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活一面在这一面，如今日不合理的办法也不能不改变。不论是往时的专制独裁或近世的共和立宪，虽然已很不同，而其内容有不合理之一点则无异。这就是说他们对大家所用统驭式的办法，有似统驭动物一般。……因为在统驭下的社会生活中人的心理根本破坏了那个在协作共营生活之所须的心理所以倘然没有所理想的未来文化则已，如其有之，统驭式的法律就必定没有了。……后只有提高了人格，靠着人类之社会的本能，靠着情感，靠着不分别人我，不计较算帐的心理，去作如彼的生活，而后如彼的生活才有可能。近世的人是从理智的活动，认识了自己。走为我向前的路而走到现在的，从现在再往下走，就变成好象要翻过来的样子，从情感的活动，融合了人我，走尚情谊尚礼让不计较的路——这便是从来的中国人之风。刑赏是根本摧残人格的，是导诱恶劣心理的，在以前或不得不用，在以后则不得不废；——这又合了从来的孔家之理想。……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因为舍掉礼乐绝无第二办法……世界上只有两个先觉，佛是走逆着去解脱本能路的先觉；孔是走顺着调理本能路的先觉。以后局面不能不走以理智调理本能的路，已经是铁案如山，那就不得不请教这先觉的孔子。
摘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选)》(1921年)《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2页
一、家庭婚姻的关系，旧制以嗣续为立足点，而且认男子为主体，注重于门第的相当；凭“媒妁之言”而用“父母之命”来决定。所以有幼年订婚，甚而至于“指腹为婚”。若结婚而无子，则古代可以出妻，而近代亦许纳妾。……
夫妇的结合，既以感情为主，于是姑妇的关系，姑嫂的关系，妯娌的关系苟与夫妇的感情有冲突时，均不得不牺牲之：所以大家庭制渐减，而小家庭乃勃兴。
二、教育小家庭的组织，势不能用旧日家塾法，各延师课其子弟，于是采用西方学制；自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并旧日设馆授徒，及学官、书院等制，一概改变。是谓新学制。
三、印刷业及书业教育制度既革新，第一需要的，为各学校的教科书。旧式刻版法，旷日持久，不能应急；于是新式的印刷业，应运而兴。……三十五年来最发达的印刷业，为排印法；商务印书馆，即发起于是时，于馆中分设编译、印刷、发行等所……民国元年，中华书局继之而起。……
四、工业印刷业以外，各种新式工厂，同时并起；……工厂既兴，于是劳工保护、劳资仲裁等法，亦应时势之需要而实现。
五、商业商业上的新建设，有银行。取山西帮汇票号而代他。……又有百货商店……其规模较小而且含有改良作用的，是消费合作社，现亦渐渐流行了。
六、农业农学的教育设立以后，各地方多有农事试验场与造林区的设置。现在成绩已著的，是新农具的试用，与人造肥料的流行。……
七、度量衡新制……十八年二月，国民政府颁度量衡法，采用万国公制为标准制；并暂设辅制，称曰市用制。……
八、政治孙中山先生在五十年前，已开始革命运动，自称于乙酉年(民元前二十七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辛亥革命以后，竟能实现……民国十四年七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实行军政；及定都南京后，于十七年十月试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而于十九年确定为训政时期，对于人民为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的训练。这真是历史上空前的纪录了。
摘自蔡元培《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1931年)《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卷第76—78页
除原始的部落酋长之外，人类社会的政治元首大多是世袭的；有的民族始终维持世袭的制度，如中国由殷商至辛亥革命的情形。有的民族半路作些异样的尝试……今日的世界，在西洋文化的笼罩之下，呈现一个人类开化后的空前现象，就是世袭君主制的大致消灭。多数的国家都是共和国；少数的国家只维持一个傀儡的世袭君主，实权却操在另外一个选举的或用他法产生的执政者的手中。真有实权的君主在今日已是凤毛麟角。所以名义上保有君主的国家，实际也可说都是共和国。
但共和制度与民主主义是两件事，两者可合可分，并无绝对必要的联系。反之，凡不终日闭眼在理想世界度生活的人，都可看出今日的大势是趋向于外表民主而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形已经非常明显，最重要的就是德、俄、意三国。三国的独裁者虽然都用“合法”的方式产生，但实际都是终身职，最少也是无限期职。在其余的国家，或多或少，也都有同样的趋势，不久的未来恐怕也终不免要追随潮流。
摘自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23—224页
历代的政治制度虽似不同，实际只是名义上的差别。官制不过是汉代的官制，由一朝初盛到一朝衰败期间官制上所发生的变化也不能脱离汉代变化的公例。每朝盛期都有定制，宰相的权位尤其重要，是发挥皇权的合理工具，甚至可以限制皇帝的行动，但到末世，正制往往名存实亡，正官失权，天子的近臣如宦官、外戚、幸臣、小吏之类弄权专政，宰相反成虚设。专制的皇帝很自然的不愿信任重臣，因为他们是有相当资格的人，时常有自己的主张，不看得完全听命。近臣地位卑贱、任听皇帝吩咐，所以独尊的天子也情愿委命寄权，到最后甚至皇帝也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傀儡。
摘自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27页
但科举制的实行，自也反映了中国封建政治的一个特质，非世袭贵族政治，而是官僚政治。这就是说，操行政实权的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经过科举及其他方法而产生的官僚——这些官僚从上到下，一级一级地象金字塔一样地压在人民身上，而居于最高的顶点的则是专制君主。因此官僚制度之存在并不足以否定君主专制，恰恰相反，它只是在这样宠大的国土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得以维持的有力支柱。用官僚制度来补足的君主专制，这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政体的全貌。
摘自胡绳《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1944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卷第847页
我深信，今后的中国文化发展依旧是和五四时代一样要在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下前进。科学的基本精神是理性；也就是尊重事实，尊重合理的思考；民主的基本精神是自由，也就是要使千百万人民大众获得自觉的机会和思想的自由。
摘自胡绳《〈理性与自由〉序言》华夏书店1946年版
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民主政治，不是欧美式的有产者层执政的民主政治，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者层执政的民主政治，而是各阶层联合执政的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因为它和别的国家所已实行的民主政治不同，而把它叫做“中国式的民主政治”，也未尝不可。但这种“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东西，而是正在形成中的东西；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发展的东西；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东西，而是和中国处在同样情况之下的国家都可产生的东西；不是旧的封建的君主专制的政治，而是新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因此，我们的民主运动，是革新运动，而不是复古运动。为了推进民主运动，一切复古倾向是必须加以纠正的。
摘自张友渔《民主运动与复古倾向》《宪政月刊》第10号1944年10月1日
至于生产关系，就政教说，乃是权力生活，属于精神文化，而为生产力所决定。譬如说：先史期的氏族公社，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共同消费，必然的发生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由平等的农歌。更如由殷的奴隶制演进到周秦的封建制，必然的发生道家老庄的反封建，反豪富，反御用知识的思潮。同时，又必然的发生儒家孔孟荀的拥护王室与“性善”“性恶”，以及“好法”“隆礼”等学说。同时，又必然发生墨家的兼爱，节用非攻、非乐、非命、节葬等“非儒”的理论。尤其是封建制而提倡劳动神圣，发生了农家的理论与实践。……
从生产关系所显现的精神文化，自然不只是思想一种，更有：关于政治的，有图腾主义氏族制，奴隶制，农奴制度，及封建制里的商业政策，土地问题，宗教形式，道德法律的标准。关于艺术的，有宗教式跳舞，贵族与民间的音乐，以及诗歌、图画、雕刻、建筑等各有一定的机构，而自为体系，各有精神文化的权威，而相互地关联着。
摘自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文光书店1949年版第146—147页
（第三节）精神文化
更以观于思想，东人持厌世主义(pessimism)，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个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乐天主义(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为向上进化发展，确认人道能有进步，不问其究竟目的为何，但信前事惟前进奋斗为首务。东人既以个性之生存为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是谓定命主义(fatali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进步，则事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是谓创化主义(creative progressionism)。东人之哲学为求凉哲学，西人之哲学为求温哲学。求凉者必静，求温者必动。东方之圣人是由生活中逃出，是由人间以向实在，而欲化人间为实在者也。西方之圣人是向生活里杀来，是由实在以向人间，而欲化实在为人间者也。更以观于宗教，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东方教主告戒众生以由生活解脱之事实，其教义以清静寂灭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龛前之柳，池中之水，沉沉无声，皆足为寂灭之象征。西方教主于生活中寻找活泼泼地之生命，自位于众生之中央，示人以发现新生命、创造新生命之理，其教义以永生在天，灵魂不灭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与祈祷，皆足以助人生之奋斗。更以观于伦理，东方亲子间之爱厚，西方亲子间之爱薄。东人以牺牲自己为人生之本务，西人以满足自己为人生之本质。故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
摘自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
精神生活一面我们已说过在这时，人类便从物质的不满足时代转到精神的不安宁时代，而尤其是男女恋爱问题容易引起情志的动摇，当然就很富于走入宗教的动机。……但是宗教既走不通，将走那条路呢？这些动机将发展成什么东西，或这些问题将由怎样而得应付？这只有辟出一条特殊的路来：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却无藉乎超绝观念而成功一种不含出世倾向的宗教；同哲学一般的解决疑难，却不仅为知的一边事，而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这便是什么路？这便是孔子的路……孔子那求仁的学问将为大家所讲究，中国的宝藏将于是宣露。而这一路哲学之兴，收拾了一般人心，宗教将益浸微，要成了从来所未有的大衰歇。说到这里，又恰与中国的旧样子相合……除了科学的研究此时不至衰替为与中国不同外，以及哲学艺术当然以进化之久总有胜过中国之点外，那时这种精神生活一面大至是中国从来派头，必不容否认。
摘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选)》(1921年)《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4页
平等精神民主精神，在中国却不感生疏。此其证据甚多，参看梁任公(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书可得其概，不烦枚举。大约在古代，则孟子所发挥最明彻不过，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是。
摘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节选)》(1949年)《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东方的精神文化，人家说是慈爱忠恕，——其实是宗法社会里无可争而不争的心理反映。……宗法社会的慈爱是家长或君主的恩惠。
摘自瞿秋白《太戈尔的国家观念与东方》《向导》第61期1924年4月16日
文化本是人类的生活样法，而中国人的生活样法处处都是中庸的，中国人在各方面都喜调和持中，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是调谐的，是“不为已甚”的，只要自然不十分难为人，便可以对之妥协，或者作一种消极的适应，不图改造自然而改变自己的心理态度，但如十分生活不下去了，则也会对自然稍加以改造。所以中国人不是不会发明，是能发明能创造的，然刚发明刚创造一点，便满足了，便停止不进。中国人又最重人伦，中国所谓学，只是研究人伦日用当然之理；所谓德，也只是在人伦上处得好。由人伦的注重而形成所谓礼教，礼教便是关于人伦的规律，是一种无形的严法。人伦的出发点当然又在家庭，可以说中国人的生活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内无个人，外无社会国家，只注重一个家庭，与西洋一方注重个人一方又注重社会国家者大不同。何以中国崇拜中庸，注重人伦，以家庭为本位呢？其原因就在中国是农业的国家。
摘自张岱年《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国闻周报》第12卷第10期1935年3月18日
伦理文化固然有一定伦理哲学作为其指导原则，但伦理哲学是最有实践性的，或者是最少形而上学性的。一国想将他的伦理文化，或综合体现着伦理哲学，在它以外的世界生根、开花、结果，一定要想到它以外的世界，甚至它自身，将来究会在何种限度具备有体现其原有伦理哲学或伦理的精神文化的实践条件。……
如其我们随时体察世变，警惕着世界日新月异的进步，因而想发挥自己的特长，从阐扬伦理文化入手，则须明了，伦理文化的培养，并不能期之于“讲道德说仁义”，谈理欲论道器的空泛冗谈，而要期之于一种可能使较高伦理文化因以体现着的较合理的社会关系，较合理的社会经济体制，果其如此，则在消极意义上，我们不能在合理的社会经济上努力，也就无法单独地孤立地向世界贡献什么精神文化；在积极意义上，我们能认真地创建出一种合理的社会经济关系，则我们可能贡献世界的，就不是固有的“人生向上伦理情谊”，不只是适于那种合理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型的伦理精神文化，同时必然伴有在那种合理社会经济关系下，在新的道德教化中可能创造出的一切精神的物质的文明。
摘自王亚南《论东西文化与东西经济——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观》(1940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卷第531页
礼乐相寓相应，亦相友相成。就这两种看法说，礼乐都不能相离。“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素，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偏”。《礼经》一再警戒人只顾一端的危险。一个理想的人，或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具备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才算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