陈四朝皇帝，都重视文学，很多都颇富文采，如梁武帝、梁简文帝、陈后主等都是领一时风骚的著名文人。在这些帝王的带动下，南朝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庸主词臣”，而且也不乏“才秀人微”的寒俊之士。如鲍照就是著名的出身贫寒的骈文、辞赋作家。
就散文而言，建安时期是散文的光辉起点。曹操的散文自然豪放，坦率脱俗，无所拘谨，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突破了前代旧传统，开启了一代新文风。建安三曹当中，尤以曹植成就最高。曹植才高笔健，文辞华丽，神采飞扬，成为建安散文的代表人物。正始之后，散文风格也趋向清峻简约，慷慨悲凉，行文不拘一格，韵散交杂而成，很富独创性。两晋以后，散文朝多个方向发展，代表人物有张载、张协、张华（三张），陆机、陆云（二陆），潘岳、潘尼（两潘），左思（一左）。
此外，随着文学逐渐走向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创作逐渐形成了高潮，出现了志怪小说、轶事小说等符合现代小说概念的作品。小说的盛行与当时释、道两教的盛行以及士林风气很有关系。两教中的传说故事成了小说的主要题材，同时一些历史传闻、神仙鬼怪、琐闻轶事等，都给这一时期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