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取过茶盘，放到过道的地板上，赞美修女和护士的心肠好，探问女院长的姓名，以便捐赠一笔钱。父亲没有答话。在难熬的冷场中，一只乌鸦似乎接收了信号一样地飞落到窗户外面有倒刺的铁丝的低垂处，发出一连串粗哑的叫声。女儿想说话了，可喜的惊人消息已经来到她的嘴边。她来这里是要带他出去过一天。这是她来养老院的目的。迟来的原因是因为她去了一家豪华饭店探询下午是否供应午餐。昨天夜里她从伦敦到这里已很晚了，住在镇上一家低档的旅馆里，夜里受牛群的嘈杂声滋扰，大部分时间没有睡着。这地方靠近一家宰牛场，天还朦朦亮就可以听到牛群来了，大声嚎叫，可怜地声嘶力竭地大叫，拉屎撒尿，工人把牛群从拖车上或货车上赶到围栏去的吆喝声，还有别的叫声，无法确定的男性叫喊声。她躺在非常暖和的旅馆房间里，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父亲做牛贩子的情景。他步行把牛群赶到城里，有时候雇一个憨直的帮手。牛在父亲手上常常卖不掉，不得不又把它们赶回家，随后又为债务而争吵不休。女儿想，父亲不是同牛打交道的料，生下来就是该做大事的人。在兴奋的冲动下，她筹划着给他一个惊喜。她已经察看过那家豪华饭店。四周有花园，有挂着大幅画的气派的大厅和砌得很漂亮的楼梯，可是，说真的，得承认服务质量不是那么高级。她去打听午餐情况时，一个没精打采的年轻男子说没有，他们不供应午餐，但估计他们可以提供三明治、乳酪和火腿。尽管如此，那里的气氛可以让父亲欣喜。此时此刻，与父亲一起坐在养老院内，她沉浸在自己的一点儿欣喜之中。她不是已遇到一个男性吗？他那声音，他那爽朗的仪态，不是使她注满了激情和喜悦吗？她还不太熟悉他。但是，每当他打电话来，并且设想着她被一批各种各样的爱慕者包围的时候，她没有去消除他的想象。她又想起那一天上午她怎样在市场上选购绣花枕头套和亚麻白床单，预期着他会跨进她卧室门的那一天或者那一晚。想到这一种未来的幽会使她对这位年长者——她的父亲——的态度软化了。有一会儿时间这两个男性的形象在她脑海中盘旋在一起，好像一个缓慢移动的幻影的两个半体。至于对这个薪出现的半体，她明白为什么她买了枕套和昂贵的床单：因为她想让自己的生活环境在他看来不仅很漂亮，而且要带上她以往岁月的痕迹，诸如花卉和床上用品等圣物。骤然之间，她紧张不安地但又十分清晰地担心她要这一个新冒出来的男性参与她的全部过去，了解过去的一切苦痛和变化。
宣布此行目的的时刻来到了：鼓励父亲爬起床，穿戴好，防护性地挽着他的手臂领着他走过门厅，让别的人可以看出他受到孝顺，在汽车里与他逗乐，不断地递香烟给他，在饭店里找一个舒适的小房间——总之，要给他一种安乐的感觉，这样快活地度过几个小时。那么，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父女一起欢乐度过的时光就是谈话的内容，不再是湿疹啊，断臂啊。不知什么东西阻碍了女儿，她想要带他出去，真真实实地她愿意。不过，女儿迟迟没有动弹。女儿努力审查究竟是什么使她拖延时间。是不是要帮助他穿衣服需要动手的原因呢？他是肯定会坚持要人帮着穿衣服的。不，修女会帮他穿的。是不是想到他会快活这一点使她烦忧呢？不，不是这个原因。女儿全心全意愿看到父亲快活。是不是饭店的服务质量会令人失望——父亲喜欢汤和一道肉类的菜的时候，三明治令人沮丧——因而她担心呢？不，也不是这一原因。不管怎么说，饭店的服务质量好坏与否不是她的责仕。她惧怕的是与他过分亲近。女儿预料某种可怕的事会发生。父亲会在情感上失去控制，要求女儿给他那种爱，这种爱他知道她把它保存在心里。而后，看到女儿不能顺从，也不愿意顺从，父亲会大发雷霆。父女两人都会大发雷霆，会有一炽，放在塑料小托盘里送来的两餐饭，以及他走出机舱时如何看到他的名字写在大纸板上。后来，进了女修道院的大门，修女们等候着迎接他。
突然女儿意识到她不能带他出去。或许明天可以带他出去，但是今天不能。因此，女儿准备从椅中站起。
父亲看到了女儿的动作，一双眼睛硬化得像花岗石。“你不会走吧？”他问。
“我得走，司机只能等个把小时。”女儿有气无力地说。
父亲爬下床，说至少要送她到前门。女儿力劝他不要送。父亲凝视着女儿，好像看出她的心思，好像他知道她已经收回去的大度的冲动。这一时刻，女儿憎恨自己的程度大大超出她曾经怀有过的憎恨父亲的程度。明天，离去之前，她真的要再来。父女俩可以把旧隙填补，但是她觉得失去了什么东西，某种无可估量的东西：即体谅和宽恕的机会。倾盆大雨已经停了，云层已散去的天空像一张巨大的筛网，筛选着大块的灰色。女儿起身要走了，觉得自己的心留给父亲保存，而父亲却疯狂地，徒劳地在寻找他自己的心。
（原载《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四期）
《动物园》之邻居
［法国］玛·达里厄塞克著
赵丹霞译
曾经写出小说《母猪女郎》在法国文坛引起过轰动的女作家玛丽·理厄塞克，2006年3月访问了中国，并带来了她2006年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动物园》（Zoo）。集子由十五个短篇构成，大多以动物为描写对象，透过或幸福或忧伤的动物肚界，来思考人类的生活，另一些讲的是人的故事，但相当古怪。这里翻译的叫篇小说，都选自这个集子，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这位女作家写作的一些风格：怪异，细腻，善于营造非问寻常的氛围，通过细节交代来暗示情节发展的可能性。
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ecq，1969—）是当今法国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至今写了九部上说，都在P。O。L出版社出版，分别是《母猪女郎》（1996）、《幽灵的诞生》（1998）、《晕海》（1999）、《关于浪的详细说明》（1999）、《在活人中小住》（2001）、《婴儿》（2002）、《白》（2003）、《愉快的假期》（2004）、《家乡》（2005）。具中前三部已经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玛丽·达里厄塞克在北京发表谈话时声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写作中，她试图赋予女性一种特殊的声音。但她不希望人们把她跟当年写了《你好，忧愁》的萨冈作太多的比较，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似乎就是在强调她的处女作《母猪女郎》已是其创作顶峰。而她认为，她后来的创作，在主题上来说，挖掘得似乎更深，写作时对语言和形式的探索，也更为细腻，更有音乐性，更接近诗的意境。
未鱼
住在达科他的时候，我的日子过得很清静。
我从一个姑妈那里继承了一套公寓，还有一小笔钱。住在达科他是少不了一些开销的。比方说，要是你的联合业主想翻新地窖，你得付得起摊在你头上的那一份才行。
之前我一直住在母亲家，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小村子。我是做细木工的，有一间作坊，日子过得不锗。我在我的寡母身旁度过了一个受宠爱的童年，生活要是就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也会很满意。我母亲很欣赏我这份活计，尤其喜欢那些镶嵌精美的小盒子。她不高兴我离开她到美国去，她恨她的大姑子，那个美国女人。
但是我抵挡不住达科他的诱惑。姑妈的过世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放弃了工作，横渡大西洋来到这里。自此，在达科他居住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达科他是曼哈顿最溧亮的大厦之一。它处在西部中央大道和七十二街交叉的街角。我搬来的时候，鲍里斯·卡洛夫、劳伦·巴尔考、朱迪·卡兰德还有其他好些名流都住在达科他。波兰斯基那部《魔鬼圣婴》里的好多场景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楼板用乌木和樱桃木铺成，地面到天花板的高度有四米多。达科他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它在一八八一年始建时，央央公园的这个角落荒僻得让人觉得好像是到了达科他州。大厦的拐角处现在还有一尊达科他印第安人的塑像。他监视着，像是一名瞭望水手在观察船头的踪迹。
当一个人继承了达科他的一套公寓，即便是像我这样只有五间房的小公寓，他也自然会去了解和这座楼有关的事情。我对达科他着了迷，庙字的守护神，那是我。关于这座楼的情况，我比雷奥那多·伯恩斯坦知道的还多，他可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比如说，达科他是按法国的建筑规则设计的。它有一个能通车辆的大门，这在曼哈顿可是不同寻常。房间之间靠套门相通，这又是典型的法国风格。这样，逢到节庆的场合，人们穿梭在一个个房间之间就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宾主尽欢的味道。这些都是我从一本导游书上看到的。我母亲为了参观我的新居，平生第一次坐了飞机。她看了后摇着头说，这座楼好像是给幽灵们建的，看那排门能给它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方便。
我每天早晨起床后，从开始煮咖啡的时候起，就会想到达科他，就会想到住在这座大楼里有多幸运。我在我的五个房间里转来转去，细细体会那镶木地板的微妙差别，那精加工的巧妙和踢脚板的细腻。我抬头望着天花板……沉浸在从天花板到地面的高度创造的空间里……然后，我的目光透过窗子移向公园，心里仍在感叹我的好运气：住在达科他，面对着中央公园。作为一个达科他女住户的唯一继承人住在这里。我给母亲打电话问候她，她在法国那边已是下午了，而我这里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有时，一些想法会冒出来，破坏我这份陶醉。我想我的公寓可以更大些（我楼上的那套有至少二十个房间），或者说我这五间房的位置可以再高些，比方说在顶层。那样一来，我看公园的视野就更开阔，邻居也要少些。要知道，达科他和西部中央大道周围所有那些有年头的大楼一样，隔音效果极差。波兰斯基在他的电影中，就已经让我们体验了总被干扰的烦恼。
但我还是很清静的。我不思念母亲，我甚至还感到一种轻松。另外我楼上的公寓没人住，空了好些年了。这年头，谁能供得起朝向中央公园里的二十间房子？
但是随后，我的新邻居搬了进来。
＊
刚开始，我并没有在意。他们没孩子。那男的戴副眼镜，脸色晦暗，女的是个小个子，很有活力，是个亚洲人。哦，我不反对亚洲人，也不反对黑人和犹太人，顺便说起来的话，我也不反对同性恋者。我只是观察到一点：她是达科他唯一的有色人种女居民。而他，头发留得很长。没人对此表示出丝毫的不快，没有，大家好像对这两位新住户都挺满意。
警钟第一次敲响是在他们搬来后不久。有一次我窗下围了一群人，他们当中有人在喊“约翰，约翰！”我探出身去张望，我的名字不是约翰，但我想可能是我的朋友在喊我，因为看门人不给他们开门。要知道我搬进达科他以后，交了很多朋友，他们常到我家来，到里面的房间睡觉。其中有几个不知道我的名字。这些人大多是马克的朋友。说到马克，我认识他可很久了，我搬到达科他的时候，他也跟着到了纽约。
楼上邻居家的男人从我正上方的窗户中探出了身，他冲那帮人喊了几句，我没听清楚他说了些什么。楼下他的朋友们开始更起劲地叫了起来：“约翰！”现在在街角窥视的，可不是只有那位达科他印第安人了。似乎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好奇者仰头望着。后来我注意到看门人煞有介事地将一些好事者赶走，因为那些人想把我们那个能通车辆的大门，还有第七十二街的人行道当作拍照的背景。
这些都还无所谓。
他们开始接待客人了。我原来说过，成排相通的房门设计很适合用来招待客人，形成宾主尽欢的气氛。可是他们家也太夸张了，好像在里面开新闻发布会似的，反正不知在搞什么名堂，人们在我头顶一刻不停地走来走去。我家里再也没了清静。
更糟的还在后面：他们玩起音乐来了。
先是电吉他。我戴上耳塞，还凑合能过。但后来他们开始唱起来，最后竟发展到嚎——他嚎得最起劲。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我没必要因为他的喊声而发慌。（这期间我曾跟门房抱怨过）那是他开始创作的作品《第一声叫喊》。那是一种让人死而复生的叫喊，一种可以重现他的诞生的叫喊，或者谁知道是什么，反正，当时他站在我家门口，如此这般地给我解释了一通。“您不知道这首《第一声叫喊》吗？”他从眼镜后看着我，问道。疯子。一个有病的庸才。在富人们住的大楼里，这种人多的是。这疯子整天呆在家里，陶醉在那些小小的体验之中。“这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我母亲常对我说。
到我家来喝我啤酒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在大厅里拖时间，在电梯前等，让我的房门大开着，希望能看一眼我的邻居。他们说他是一个有名的歌手。“约翰是谁？”我母亲问。我对当代音乐可一窍不通。“他可比基督还出名，”马克对我说了好几次。我心想，是不是大家都疯了。
吉他声，叫喊声，这都还不算，他们又弄来一架钢琴。
一台白色的三角钢琴，大得骇人。法式大门太窄，搬运工只得在楼顶安个滑轮。整条街上的人都看着这架白色钢琴东倒西歪地顺着外墙给吊了上去。
完了，达科他再也没有了清静。聚会的喧闹声、吉他声、叫喊声都还不能完全穿透乌木和樱桃木铺成的顶棚，而钢琴可是个地狱。没有声音可以与钢琴声抗衡。尤其是三角钢琴的共鸣箱发出的声音简直该被法律禁止。它顺着管道倾泻而下，沿着踢脚板撞击，透过耳塞直逼耳膜，它能把桌布震到天花板，把窗帘吹到墙里面去。有一天七十二街施工，我听到钢琴声比汽锤的噪音还响。
我需要冷静。我需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我想——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是需要一个女人，兴许还有孩子。在我邻居搬来前，我曾想写一个小小的征婚启示。但现在我的精力无法集中哪怕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只要我刚刚开始勾画一个形象、一种未来、一幅生活的蓝图，只要我刚对我想要的东西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升起的音符就会来扰乱我的思绪。我写征婚启示的思路就此中断。那臆想中的女人就像幽灵一样消失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我先前打算做的事情，是去公园散步，是重刷踢脚板，还是读报？我只能机械地再煮杯咖啡。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脑海里只有吉他和钢琴的声音。
马克送给我一张唱片，“让我别临到死都是个傻瓜”。一张唱片，作为这么多年来喝了我这么多啤酒的交换。唱片的名字叫《想象》，是我邻居的。我怀着一丝好奇，把它放到从姑妈那里继承来的高保真组合音响里，一听我就跳了起来。就是它，这首《想象》，这旋律已经在我头上回荡了好几个星期了。我一天从早听到晚的，就是这首《想象》。那些说列侬五分钟就写出一首歌的话全是胡扯！这家伙的东西可是他死乞白赖地一点点嘬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