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胜而后求战”是达到“全胜”的前提
孙武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在战前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作全面的分析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优劣，因而也才能依据所了解的情况，制订夺取战争胜利的方略。所以他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这就是孙武“知彼知己”，综合分析对比敌我力量的“庙算”知胜的思想。
孙武认为，为了做到“知彼知己”，除了善于通过各种征候“相敌”（即分析观察有关敌军的各种现象和动向）外，还要获得可靠的情报，派遣各种间谍潜入敌军内部，进行各种侦察，而且不被敌人发现。孙武十分重视依靠间谍了解敌情，把“用间”提到了“三军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
孙武在其“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要千方百计地消灭自己的弱点，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立于不败之地，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先为不可胜”，就是要树立随时准备作战的思想，对敌人不能存有侥幸的心理，要做好一切准备，使敌人的进攻无法得逞，并且以自己的充分备战措施，挫败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之后，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周密的作战计划，考虑这种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案，这样就不怕敌人的突然袭击了。
（2）争取主动是达到“全胜”的必要条件
孙武提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至于人”，就是要求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这是两千多年前孙武所说的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军事名言，这一名言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唐朝著名的军事家李靖，在《李卫公问对》中就曾经说过，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
在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对于实力优势较大的军队来说并不难做到，只要指挥无误，官兵善战，自然就能把握住战争中的主动权。对于实力并不处于优势的军队来说，要想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战争指导者能够正确进行指挥，恰当地部署和使用兵力，就可以造成一种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主动态势，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任势”。孙武认为，要使军队的战斗力能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出奇制胜，就要使部队处于“势险”、“节短”的状态。所谓“势险”，是指军队具有高速机动的速度，这种速度如“激水之疾”，它所产生的威力“至于漂石”，能把巨石般的敌人冲垮；这种军队蓄积和蕴育着极强的战斗力，如同拉满的弩机，紧张的弓箭，一触即发。要使具有这种极强战斗力的军队，产生强大的作战效果，就要使这种战斗力在极短的时间和距离内，以突发的冲击形式爆发出来，使敌措手不及，这就是孙武所说的“节短”。他用“鸷鸟之疾，至于毁折”的形象比喻，要求枕戈待战的部队，在发起冲锋时，要像雄鹰在短距离内搏击小鸟那样，使敌束手就缚。
造成我之主动、敌之被动的态势，不但要使自己的军队蓄积极强的战斗力，具有突发的冲击力，而且要使敌军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孙武认为，要使敌军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就要采取“动敌”——即调动敌人的手段，使本看不易歼灭的敌人，成为可歼灭的敌人。为此他提出：对于深沟高垒的敌人，要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法，把敌人调出来在野战中消灭它；对于急功冒进的骄横之敌，要先“避其锐气”，消磨其锋芒，使之疲惫，尔后“击其惰归”，将其歼灭；对于盲目来攻的敌人，则诱使其改变进攻的方向，使之“不得与我战”，尔后我可寻机将其歼灭。
除了“动敌”之外，孙武还采取了“示形”的办法，争取主动摆脱被动。孙武所说的形，是指客观物质力量。孙武说的“示形”，包括“形人而我无形”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形人”，就是要造成各种假象去迷惑敌人，诸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使敌人发生错觉，采取错误的行动，把军队拖垮，使官兵疲惫，让敌之真相暴露无遗，为我提供歼敌之机。所谓“我无形”，就是要隐行匿迹，深深地隐蔽自己的意图，达到“深涧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地步，这样就能增大己方进攻的主动性和突发性，扩大敌人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就可以“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了孙子“示形”之说：“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避实击虚”、“以众击寡”，是孙武关于集中兵力，造成相对优势，取得作战主动权，战胜敌人的精彩论述。孙武用“水之形，避高而趋下”的生动比喻，要求战争指导者，指挥自己的军队，“避实而击虚”，攻击敌人防御薄弱之点，造成凌厉攻势，迅速歼灭敌人。
（3）灵活多变的战法是达到“全胜”的重要手段
有了充分的准备和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后，并不等于已取得了胜利，如果战法呆板，照样不能打胜仗。所以孙武说：“兵无常势”，如同“水无常形”一样，只有“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才可以说用兵是入了“神”。孙武所说的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主要表现在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多变的战法两个方面。
在正确使用兵力方面，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识众寡之用”，要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打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手段。“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远途奔袭时，要“并敌一向”，撇开次要敌人，攻其主要目标，这样就可以“千里杀将”；在兵力部署上，要如同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做到灵活机动，互相策应。
在战法变换方面，孙武主张“奇正”多变。他认为，虽然打仗的一般规律，总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但是奇正之变，就像宇宙的万事万物那样变化无穷。他要求战争指导者，战法要灵活变化，计谋要不断更新，使人无法识破我在军事部署上奥妙机密之所在；驻军要常换地方，进军要多绕迂路，使人不能猜测我的意图。这样就能稳操胜券了。
此外，《孙子兵法》还提出了“因粮而敌”的主张，并对不同的天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形，也提出了变换战法的一系列措施，对水战、火战、山地战的战法，也有一定的论述。
（4）良将精兵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
孙武在《孙子兵法》开卷的《计篇》中，把“智信仁勇严”的良将，以及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精兵，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
孙武关于争取战争“全胜”的种种论述，无一不同贤良将帅的指挥才能和精神素质有关。因此，他对将帅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智信仁勇严”五条；“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孙武把智放在首要地位，表明他对将帅指挥才能的重视。孙武认为，两军相争，较量智谋为先，角逐实力次之，作为一个贤良的将帅，必须对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要有深刻的了解，能明察事理，多谋善断；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敌我双方的情况，必须有透彻的了解，既不可明于知己而暗于知彼，也不可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自己的弱点，不为敌所乘；必须尽一切可能，暴露敌人的弱点，寻机歼灭敌人；对于复杂多变的战场，要能“通九变之利”，做出灵活的处置，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能“因敌变化”而“料敌致胜”。
孙武认为，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军队，是夺取战争“全胜”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他极为重视治军和练兵。他认为治军的基础是爱护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使士卒亲附，为使用他们创造条件。但是，如果士卒亲附而不能用，厚待而不能使，那就如同溺爱的娇子一样，不能用以作战，因此孙武要求对士卒要“教之以文，齐之以武”，进行严格的训练，对他们明法申令，治乱去骄，使之畏服，听从指挥。
《孙子兵法》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视和流传，被人们推尊为兵学鼻祖。韩非在《五蠹篇》中说，战国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时期，人们研究军事、探讨兵法的盛况。司马迁称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说明《孙子兵法》在汉代已成为兵学之冠。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要求军事家们能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真谛。明代中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明代后期的茅元仪用“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两句话，概括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上的承先启后作用。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2000多年的兵书，有13篇，那13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士哲学。”
《孙子兵法》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军事史，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士论著。它比希腊希罗多德（前484一前425）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色诺芬（前403一前355或354）的《希腊远征波斯记》、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35一约103）的《谋略例说》，不仅成书的年代要早，学术性更强，而且在内容上更加详备、系统和深刻。所以，《孙子兵法》不胫而走，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早在唐朝就流入日本、朝鲜，1660年就有了日译《孙子兵法》；18世纪60年代，《孙子兵法》西传至欧洲，1772年，法国神甫约瑟夫·阿米欧首次将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刊印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以《孙子兵法，世界最古的兵书》为名，在伦敦翻译出版。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译成本国的文字。这些国家的军事理论家们，对《孙子兵法》都赞不绝口，认为它的内容“闳阔深远”，“诡谲奥深”，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称道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亚洲的许多国家，甚至把《孙子兵法》规定为军官训练的必修课程。
我们在充分肯定孙武在军事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吸取其中的精华时，也要看到他的不足，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对他在著作中所反映的唯心史观和机械论，也要精心地加以扬弃。例如，他把战争的发动和消除，仅仅看成是国君的一念之差，从而模糊了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他所研究的战争几乎都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对奴隶阶级的起义和战争，几乎没有涉及；他对将帅作用的过分夸大，以及驱使士兵盲目赴战的论述，是应当注意剔除的糟粕。再者，在具体的战术上，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原则，但他过分强调速胜，以为“兵久则国利者，未之有也”，又太绝对化了。他笼统地提出“归师勿遏”，“穷寇勿追”等，也是片面的。相反，有时就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甚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一首诗中就曾写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针对“穷寇勿追”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