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是建国初期首次进行的一场反腐败斗争。我从亲身经历中感到，这是一场出发点极好，意义极大，而方法极不恰当的斗争。实践证明，用群众运动即大民主的方法解决党内和社会问题，是不可取的。
早在建国前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段话说得非常好，是毛泽东敏锐洞察力的又一例证。事情果然如此，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有极少数党员干部被糖衣炮弹击中，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代表。刘青山是天津地委书记，1931年6月入党，张子善是天津专区专员，1933年10月入党。他们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人称“红小鬼”。他们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大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斗争。他们都曾被捕入狱，参加过绝食斗争。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立过功。但是他们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腐朽思想的侵蚀，蜕化变质，大肆盗窃、贪污国家资财，生活腐化，挥霍无度。他们骄傲自满，惟我独尊，把自己管辖的地区变成了独立王国。他俩因为罪大恶极，影响极坏，毛泽东痛心地为了“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不能不下令处决他们。这就是有名的全国解放后的反腐败第一大案，其故事情节也早已搬上了银幕。这个事实充分说明，当时在革命队伍内部发动一次反腐败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刘青山、张子善的事件，为全党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当时认为：“全国可能需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毛泽东批示：“各级领导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督促和检查。”1952年1月4日，毛泽东再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限期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量刑的问题上“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能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于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增产节约运动发展为全国范围内的“三反”斗争。1952年1月19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三反”斗争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当时，人们称贪污犯为“老虎”，故有“打虎”之说）阶段。并规定，贪污旧币1亿元（旧币1万元等于新币1元）以上者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者为“小老虎”，在中央的带动下，全国很快兴起了“打虎”高潮。斗争从检举揭发开始，几乎所有管过财物的财会人员，经管机关所办企业的负责人和管理干部，机关食堂的管理人员，总之一切与钱物打过交道的人，大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作为从事会计工作的我，当然也在怀疑之列。值得庆幸和自豪的是，我不但没有成为斗争的对象，而且成了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这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很小，生活清廉，到南方以后连一双袜子都没买过。可是我的顶头上司、地委秘书科科长周武华同志却成了地委机关的“大老虎”（周武华同志那时简称武华，年龄稍长，人称大武华，后来曾任省电子局副局长，已去世）。那时地委机关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在零陵城关办了一个染布厂，又组织几个人到江华县的林区买卖木材。这些事都是武华同志负责管理的，这就是把他当作“大老虎”的唯一原因，而且地委机关只有他这一只“大老虎”。于是，老虎在前，人人喊打。地委机关的这场“打虎”运动，领头的是地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在既无证据又无线索的情况下，就把一位同志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武华同志当然不服。他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不肯胡编乱造，蒙混过关，于是对他进行轮番不停地批斗和体罚（除罚站外，还用几把椅子拼在一起挤压他），有的人甚至当众打他的耳光。武华同志忍受了长达数月之久的逼供和屈辱生活，而最后，事实证明他是清白的。
在这场斗争中，我也干过蠢事。我的一位好朋友孙贺庭同志（南下干部，后曾任衡阳市二医院副院长）在地委机关幼儿园当管理员，于是他成了幼儿园的一只“老虎”。一天，地委派我去幼儿园参加对孙贺庭同志的斗争会。与会者都是幼儿园的女保育员，她们硬逼贺庭同志承认贪污的“事实”。贺庭态度强硬，于是激怒了在场的人们，这些女孩子（她们当时都只有十七八岁）叽叽喳喳，把贺庭东推西拽，最后竟把他的上衣撕得稀巴烂。对于当时的那种场面，我虽然很反感，但又不敢制止，只能听之任之，最后实在闹不出个名堂了，才不欢而散。
在运动中有不少像武华、贺庭同志那样，坚守道义，正气凛然，宁可忍受屈辱和人身伤害，承受着政治高压和对心灵的践踏，也不讲半句假话，最后以清白之身屹立于大众面前，使那些批斗者不能不内疚自责。
但是也有不少的“老虎”经不住政治高压和精神、肉体的折磨，他们自有“妙计”，即投其所好，顺杆爬，不仅一概承认，而且编造故事，越讲越大，于是“大老虎”越来越多，可谓捷报频传，战果辉煌，其实都是假的。地委在自己办的印染厂抓了一只“大老虎”，此人是厂长，名字记不清了，那时他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据他本人交代，所贪污的巨款藏在宁远县的一个地方，讲得活灵活现，大家信以为真，于是地委派我跟他一起到宁远县去取这笔巨款。当我傻颠傻颠地跟着他到宁远县城以后，却根本找不到他所说的那个地方。在我的追问下，他又改口说钱埋在工厂一间办公室的地下，他肯定地说，只要回去一定可以拿到。可是当我们回到零陵，来到他讲的那间房子取款时，他才老老实实地承认，为了过关，不得不编造这些故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只“假老虎”。
地委机关都大搞逼供信，其他单位就更不用说了。凡是搞逼供信，必然出冤情，所以不断有“老虎”自杀的消息传来。我亲眼看到专署食堂的一位采购员在猪栏里上吊自杀，但因抢救及时而救了他的命。当我走到他自杀的现场时，只见绳子勒得他脸蛋通红，口吐白沫。这位管理员还是很幸运的，如果他真的死了，为了消除“影响”，毫无疑问会给他扣上畏罪自杀的罪名，批倒批臭，不会再有人追问：他有没有问题，为什么自杀？那时在革命的字典里根本没有“人权”二字。
由此可见，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有很多“老虎”是逼、供、信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后期毛泽东和党中央认真地纠正了上述错误做法，使这一运动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据薄一波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不包括军队）参加“三反”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经核定，贪污1千万元（旧币）以上的有10万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2.7%。这个数字是在运动结束时核查确定的，而在运动中，遭受冲击的人要比这个数字至少多几十倍。真正称得上贪污犯的，仅占打出的老虎的千分之一强。
除党政机关内部的“三反”以外，这场运动还包括一个针对社会上资产阶级的“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运动”从1952年1月开始，同年10月结束。这两个方面之所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当时的领导者认为党内出现的腐败，是共产党人的革命道德和革命精神被社会上资产阶级腐蚀的结果。所以，要一手抓内部的整肃，一手打击腐败的源头。借反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来遏制党内的腐败，有点像为了治自己身上的病在别人身上开刀的做法。这种思路也预示了马上要到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因为当时认为只有迅速地消灭私营经济，才能切断党的腐败之源，避免丧失革命精神。
我否定这场运动的方法，并不是全盘否定它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它的确清除了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一些蜕化变质分子，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一次深刻教育，甚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因缘际会。如果说“三反”运动时，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兵，受到的只是一次反腐败斗争考验和洗礼的话，那么，到35年以后，即1987年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举为中纪委委员，1988年春担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时，我就成了全省反腐败的主将了。
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党内的腐败现象虽然也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讲党的作风是比较廉洁的。这首先是由于战争年代形成的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革命道德还在多数党员干部身上起作用；其次是经过“三大改造”，我们确立了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没有效率，但确实消除了腐败滋生的经济基础；三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造成的巨大政治压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述三个条件已不复存在，现在党的干部已恢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道德，经济基础已由单一的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市场经济，出现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要市场主体不寻租已不可能，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没有根本转变，因此希望权力主体（握有权力的人）都恪守革命道德，不以权谋私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在这个意义上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具有很大的必然性，而且会呈多发高发之势。
面对这种情况，党内不少同志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不仅怀念20世纪50年代的党风状况，而且极力主张用“三反运动”的办法即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遏制腐败，个别的人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说什么“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鉴于历史的教训，党中央正确地拒绝了这种主张，并清醒地估计到改革开放出现腐败现象的必然性、腐败滋生蔓延的复杂性和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到既不能因为腐败现象的滋生而放弃改革开放，又不能对腐败坐视不管，因而提出“一手抓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并且把反腐败纳入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局和法制轨道，以确保党的作风的纯洁性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于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继而恢复和健全了行政监察机构，强化了司法机关反腐败的职能，建立和健全了有关反腐败的各种法律法规，使反腐败逐步走上了正常轨道，腐败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后，党中央和中央纪委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求实精神，依靠全党的努力，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反腐败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以及战略和战役的周密部署，提出了适合当前情况的反腐败的领导格局和工作格局，确立了当前目标和长远任务，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反腐败的自觉性、主动性和预见性，把新形势下的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党的这些努力，大多数还停留在治标的水平上，因而限制了反腐败的力度及其成效。事实证明，反腐败的决心再大，办法再多，如果只在旧的体制上修修补补，是不会有大的作为的。
我就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走上省纪委书记岗位的，而且一干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中，我自认为工作是勤奋的、敬业的，而且在中纪委和省委领导下在工作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回望这十年，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可以说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由于旧体制的困扰，几乎没有一项工作是令人满意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感到困惑。
在这十年，概括起来，主要做了六件事或者说打了六大战役，但令人遗憾的都是拉锯战、持久战，少有歼灭战。
一是查处大案要案。就湖南来说，在我的任期内每年要处分几千名党员，清除了一批腐败分子，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这一方面说明，反腐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发案率总是居高不下，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大，这表明腐败的蔓延势头仍然强劲。
二是清理党政干部建私房，也叫清理摆在“大街上的腐败”，这是在价格双轨制（指计划内价格和市场价格并存的状态）条件下出现的问题，涉及到数千名县以下干部。由于在清理中态度坚决，步骤稳妥，着眼于教育和解脱大多数，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这股歪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三是反对用公款大吃大喝。这是在公有制肌体上滋生的毒瘤，许多人奉行“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的哲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除制定规定，规范行为，加强检查，执行纪律等措施外，我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对请客吃饭也要来一场革命》的文章。这篇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大吃大喝的文化根源，提出我们需要在吃的问题上告别传统遗留下来的陋习，在请客吃饭上来一场革命。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等许多报刊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这场战役打了十年，却以失败告终。时至今日，此风不仅没有刹住，而且吃喝玩乐变成了一条龙，以致到了这种地步：现在如有人再提出这个问题，人们会报以讽刺的微笑。
四是清理红包礼金。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红包逐步泛滥成灾，危害很大。为了整治这一腐败现象，我专门撰写了《金钱与镣铐》、《红包：一种应当坚决治理的腐败现象》两篇文章，并且于1993年9月就此问题专门给省委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建议省委常委带头清理红包礼金，得到了省委的支持，于是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清理红包礼金的热潮，而且把这项工作贯穿于我的整个任期。效果怎么样呢？很不理想。我退下来以后，我的后继者虽然采取了更有力的措施，继续推进这一工作，但是效果仍不理想。现在的红包已经不是开始清理时的那个概念，即几百元、上千元，而是上万元、数万元了。有的人对“红包”已不感兴趣，“红包”已被价值连城的古玩字画所代替。这种歪风开始只限于经济领域，现在则蔓延到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等几乎一切领域。面对这一现实，人们只能发出无奈的叹息。
五是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这股歪风主要表现在各个行业名目繁多的乱收费，其最大的受害者是农民。在我的任期内几乎每年都发生了数起因乱收费而酿成农民或其子女（学生）自杀的事件，因而引起全党重视，把它列为反腐败的三项任务之一。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纠风办公室，对收费文件和收费项目进行了全面清理。与此同时，针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进行自上而下的专项治理，如农民减负、公路、教育乱收费等。这项工作时至今日效果如何？除了减轻农民负担因费改税和取消农业税以及治理公路乱收费效果较好以外，其他均不理想。
六是推行办事公开和制度建设。面对腐败难以遏制的势头，促使我们探索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于是我们认真总结和推广了“办事公开”、“岗位轮换”、“工程招标”、“经济评审”、“收支两条线”、“判罚分离”、“重大事项报告”、“礼品登记”等制度，其中最核心的是“办事公开”，我们称之为“阳光行动”。为此，我于1995年6月20日撰写了《阳光行动势在必行》一文。文章根据汨罗市办事公开试点的经验，提出了“群众渴望阳光”、“领导需要阳光”、“腐败害怕阳光”三个观点。这篇文章，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经过我们大力提倡和推行，引起了全省上下广泛的注意。虽然如此，也只是少数地方搞得好，多数地方搞得不好，但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其他工作，如党风廉政教育等等都是贯穿于上述六大战役之中的，这里不再赘述。
我于1998年离开工作岗位，一晃八年过去了，现在的反腐败形势如何呢？当然讲成绩可以讲出很多，党中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部门以及广大干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应该说世界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坚决地反腐败。但是党内的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而且仍然呈多发高发之势。或者说现在还看不到腐败得到有效遏制的前景。面对这一严峻形势，“为什么”的问号总是萦回在我的心头。问题出在哪里？想来想去，我得出的结论是：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在旧体制上。体制上的障碍，才是问题症结所在。
谁都知道，腐败是对权力的滥用。因此，只有建立健全合理的权力结构，确保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问题的症结恰恰就在这里。积十年的教训，我认为从政治角度来讲，体制上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权力越位。权力没有边界是最大的祸害。而我们的权力结构是没有边界或边界模糊的。这就是党政不分、党事不分、党企不分、党群不分、党社不分、党资不分和党市不分。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用很大力气解决上述问题，但效果不佳。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必然给寻租活动提供深厚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因为管了太多、管不了又管不好的事，这又必然形成人民难以负担的庞大机构和人员。这是乱收费的总根源。机构人员不减，以乱收费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这么多人要吃饭，财政又负担不起，只好把手伸向农民。机构繁多，权力界限不清，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又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二是反腐败的主体错位。我们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地位，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遗余力地进行反腐败斗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坚决反腐败的政党之一。但事实证明，只有党的积极性是不够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但目前的状况是，党不遗余力地领导这场反腐败斗争，而人民则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他们一方面痛恨腐败，一方面又感到无能为力，甚至忍受贪官污吏的宰割。只有改变这种状况，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党的反腐败惩防结合体系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三是监督缺位。从纵向上讲，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建立健全了各种监督机构和一系列法律法规，从表面上看似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监督体系。但从实质上看，因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发扬不够，其结果是只有自上而下的监督，而无自下而上的监督；上级监督下级是实的，下级监督上级是虚的。安徽省纪委在总结该省近几年来有不少县市区委书记因买官卖官而身陷囹圄的教训时说，“党员的沉默形成了腐败的黑色土壤”，也就是说党员对腐败现象保持沉默，让腐败分子钻了空子。但必须进一步追问，党员为什么沉默？说穿了，就是怕得罪人，特别是怕得罪“一把手”，所以“一把手”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党员的沉默”从反面说明了党内民主有问题。从横向来讲，我们虽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但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有效机制。这种软弱的监督体制，如果不加以改革，是很难遏制腐败的。
四是教育失灵。人们从这几年的事实看到，教育尽管抓得紧，但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没有遏制住，甚至可以说教育力度与腐败蔓延成正比。这就说明，教育虽然重要，但教育只能影响人们的选择，而不能决定人们的选择。毫无疑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但需要强调的是，就干部个人腐败而言，制度缺陷是产生腐败的外因，但就腐败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现象来说，制度缺陷则是其内因。当体制、机制、制度给人们留下较多的作恶空间，又逃避惩罚，教育必然失灵。这是人性使然。你提倡什么并不重要，而制度的导向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跑官、要官、买官能够得手，就会有人去跑、去要、去买；如果讲假话，搞“政绩工程”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就会有人去做；如果“一把手”说了算，就会有人在“一把手”面前卑躬屈膝，溜须拍马，作妇人状，以取得“一把手”的信任与提拔，等等。这种浅显的道理和可叹的现实明摆在这里，可惜有的人就是看不到这些，他们老是迷信空洞的说教，甚至不惜浪费巨大的资源去做一些隔靴搔痒的功夫。
当前，腐败已经成为困扰党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党必须以新的思路和视野看待反腐败问题，抓住防止滥用权力这一关键，以最大的决心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的要求，通过改革克服反腐败的制度障碍。这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于制度创新，积极而又稳妥地加快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概而言之，就是权力要退出对经济的直接管理，依靠权力结构性的制衡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我们党是一个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负责任的党，是一个改革创新的党，虽然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一个过程，但这一任务必须完成，而且一定可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