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伽利略使具有预先由他所规定的一定重量之球在斜面下转时；托里拆利使空气载有预先由他计算“与水之一定容量之重量”相等之重量时；或更近期以来，当斯塔尔以撤去金属中的某某成分及再加进去之方法，使金属变为氧化物，氧化物再变为金属时；光明就突然在一切研究自然的人心中升起。他们才知道理性之所能洞察的，仅限于理性按其自身设想所产生的事物，同时也知道理性不容其自身机械地为自然所支配，必然依据固定法则之原理指示其进行程序，而强迫自然回答理性提出的问题。凡偶然的观察不遵从预先设想的计划的，决不能产生必然的法则，而理性就以发现这种必然的法则为自身的任务。理性一方面依据原理(只有和原理相一致的现象才能相当于法则)，一方面依据实验(即依据这些原理的设计)，为了受教于自然，必须接近自然。但理性之受教于自然，并非象学生受教于老师一样，一切言听计从，而象就任的法官，强迫证人回答自己的问题。即如物理学，其泽被久远之思想革命，完全由于以下之幸运见解，即当理性必须在自然中探求而非虚构事实时，凡由理性自身之源流所不能知，则在其探求中，理性必须以其自身所置于自然者为其指导。这样，自然研究在经过几个世纪的盲目探索之后，开始进入了学问之坚实途径。
摘自(德国)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
在科学里面最伟大的发明家和最辛勤的追随者和学徒也只是程度上的差别；与此相反，对美术获得天赋的人却和他们有种类上的区别，但这些伟大人物，人类感荷于他们的是那样多，我们在这里绝没有把他们和那些自然的宠儿——就他们的美术天才而言——相对比而加以轻视。正由于他们把他们的才能用于知识的永恒向前的更大的完满性和一切系于这上面的效用利益，以及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别人，在这些上面正是他们对于那些获得天才荣誉的人所占有的伟大优越性：因为对于这些天才们艺术或已停止进步，艺术达到一个界限不再能前进，这界限或早已达到而不能再突破；并且这样一种技巧也不能传达，而是每个人直接受之于天，因而人亡技绝，等待大自然再度赋予另一个人同样的才能。他(这天才)仅需要一个范本的启发，以便同样地发挥他自己已意识到的才能。
摘自(德国)康德《审美判断力的批判》49
如果美术和科学不是确能使人在道德上有进步，但是由于它们带来一种愉快是可以普遍传达的，又由于它们把文雅与教化输入社会中来，它们是能使人变为文明的。它们这样就对于克服情欲偏向的专横大有贡献而因之也就准备了人取得一种统一权，在其中唯有理性才是支配一切的。
摘自(德国)康德《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83
科学术语不能与科学本身相脱离正在于此。物理科学的每一分支都必须由三样东西构成；成为科学对象的一系列事实；描述这些事实的思想；表达这些思想的词汇。同样，词汇应当产生思想，而思想便是事实的化身正如思想要通过词汇来保存和交流一样，由此必然得出，不同时改进科学本身，我们就不能改进任何科学的语言；另一方面，不改进属于它的语言或术语，我们也无法改进一门科学。不管任何科学的事实多么确凿、也不管我们已经形成这些事实的思想多么恰当，当我们想要用词汇去适当的表达这些事实和思想时，我们只能向别人传达假的印象。
摘自(法国)拉瓦锡《化学原理》序言
当我们开始研究任何科学时，我们都处在一种背景中，关心这门科学就如同孩子对事物的认识；我们必须据以推进的过程恰好就是在他们的思想形成中所遵循的同一自然过程。在一个孩子中，思想纯粹是由感觉产生的，我们在研究物理科学时，应当以同样的方式，除了由实验或观察的必然推论和直接结果之外，我们不应形成其他任何思想。
再者，当我们开始科学生涯时，要比一个孩子获取第一批思想时更处于不利的地位。对孩子说来，当他预期周围各种对象是否有益或有害时可能犯错误，自然界将会赋予他纠正这些错误的手段。在每种场合下，他的判断用经验加以纠正；过失与悲痛是来自假判断的必然结果；喜悦和欢乐则是由于判断正确而俱生。在这些主人们那里，我们不能不变得消息灵通；而且，当过失和悲痛是由于误断而造成相反结果时，我们马上就学会了恰当地运用推理。
在研究和实践科学时，情况就大为不同。我们形成的假判断既不影响我们的生存，又不影响我们的幸福；我们也没有为任何物理必要性所迫去纠正它们。与此相反，一直漫游于真理之外的想象与自爱纠缠在一起，而使我们执迷不悟以致变成自信，酿成不是直接从事实中去获取结论；有时还使我们变得有几分爱好自欺。因而，我们对下面一点决不感到惊奇，即在物理科学中，人们一般地往往用推测去代替结论。这些推测代代相传，且又得之权威的支持，使它们获取了附加的力量，以致到最后甚至连天才也把它们当作是基本真理了。
防止这类错误发生、且当这类错误已经发生时纠正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遏制和简化我们的推理。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而对此的忽视便是我们错误的唯一根源。我们必须相信的只有事实：这些事实是自然界提供给我们的，是不会欺骗我们的。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使我们的推理受到实践的检验，除了通过实验和观察的自然道路去寻求真理之外，别无它途。因此，数学家通过对资料的单纯编排获得问题的解决办法，并通过把他们的推理归化为这些简单的步骤得出如此明显的结论，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忘记引导他们的证据。
摘自(法国)拉瓦锡《化学原理》序言
我完全确信这些真理，强使自己除了从已知的东西走向未知的东西之外，决不任意前行，并将此作为一条法则；若非必然由观察和实验的直接结果，我决不构造任何结论；并且总是分析整理的事实，从中引出结论，以这样一种秩序最易于为开始从事化学研究的人提供对事实的全部理解。因此我被迫离开通常的讲课次序和写作化学论文的次序，这种次序总被认为是已知的科学基本原理，学生和读者只有在后续课程中向他们作了讲解之后，他们才能知道这些原理。在差不多所有情况下，这些原理以论述物质的元素和亲和力开始，而在这样做时，没有考虑到他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把化学的基本现象放进这样的视界中：他们使用的术语尚未加以定义且假定他们刚开始教的人是理解科学的。同样还应该考虑到，第一堂课只能学到很少的化学知识，耳不熟科学语言，眼不见仪器设备，若不花上三、四年专心致志的努力，想要成为一位化学家几乎是不可能的。
摘自(法国)拉瓦锡《化学原理》序言
现在人们所以这样热心作广泛而无限制的思辨，似乎有一种精神的狂热从中作祟，因为近年来各种科学都有一些伟大而不曾预期到的发现。为这种成就而得意忘形的人们，觉得一切事物都在人力理解的范周内。在这幻想下，他们混同了尚无任何真实进步的学问，和已有显著进步的学问。假若他们的思想，稍微严肃而时时警戒着，他们将会知道，以轻浮而无根据的断言，代替沉默的研究以及可靠的证据，这只能给真理及健全的哲学以损害。
摘自(英国)马尔萨斯《人口原理》ⅠⅩ
如果我没有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辛勤努力，我就不会学会认识人的本来面目。在自然科学以外的任何一个领域里，一个人都不能象在自然科学里那样仔细观察和思维，那样洞察感觉和知解力的错误以及人物性格的弱点和优点。
摘自(德国)歌德《同爱克曼的谈话》(1829，2，13)
由于国家在形式上是普遍物，而这种形式的原则本质上是思想，所以结果是：思想自由和科学自由都源出于国家(相反地，倒是一个教会把乔尔丹诺·布鲁诺活活烧死，又因为伽里略阐述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乃逼迫他跪下求赦，如此等等)。因此，科学也在国家的一边有它的地位，其实，它具有与国家相同的形式上要素，它以认识为其目的，而且是被思考的客观真理和合理性的认识。
能思考的认识当然也可能从科学的水平下降到意见和演绎推论，并且在把注意力伦理论题和国家组织的同时，使自己同它们的基本原则对立起来而发生矛盾。正有些象教会为它自己独特的领域所提出的要求一样，它也妄以为这种意见是理性和主观自我意识的权利，并且主张它在作出意见和建立信念时是自由而不受拘束的。
摘自(德国)黑格尔《法哲学原理》270
最古老国家所取得的有关纯理论力学的知识没能留传下来，因此有关这门科学的历史除了阿基米德的种种发现之外是找不到的。这位伟大的几何学家说明了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其大小等于物体所排开液体的重量，这种有关固体和液体相等量的数学原理。大约过了1800年，伽利略这位力学理论的创始人揭示了天体运行的规律。在这门新的科学范围内，牛顿建立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些贤人的后继者扩展这些理论并使之趋于完善：他们告诉我们说，各种各样的现象都隶属于自然界中反复起作用的少数基本规律。应该承认，星体的运动，形成和运行的均差，海洋的平衡和动荡，空气和声体的颤动，光的传播，毛细作用，流体的波动，总之，一切自然力的最复杂的作用都受同样的原则所制约。
摘自(法国)约瑟夫·傅立叶《热的分析理论》
在我们的著作中所解释的新理论永远同数学科学相一致，而且象数学科学一样依赖于一定的根据；数学所具有的一切原则将被保存下来并继续得到更大的扩展。许多手段将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并将作进一步的实验。
我们所建立的分析理论是从更一般的、也就是说从更简单和更适合于多种类型的现象的多种方法中得出来的……这种理论本身支配着所有手段，并规定它们的精确性。因为数学分析能从一般的和简单的现象中推知自然规律；但具体把这些规律应用于非常复杂的情况，却要求一长系列的正确的观察。
摘自(法国)约瑟夫·傅立叶《热的分析理论》
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换句话说，人类的精神受本性的支配，在它的每一项探讨中，都相继地使用了三种性质基本上相同、甚至根本相反的哲学方法：首先是神学方法，其次是形而上学方法，最后是实证方法。
摘自(法国)孔德《实证哲学》序论
从培根以来一切优秀的思想家都一再地指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这条基本准则如果恰当地应用到人类智力的成熟阶段上，显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联系到人类认识的形成过程来考虑，也可以同样确切地说，人类精神在原始阶段时是既不可能也不应当有这样的思想的。因为，如果从一方面说，任何实证的理论都一定要建立在一些观察上面，那么另一方面也同样很明显：人类精神必须要有某种理论，才能进到观察。如果我们在思考各种观象的时候不立刻把它们联系到某些原则上去，我们就不但不可能把这些孤立的观察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某种结论，甚至于根本无法把它们记住；而且，最常见的情形是面对着事实视而不见。
摘自(法国)孔德《实证哲学》序论
所以不难理解，我们的理智既然只能逐步地、几乎不知不觉前进，是不能突然地、不经过中介就从神学的哲学过渡到实证哲学的。神学与物理学极端不相容，它们的观点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因此在抛弃前者，完全采用后者之前，人类的智力势必使用一些中间的、具有揉合性质的、因而适于逐步实行过渡的观点。这就是形而上学观点的天然使命，此外别无任何实际用途。人们在研究现象时放弃了超自然的指挥，代之以一个相应的、分离的实体——虽然最初只是把后者看成来自前者——于是渐渐习惯于只是考察事实本身，因为这些形而上学主体的概念被弄得越来越烦琐，以致在任何心理正常的人看来都只不过是现象的抽象名称。我们无法想象，人类理智还能以什么别的步骤从地道地超自然的观点过渡到纯粹的自然观点，从神学领域转入实证领域。
摘自(法国)孔德《实证哲学》序论
在这里宣布的定律，即是一定量的电的作用，必有一定量的物质粒子与之相应的定律，我并没有将这一方面的一切化学作用或电的作用，全都包括进去。还有许多理论方面的事项，尤其是关于化合物以及它们应该具有的合成的电力。我希望这些研究，能够渐渐地得到发展。同时还有无数的实验，例如用微弱亲和力可以造成的化合物。水和盐类同时发生的分解等。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但研究的结果，将来无论如何，对于我此刻收集的这些事实，以及由它们归纳而得的结果，即是那个普遍的定律，我相信是不会有重大的变化的。这一方面的研究，虽然还有许多不完全，甚而至于还没有人着手，河是他们也很重要，确有发表的价值。这实在是我们的科学，即是化学的优点。其进步的程度，虽或多或少，总之是向前进取的。
这还会使我们研究的题目得出结果，并开放一重重的门户，使牺牲个人苦痛，去埋头于实验研究的人，可以得到无穷尽的新知识和很丰富的利用。
摘自(英国)法拉第《电学实验研究》Ⅶ，871
在有志于研究此题的人看来，这种状况，就是我着手研究的东西。在电解中的物质里面，电有其一定不易的作用，用来使物质分解的本领完全和要去反抗的本领相同。这两种见解，并不是建筑在单纯的意见上、或普通的观念上，乃是建筑在完全未曾为人知道过的新的事实上。这些事实在我看来，不仅异常精确，而且可以作为断案。我因为有了这样两种见解，所以使我得到一种优越的地位。研究这个问题，以前任何人都未曾得过这种优越的地位。尽管我的聪明，远不及他们优秀，我的知识，远不及他们渊博，或许有了这一点，就勉强能够补偿我所不足，也未可知。因此想到对于这个问题，或许我还可以尽一点力，去将那些令人疑惑不定的知识一扫而尽，岂不甚善。这种知识是一切进取科学的晨曦，对于科学的进步是极为紧要的。但是从事于将这些知识中所含着的欺人的一部分驱逐出去，将真实的一部分阐明出来。这样的人，自然有他的用处，对于科学的一般的进步也是很必要的。因为这种人是最初打破智识界中的黑暗，将前人所未知的一片新天地开拓出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