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代会上，他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由此，肩负重任的他，工作愈加繁重、愈加忙碌了。此时他的身体也愈来愈弱，每况愈下。有时去看病，医生发现情况严重，就硬是命令他住院。可他人住在医院里，心，却始终留在工作岗位上。他日夜操劳于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在他先后几次住院期间，我和编辑部的其他有关同志，常常被他电话召去，让我们躲在他事先物色好的地方（有时是病员食堂，有时下楼到院里林荫道上），讨论工作。诸如本期刊物的版面安排，编辑部的重要活动，下期刊物的选题，外出组稿计划，等等。给人感觉他没有病似的，只是易地办公而已。可是当我们悄悄地向医生询问他的病情时，医生却是忧虑地告诉我们：他的心脏病相当严重。按照病情，他应该全休，应该停止工作。否则，稍有麻痹，一经发病，就会导致严重后果。医生还说他们已经多次“警告”过他。病情严重的情况他本人完全知道，但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意志力坚强的人，却仍然坚持工作。我们是很担心的。
是啊，他是一个不肯也不甘于休息的人。他心里装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而很少顾及个人。文代会后，当他担任作协领导工作之后，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差不多每天至少要在作协上半天班，处理日常会务工作。而后，留有半天来编辑部主持工作。他是一个四通八达、耳目灵通的人，政治上十分敏锐。只要听到一点新的精神或了解到某些新的情况，他便会像旋风似的忽然来到编辑部，或临时召集全体会，或找组长以上干部，给大家“通气儿”。希望编辑部同志能够及时了解情况，掌握情况，领会一些精神，以便同心协力办好刊物。
李季，是一个卓尔不群、有魄力、有创见的人。1978年，当他敏锐地注意到粉碎“四人帮”后短篇小说发展，读者对短篇小说异常关注和欢迎，经过一段酝酿和深思熟虑，他提出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以便进一步推动和繁荣短篇小说创作。此事立即得到茅盾同志、巴金同志和张光年、冯牧等同志的支持和赞同，得到编辑部同志的赞成，便于1978年9月正式发布了启事，发起评选活动。这一号召，立即得到广大读者的拥护。短短的时间里，数十万张选票雪片般飞向编辑部，热情参加评选。现在这一活动已经形成制度化，而且在全国推广起来。茅盾同志对此倡议，给予李季同志很好的评价。他指出：“……披沙拣金，功归无名英雄；名标金榜，尽是后起之秀。李季同志不幸早逝，同人等兢兢业业，继承遗规，亦盼海内外千万读者时赐教益，群众与专家结合，庶几此一新的事业日有发展，为我国之四化大业，尽其绵薄，愿与海内外同人共勉之。”（茅盾：《小说选刊》发刊词）就是在这样十分繁忙工作的情况下，他作为诗人、作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依然坚持业余写作。他的时间很紧呀！没法子，他时常在清晨三四点钟爬起床，伏案写作，直到七点左右该去上班的时候中断。他除了写作长诗、短诗外，还计划完成一部长篇。长篇之后，还有宏伟的计划呢。可惜这些计划终未能实现。只是在他去世的当日，书桌上仅留一份还散发着墨香的遗稿《三边在哪里》。
现在当我再次翻开1979年10月，山东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的民诗合集《石油六歌》，代序诗里，那最后两句精辟的诗句又闪现在眼前：.就是在心脏停止跳动时，也将是人有尽时曲未终！.
啊，是的，曲未终、曲未终……诗人引吭高歌的曲未终呐。看，我们的诗人依然头戴铝盔、身穿石油工人服，风尘仆仆地又奔向祖国新的油田去了！又回到他如兄如弟的石油工人们中间去了！……他为我们留下了长长的脚印！
1982年3月初稿，1982年11月7日完稿于北京田园新邨.
钟情
说来我和周颖南先生还是有点缘分。除了我们是本家外，记得20世纪80年代有一天，我去北京东四八条71号拜访叶圣陶先生时，在叶老家有幸见到刚刚由新加坡飞抵北京的周颖南先生。叶老介绍说：这是新加坡一位华人作家，他的老朋友。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工作，办公地点就在东四八条52号，和叶老家正好是对门。或组稿，或请教，我是时常去的。这次，叶老既然是有朋自远方来，当然不亦乐乎。他们谈得很热烈，我不便打扰，只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静静地倾听。他们谈些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是周颖南先生对叶圣陶的敬重和谦逊的态度却给我留有深深的印象，此后，我又不断地从国内和香港的一些报刊上读到周颖南先生的文章，这就更加深了对他的印象。
1988年，龙年除夕，叶圣陶先生离我们而去了，我在不平静的心情下，写了一篇题为《一座大山倒了》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文学世界》杂志上。该刊主编、诗人犁青是我、也是周额南先生的朋友，真巧，犁青兄在我文章中添印了一帧照片，正是叶老和周颖南亲切交谈时的合影。
又是新加坡周先生、周颖南。
这就更加深了我对周颖南先生的印象。
叶圣陶老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举行时，正是北京严冬的2月，周颖南先生竟也冒着风寒由新加坡飞抵北京，列入八宝山长长的告别队伍中，沉痛向老人挥泪送行。
我当时在行列中远远地看到了他，心，为之一动。对于这样一位爱国华侨作家、一位如此虔诚热爱和敬重前辈文学大师的周颖南，更加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这使我又联想起，曾经出席过1983年新加坡“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的我国前辈作家、诗人艾青、萧乾、萧军回国后，在他们发表的一些诗文及谈话中曾多次提到周颖南，赞美周颖南。1987年4月，我随萧军老人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香港时，萧老在香港还和我们谈起新加坡有一位热心文化交流事业的周颖南，本身既是作家又是企业家，很有奉献精神。
后来我又不断获悉周颖南先生由于对祖国和祖国建设事业的热爱之情，他常常不辞辛苦，千里迢迢飞回“娘家”，做了无数了不起、了不得的好事！他在国内企业界、文化界、出版界、新闻界、政界、知识界广交朋友，善结人缘。新朋旧友数不清。如果要列个名单，那将是一长串名字，特别是在文艺界，几位文坛大师如巴金、冰心、夏衍，国画大师丰子恺、刘海粟、李可染，他都过往甚密，同他们成为难得的“忘年交”。早在1964年在雅加达他就结识了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代表、中国作家杜宣。后又陆续结识了画家唐云、陆俨少、吴作人、肖淑芳、关山月、黄胄、黄永玉、朱屺瞻、谢稚柳、胡絮青、韩美林，作家秦牧、沙汀、艾芜、丁玲、陈明、施蛰存、徐中玉、郑逸梅、季羡林、臧克家、夏承焘、钱钟书、杨绛、赵朴初、冯其庸，电影表演艺术家白杨、秦怡、孙道临、王丹凤，等等。
他每次“回娘家”——这是他自己习惯把回中国内地称为“回娘家”——每到一处地方住下，电话铃声不断，客人络绎不绝，房间里总是高朋满座，热气腾腾！
周颖南先生善于“以文会友”、“以画会友”、“以乐会友”。他同朋友们见了面，谈诗论文、吟诗作画、唱歌听曲，好生欢愉！何况交谈间还互有启示、互有收获、互为鼓舞呢！
颖南先生为人坦诚、率真而富于热情。同样，他的为文也是真情实感，富于激情。这说明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为人为文是和谐统一的，是值得称道的。在他和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交往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的被传为佳话。
听说有一次他到了上海，挂电话给巴金老人，巴老说这几天他身体不太好，一般不见客，但小坐片刻，他倒很欢迎。周颖南赶忙驱车前往。途中，他发现一家水果摊，便跳下车去买水果。那成堆的梨子让他挑了个遍，总想选些饱满的精品送给巴金。小贩见他挑得如此认真，便连开几个纸箱任他挑选。足见其对巴金的至诚的敬仰与爱心。
作家杜宣一次和他闲谈时，偶然说到他曾看见旅居中国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一根藤木好手杖，拿在手里很轻，拄在地上很稳，是越南胡志明主席赠送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周颖南将此事记在了心里，谁料，几年后，周颖南再到上海时竟带回一根从印尼买的藤手杖送给杜宣，为腿脚不很灵便的老友助行。杜宣深为感动，逢人便说：颖南真是重友情的有心人！
萧军因病住院时，周颖南在漫天飞舞着大雪的雪夜里闯进海军总医院，去探视萧老。由于患者的病情，医生未让见面，周颖南只好遗憾地给病人留言，写了一段慰问的话，怅然离去。几个月后，萧军老人不幸逝世，他遗憾之至，悲痛不已！
去年，我收到河南青年诗人陆健寄赠的他的一本装帧、印刷精美的诗集《窗户嘹亮的声音》，系新加坡出版，原来正是周颖南先生帮助出版的。这是颖南先生扶持后进的功德。他还帮助一些书画家出版了精美的书画册。
哦，周颖南！我看到的周颖南，听到的周颖南，读到的周颖南，是一个多么令人感到亲切、感到可钦可敬的人！
他既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又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名震东南亚。他在海外有着巨大影响。然而我们从他的行为和诗文的字里行间，显然地感觉到，真正能拨动他的感情之弦的，还是祖国大地的山和水、人和事。不言而喻，他是情有独钟。
身居海外，闯荡世界的周颖南，尽管他游历了世界很多国家，到过许多也一定是美丽的地方，然而他的心却始终向着东方，向着华夏大地。情系中华、钟情于中华。
这是无论如何无法改变也无法动摇的事实。这，就是周颖南。
1993年12月10日凌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