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物质文化
(一)出版物是文化运动的一端，不是文化运动的全体。出版物以外，我们急于要做的实在的事业很多，为什么大家都只走这一条路？若是在僻远的地方——云南、甘肃等处发行杂志，到也罢了象北京、上海同时出了好些同样的杂志，人力上、财力上都太不经济了。
(二)我们的民族性，是富于模仿力，缺少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将来恐怕还有新新新舞台，还有新新新新无穷新……舞台出现，象这点小事，都只知道模仿，不知道创造！现在许多人都只喜欢办杂志，不向别的事业的方面发展，这也是缺少创造力的缘故。就以办杂志而论，也宜于办性质不同、读者方面不同的杂志，若是千篇一律，看杂志的同是那一班人，未免太重复了。
(三)凡是一种杂志，必须是一个人一团体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才有发行的必要。若是没有一定的个人或团体负责任，东拉人做文章，西请人投稿，象这“百衲”杂志，实在是没有办的必要，不如拿这人力财力办别的急于要办的事。
摘自陈独秀《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中国诚然因物质文明而被创，但太戈尔要知道，创中国的不是中国自己发生的物质文明，乃是欧美帝国主义者带来的物质文明，这正是中国自己的物质文明不发达的结果。魔鬼是驱使物质文明的帝国主义者，不是物质文明本身。中国文化诚然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但太戈尔要知道，中国文化到底是些什么，说起来实在令人可笑而且可怕。……象这样的文化，不但没有维护的必要，还应设法令他速死。一颗炸弹可以杀人，也可以开山通路；一条铁道可以运兵打战，也可以运粮拯饥，所以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并无罪恶。太戈尔觉着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他不知道人类个人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社会不能担保各个人物质的生存，各个人遂不得不各自争存并庇及子孙；阶级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特殊阶级垄断物质的精神的生存之权利，被压迫的阶级不得不起而抗争；民族间的争夺残杀，是由于特殊阶级不但在国内掠夺劳动平民，并须在国外侵略物质文明不发达的弱小民族，才能够维护其垄断私有之权。这三种争夺残杀之根原，共总都由于社会经济制度之不良，换句话说，就是由于财产制度乃个人私有而非社会公有，完全不是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我们敢说，科学及物质文明，在财产私有的社会，固可用为争夺残杀的工具；在财产公有的社会，便是利用厚生的源泉。所以太戈尔觉着科学及物质文明足以促进人类互相残杀的危机，乃由于不明白社会制度之效用并误解科学及物质文明本身的价值。
摘自陈独秀《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国民日报·觉悟》1924年4月
太戈尔也知道科学可以使交通便利，他也知道既生人世不脱离社会；他更应该知道除交通以外，吾人所有的衣、食、住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物质文明之赐，只有科学能够增加物质文明。现代无限之恼闷，其最大原因有二：(一)是弱小民族物质文明不发达，遂造成民族间的侵略；(二)是少数人垄断物质文明的恩惠，遂造成阶级间的掠夺。这些侵略掠夺之无限恼闷，都非科学与物质文明本身的罪恶，而且只有全世界普遍的发展科学与物质文明及全社会普遍的享受物质文明才能救济，这乃真正是科学与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地位。若是我们自己侥幸有了物质文明的享乐，便忘了世界上还有无数被压迫的民族、被压迫的阶级得不着物质的生活而困苦而恼闷，只管由着自己兴趣，高谈什么精神文化，什么心灵愉快，什么讨论思想，把这些生活奢侈品当做生活必需品的谷粒，反把世界上无数劳苦平民所急需的物质当做可有可无的奢侈品——钻石，象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若并普劝天下无衣无食无住的苦恼平民也都以进求心灵愉快为重，以物质生活的奋斗为轻，这种人不但是“何不食肉糜”的昏君，而且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是同样混账，这种人还配说什么“带了赤裸裸的一颗良心”！
摘自陈独秀《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国民日报·觉悟》1924年4月
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所以从卫生起点……
卫生的设备，必需经费，我们不能不联想到经济上。……
经济的进化，不能不受政治的牵掣。……
上列各方面文化，要他实行，非有大多数人了解不可，便是要从普及教育入手。……
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其次是研究所。……其次是博物院。……其次是展览会。……其次是音乐会。……其次是戏剧。……其次是印刷品，即书籍与报纸。……
以上将文化的内容，简单的说过了。尚有几句紧要的话，就是文化是要实现的，不是空口提倡的。文化是要各方面平均发展的，不是畸形的。文化是活的，是要时时进行的，不是死的，可以一时停滞的。……
摘自蔡元培《何谓文化》(1921年)《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卷第11—15页
物质生活一面，今日不合理的经济根本改正是不须说的；此外则不敢随便设想。我于这上也毫无研究，所以说不出什么来；只不过基尔特一派的主张好多惹我注意之处，使我很倾向于他。大约那时人对于物质生活比今人(指西洋人)一定恬淡许多而且从容不迫，很象中国人从来的样子；因此那时社会上，物质生活的事业也就退处于从属地位，不同现在之成为最主要的；那么，便又是中国的模样。在生产上，必想法增进工作的兴趣，向着艺术的创造这一路上走；那么，又与中国尚个人天才艺术的采色相合。这些都是现在大家意向所同，似无甚疑问；还有基尔特派中一部人有恢复手工业的意思，这就不敢妄测，恐事实上很难的。假使当真恢复手工业而废置大机械，那么，又太象中国从来不用机械用手工的样子了。
摘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选)》(1921年)《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0页
中国人自古在物质方面的发明与发现，原是很多。在16世纪以前的西洋，正多得力于中国这些发明之传过去。举其著者，如(1)罗盘针(2)火药(3)钞票(4)活字版印刷术(5)算盘等皆是，而(6)造纸尤其重要。威尔斯在其历史大纲第34章第4节How Paper Liberated the Humen Mind说得最明白：他以为欧洲文艺复兴，可以说是完全得力于中国造纸之传人。还有铁之冶炼，据说亦是中国先发明的。
摘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节选)》(1949年)《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远在春秋时代，鲁班已经创造过机器；汉代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诸葛亮创造了木牛流马；隋杨广造出了具有“弩机”与报警“磬”的迷楼；唐李皋发明了用双轮行驶的战舰；五代时发明了印刷术；此外如浑天仪与罗盘针之类，都是中国人的发明。诸如采矿，冶金，制瓷，织绸，染色，制糖等类，都是科学的知识之应用。
摘自李达《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文化杂志》第1卷第2号1941年9月15日
本书原著，系为西方人士而作，所谓对症下药也。不知其病，便不解医士何以开此药方。若物质文明，提高生活程度，非不美也。矫而正之，因其过犹不及也。提高生活程度，不应反对；惟以提高生活程度为人生文明之全部，混文明文化为一谈，便须反对。今日果有人，以为叫世人海日有四杯牛奶可喝，世界便会良善和平起来，不喝牛奶或居竹篱茅舍者，便是对蛮，此便须反对。经济保障；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不应反对；惟以经济保障代替世界之自由平等，而认为此次战争目的之终点，并且舍弃自由平等，以求保经济保障，而瓜分人国，攫取物资，召未来战祸，便应反对。自然科学，人人赞成，无一疵可摘；惟自然科学之唯物观变为一切人生之唯物观，生出冷酷逆情之强权政治，斗争主义，便非反对不可。
反观吾国，物质文明之病，在于“不及”，而不在“过”。人家已过，我尚不及，故非赶上不可。吾国今日正应大声疾呼，提高生活程度，一救吾民之穷，使衣食住行得以改良，而衣食住行无一非物质条件，故必赶上物质文明。今日吾民穿的苦，吃的苦，住的苦，行路苦。民生主义便是我们共同的好梦，大家应赶紧把我们的国家弄好，希望老百姓大家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行路便利，成一富强康乐气象。
摘自林语堂《〈啼笑皆非〉中文译本序言——为中国读者进一解》(1944年)《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176页
先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石。……先史期由石器文化进展到陶器文化，由陶器文化，更进展到铜器文化的原始作。然后，有史期的殷商便发展了青铜器的灿烂文化，再由青铜器文化，两周更新产生了铁器文化，两汉便愈加发展。另一方面由陶器文化，于两汉又新产生了瓷器文化。这些都是我中华文化的代表工具。此后，更接受外来的玻璃，与蒸气机关以及电气各种文化。
摘自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文光书店1949年版第4页
传播精神文化的工具，秦蒙恬虽已发明用笔，汉蔡伦虽已发明用纸，汉末曹操虽已采用石墨。但书籍的印刷术未发明，所以从发明文字的商殷以来，流通精神文化工具，文字雕刻的读物，一时代一时代是跟着生产工具而变化发展的。殷商的龟甲兽骨文也是骨器发展的精神文化的工具，也可以说是近五十年来成为新兴的正确的文化史料，从这骨刻文字，进而石雕文字，始于秦刊石，(周宣王的石鼓，乃是秦时作物)他如汉碑及石经，以及秦汉的砖瓦上文字都是，此外周秦两汉金铜器的文字，钱币上的文字以及秦汉玉与铜的玺印上的文字，很多很多。他如竹本上雕刻的文字，在晋时发现的周代竹简，现代发现河流与西陲的汉代木简，及南越的汉冢里黄杨木刻字，都是实物，这些竹简木简与龟甲兽骨、摩崖、古砖、瓦当，铜器、钱币、玺印等都是我国上古期中古期传播精神文化的工具。
摘自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文光书店1949年版第151—152页
（第二节）制度文化
更以观于政治，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依一人之意思遏制众人之愿望，使之顺从。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有数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议士，有随民意以为进退之内阁，政治现象刻刻流转，刻刻运行，随各个人之意向与要求，聚集各个势力以为发展。东人求治在使政象静止，维持现状，形成一种死秩序，稍呈活动之观则诋之以捣乱。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泼，打破现状，演成一种活秩序，稍有沈滞之机则摧之以革命。东方制定宪法多取刚性，赋以偶像之权威，期于一成不变，致日新之真理无缘以入于法。西方制定宪法多取柔性，畀以调和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此东西文明差异之大较也。
摘自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
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象祖孙父子一样。最奇怪的是旧言论自由造成了现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欢想创造将来法律文明的新言论自由出现。好象一个儿子，他从前并不孝顺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稍有点意思不和他一样，他便要办他儿子忤逆不孝的罪；认真严办起来，岂不要断绝后代！
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现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论自由若要受法律的限制，那便不自由了。言论若是不自由，言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决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象这种保守停滞的国家社会，不但自己不能独立创造文明，就是跟着别人的文明一同进步，也不容易。
摘自陈独秀《法律与言论自由》《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之自然结果，也就是民族间争夺残杀之唯一原动力。欧美人带枪炮来中国，并不是欧美人特别没有良心，乃是他们资本制度发达的缘故；古代印度人只带文化来中国，并不是他们特别有良心，乃是那时印度没有资本制度的缘故。现在的印度人也并非特别没有良心，可是因为受了英人支配，也会带鸦片来中国，并帮着英人带枪炮来中国。“爱”，自然是人类福音，但在资本帝国主义未推倒以前，我们不知道太戈尔有何方法可以实现他“用爱来调和人类”这个志愿。没有方法的一个空空的志愿，本是无用的废物。孔夫子的仁义叫了几千年，基督的爱也叫了几千年，何以现在仍是“人类自杀的情形”？此时太戈尔又来叫“爱”，我要问问你这“爱”之叫声，能够感动欧美资产阶级使他们实行人类相爱，使他们自己取消资本帝国主义，不去掠夺劳动阶级不去侵略弱小民族吗？我看等于向老虎说：“你不要吃人罢。”你若是大声疾呼，对被人压迫的阶级被压迫的民族说：我们任他们掠夺任他们侵略，我们不必反抗不必残杀他们，还要爱他们，让他们占据这物质上的乐土，我们只要回复精神上的乐土便得了；这便等于向被老虎吃的人说“你让他吃罢，你还要爱他，你只要灵魂到天堂便得了。”
摘自陈独秀《评太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国民日报·觉悟》192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