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语音学
所谓声调的形状，是指曲线起伏的形式而言，不管其绝对的调值？但音强既能影响及于音高，当然也能影响及于声调的形状。我们念一个音的时候，音高不能始终如一，同理，音强也不能始终如一。假使音高永远跟着音强变化，换句话说就是已变以后的音强在每一“音期”中与音高的比例仍像未变以前的比例一样，那么，其声调的形状是不会发生变化的。然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种事实。例如第一音期中，音强增加了一倍，而音高增加了一又二分之一倍；在第二音期中，音强增加了一倍，而音高也只增加了一倍；由此类推，其曲线的形状必不能与原来的形状一样了。
摘自王力《从元音的性质说到中国语的声调》《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2月
古人分清浊做全清次清与全浊次浊四类。全清就是我们现在所谓不吐气不带音的破裂音，不带音的摩擦音，与不吐气不带音的塞擦三种。次清就是现在所谓吐气而不带音的破裂，不带音的摩擦，与吐气而不带音的塞擦三种。全浊是现在所谓带音吐气的破裂，带音的摩擦，和带音吐气的塞擦三种。而次浊就是现在所谓鼻音，边音，元音，和鼻音加摩擦四种。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
汉语音韵学中本来有清浊音的分别；清音就是现在所谓幽音，而浊音就是所谓响音。……所谓幽音，是当发音时气流自口腔出，声门大开而声带并不颤动的那种音。至于响音，是声门闭而声带颤动的音。我们试验幽响音，有两个方法：第一是把手指按着耳孔，如发音时有嗡嗡声的，就是响音。第二是把指头放在喉间，发音时如果觉得有震动，就是响音。……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中国古代是有响音的。响音之所以失去，是由于渐渐地变成幽音。其变迁的道理，也可以把吴语的响音来作例。现在吴语的响音声母里，声带的颤动已只有全音的一半，假使慢慢的减少，必致完全变成幽音。各地语言之所以没有响音，也许是这个理由。响音变幽音时，中间还要经过媒介音。……各地语言中的响音虽已失去，但是在声调里还能够找出他的痕迹。例如北京有阴平阳平，阴平的字在古代就是幽音，阳平就是响音。还有广州四声都有阴阳，凡是阴的四声的字在古代都属幽音，而阳的四声的字在古代都属响音。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59页
从生理学上看来，元音发生时，发音机关有相当的开展度，不致口腔里有任何杂音给我们听见。从物理学上看来，元音发生时，发音机关形成了一个共鸣器(有时形成两个)，使一个乐音性的“陪音”强烈化，而这“陪音”的音高是有定的，能形成一个元音的特征。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音韵学本来是口耳之学，要是听见一个声音，耳朵不能辨别，嘴里不能摹仿，而且不能把它所含的音素分析出来，那么，无论在纸上讲得怎样“像煞有介事”也是根本不中用的。从前的人因为缺乏工具，或者蔽于成见，或者囿于方音，往往有“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的毛病，就是有几个心知其意的人也很难把他自己所了解的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使人看了就能懂得。现在既然有了语音学的帮助，对于从前讲得玄妙不可测的东西，都可以把它“质言”，于是音韵学才能从玄学走向科学的路了。
摘自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序》(1935年)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中国人对语音的感觉，是元音占优势，辅音比较疏忽，和含、闪语系正相反。一个中国字的声音，由中国人的说法，是声和韵的结合，声是辅音，可是有时带着介音，韵是元音后面带一个韵尾辅音。中国语的韵尾辅音，大体很微弱，只是一种声势，所以逐渐在消失。(有些字没有韵尾，但据学者们的推测，也是原来有尾而后来消失的。)声韵虽然并列，韵的部分总占优势。我们可以看见：一、形声系统里，韵母大体相同，而声母不大固定。……二、许多声母也常会消失到只剩元音，和韵尾辅音一样。中国文字既然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而这种音节以元音为中心，辅音粘附在元音的前后，似乎是不可分的，那就无怪远在三世纪时最大发明的反语，只能分析声韵，而没有清晰的字母了。
摘自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2页
中国语言何以有这么多的声母转读呢？我不想多作假设。但是，我就听到过有人把“顺”念做“忿”，这种异读的偶然流布，在广大的区域，绵长的历史内，当然可能造成这种混乱的局势的。中国语言的元音部分，在古代大概比较固定，而辅音部分却非凡含糊或疏忽，所以容易流动。例如：韵尾的辅音可以脱落(像入声)；也可以转变(如：若干闭口韵的读入祭部，脂部，咍韵的变为收i尾以及阴阳入的对转)。声母辅音也还有脱落，如：“影、喻”等母，那末，当然也可以转变。我想一个语言学家，如其肯虚心地，不单抄袭西方人的看法，他总会觉察出中国语言的特点，就在这辅音比较容易流动的一层。
摘自唐兰《中国文字学》(194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5—46页
（二）上古音
在汉语音韵学里，今音与古音有同样的价值。研究今音若不知古音，则不能得今音的系统；研究古音若不知现代方音，则不能推求古代的音值。故二者有密切关系，不可偏废。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2—563页
从前的人把语音学分为三门：(一)古韵学，以《诗经》《楚辞》等书为史料，以周秦古音为研究的对象；(二)今韵学，以《广韵》《集韵》等书为史料，隋唐以来诗家承用的韵的系统为对象；(三)等韵学。等韵学有狭义，有广义。狭义的等韵学，是指开口呼与合口呼各分四等而言；广义的等韵学，是包括等呼，反切，以及其他语音的分析而言。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1页
诸家古韵分部，各不相同；大抵愈分愈密。鄙意当以王念孙为宗；然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严可均、江有诰、朱骏声、章炳麟、黄侃亦皆有独到处。顾、段、孔、王、严、朱、章为一派，纯以先秦古籍为依归；江永、戴、黄为一派，皆以等韵条理助成其说；江有诰则折中于二派者也。
摘自王力《古韵分部异同考》《语言与文学》第1期1937年2月
近代古韵学家，大致可分为考古、审音两派。考古派有顾炎武、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江有诰、章炳麟等，审音派有江永、戴震、刘逢禄、黄侃等。所谓考古派，并非完全不知道审音；尤其是江有诰与章炳麟，他们的审音能力并不弱。不过，他们着重在对上古史料作客观的归纳，音理仅仅是帮助他们作解释的。所谓审音派，也并非不知道考古；不过，他们以等韵为出发点，往往靠等韵的理论来证明古音。戴氏说；“仆谓审音本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者为断。审音非一类，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断为合韵。”这可算是审音派的宣言。
摘自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清华学报》第12卷第3期1937年7月
一般古音家，对于古韵部是走“增”的路，对于古声纽与古声调是走“减”的路。古韵部从顾氏的十部增至黄氏的廿八部，古声纽却从章氏的廿一纽减至黄氏的十九纽。至于声调，顾氏虽主张四声一贯，并未否认四声的存在；后来段氏减了去声，孔氏减了入声，都只剩下三声，黄侃更进一步，以为上古只有平入两声。这显然与古韵学说是矛盾的。研究古韵的人都知道，偶然通押并不足以证明韵部相同，否则只好走苗夔七部的路。同理，研究上古声调的人也该知道，不同的声调偶然通押，也不足以证明调类相同，否则平入通押的例子也不少，何难并四声为一声？在未研究得确切的结论以前，我们不妨略依《切韵》的声调系统，暂时假定古有四声。阴声有两个声调，即后世的平上，入声也有两个声调，即后世的去入。……阳声的声调数目较难决定，现在只好暂时依照《切韵》的平上去三声。
摘自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清华学报》第12卷第2期1937年7月
当我们研究上古语音的时候，韵部的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清儒研究古韵已经卓著成绩，现在我们所应努力者，不在乎探求韵部的多少，而在乎更进一步，去考定上古韵母的系统，及假定其音值。
摘自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清华学报》第12卷第3期1937年7月
研究上古的音，必须以上古的字为根据。这里所谓上古的字，并非指上古的字体而言，而是上古汉语里所有的“词”(words)。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上古汉语里既然没有这字，我们还研究它的上古音值或是音系，岂非“无的放矢”？……普通古音学家的选字，往往以《说文》所有的字为标准。这自然比根据《广韵》或《集韵》好些，因为某一字既为《说文》所载，它的时代至少是在秦汉以前。不过，这种办法还不能没有毛病；《说文》里也有许多字是先秦书籍所未载的，甚至有些字只见于《说文》，连汉魏以后的书籍中也不曾发现过。这些字，虽不能说先秦绝对没有，但是不该断定先秦一定有。为慎重起见，我们该取“宁缺毋滥”主义；把先秦史料所未载的字一律削去。
摘自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清华学报》第12卷第3期1937年7月
自从顾炎武以来，大家都知道谐声偏旁对于古韵归部的重要。段玉裁说得最明白：“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这一个学说是一般古韵学者所恪守不违的。依原则上说，这话自然是道理；但是，关于声符的认定，有时还成为问题。在最迷信“许学”的人看来，《说文》所认定的声符是不容否认的，这一派可以严可均为代表。但《说文》所认为声符，而与古音学大相冲突的地方，实在不少。……此外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为一谈。谐声时代至少比《诗经》时代更早数百年。“凡同声符者必同部”的原则，在谐声时代是没有例外的，在《诗经》时代就不免有些出入了。
摘自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清华学报》第12卷第3期1937年7月
汉越语在越语里虽然没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汉语对于越语的影响不能说是很小；有时候，遇到要翻译一个新名词，正像西洋人取材于希腊文一样，越南人也常常取材于汉越语。而且我们研究汉越语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明白越语的现状或前途，而在于希望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汉语古音的探讨。这样，汉越语还是值得研究的。
摘自王力《汉越语研究》《岭南学报》第9卷第1期1948年11月
学者不明古音，即无由知古义；不知古义，即不能读古书。故声音流变之道，学者所当研究者也。
摘自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03页
（三）中古音
中国现存的韵书，以《广韵》为最古。所以我们研究古音，该从《广韵》向上推求；研究今音，该从《广韵》向下推求。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页
依戴震、章炳麟诸人的研究，《广韵》分韵繁多，可以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兼顾古音；第二，是兼顾各地方音。
摘自王力《汉语音韵学》(1936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5页
研究南北朝诗人的用韵，对于音值的考定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敢断定凡相叶韵的字的主要元音必相同，但我们可以说，相叶韵的字比不相叶韵的字的主要元音一定近似些。
摘自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清华学报》第11卷第3期1936年7月
依南北朝的韵文观察，我们可以看出陆法言的《切韵》有两个特色：(一)除脂韵一部分字该归微，又先仙、萧宵、阳唐等韵不必细分之外，《切韵》每韵所包括的字，适与南北朝韵文所表现的系统相当。可见《切韵》大致仍以南北朝的实际语音为标准。(二)《切韵》阳声韵与入声韵相配，是以南北朝的实际语音为标准的。故某人以某阳声韵与另一阳声调同用时，则与此两阳声韵相配的两入声韵亦必同用；若分用，则相配的入声韵也分用。由此可见；《切韵》根据“古今通塞”的地方颇少，而所谓“南北是非”，恐怕也不过是尽量依照能分析者而分析，再加上著者认为该分析者再分析，如此而已。
摘自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清华学报》第11卷第3期193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