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
中国共产党从1976年在党内粉碎“四人帮”集团，果断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政策上逐渐放弃和纠正“左”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从1978年开始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作为改革先声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也为文化上恢复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政策等奠定了思想和认识基础。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自觉和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面向现代化发展上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主要方面。
一、提出面向现代化的文化前进方向——精神文明建设
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时代已经来到，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原因，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标定位多在新文化的概念层面，仅仅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原则性政策主张；党和国家提出的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其侧重点都在物质文明的建设上。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不仅从发展生产力的高度重新认识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在抓经济建设这个物质文明中心任务时，从一开始就在发展战略上给予社会主义文化以同等地位。邓小平在1979年10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明确指出：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进一步强调：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并逐步明确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和目标要求，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先进文化建设、尤其是人的素质提高紧密联系起来。邓小平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作了明确概括：
“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在此精神下，党中央向全社会发出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号召。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运动的轮番推进，我们没有十分注重民族素质的提高；文革期间，文明、礼貌和道德修养被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修正主义的标签，或说成是“资产阶级虚伪作风”，把说粗话、对人粗暴、认识粗浅当作劳动人民朴素憨直的秉性。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在全国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精神文明倡导运动。1981年2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卫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通过“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达到“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的倡议。倡议认为：讲究文明不仅是一个国家社会风气的现实反映，也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标志。1982年5月28日，中央批转《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争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的通知，指出：
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特征。
同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
国家通过普及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从而不但在政策上而且用法律的形式将民族精神水平的培育和提高工作肯定下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整个社会的是非观、价值观等发生了强烈的震荡。社会各界不断涌现出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大学生张华为抢救一名掏粪农民而光荣牺牲，高位截瘫的张海迪以“生”的价值感动着新时代的中国人；解放军战士朱伯儒亲笔写上千封回信向许多人谈理想、事业、人生、道德、青春、爱情等，“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等等。以中国女排姑娘奋力拼搏为国争光为典型，中国体育战线提出了新时期的体育精神，包括：祖国至上、敬业奉献、团结友爱、科学求实、遵守纪律、艰苦奋斗等六个方面，促进了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极大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形象，与近代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形象形成鲜明对照。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精神文明领域中的这些新人新事，大大推动了中国先进文化和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这种推动是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人的身体心理素质、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推动。
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里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精神方面，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所讲的“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观点：
“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他还十分强调党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发扬的拼搏精神，自我牺牲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精神，大公无私、严守纪律的精神等，指出：
“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二是社会方面，强调要繁荣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各项文化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尤其突出的是科技和教育，中央于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会上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提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十年后的1988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著名论断。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抓好教育，1985年中央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
“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与此同时，邓小平认为思想理论战线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社会主义文艺和新闻出版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具有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应坚持文艺属于人民的立场。在文化教育改革上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
二、观念转变和开放性文化氛围的形成
开放在观念层面的意义比政策层面的意义更大，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长期的停滞、封闭，使近代中国不得不急起直追，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为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后已经变得落后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新中国建立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而实践告诉人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发展不起来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开放政策。这种认识上的转变是开放政策产生的思想渊源。
要成为开放的社会，就要求社会具有开放的文化氛围。首先要摈弃传统闭关心态，以开放的思维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就要求思想理论界、教育界等社会科学战线发挥推动社会文化转型的巨大作用，为此，邓小平要求：
“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亲自过问与鼓励商务印书馆组织编译外国学术名著丛书，对引入世界优秀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教育改革上，邓小平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战略构想。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北京市景山学校题词：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从此以后，“三个面向”成为全社会积极追求的目标，不仅是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而且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五大将其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开始沿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向前进，逐步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开放的文化体系最显著地体现在国际观念和外交思想上。如果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新中国领导者，抓住了世界殖民体系崩溃的时代机遇，于半殖民地之中走出了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成功之路，使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话，那么，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者，则要抓住主权国家体系下有利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国际机遇，通过吸收利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使中国走向强盛。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依然在努力追求毛泽东时期主权国家的战略目标：维护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富强、变革旧的世界秩序等。所以中国在外交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进步，国际关系发展的动力因素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对现代国际关系本质的认识在深化，在力求找到外交理想与现实之间新的契合点，从而在外交上实现着向现实性的转变；新阶段的外交思想在许多方面突破陈规，继续接受现代化的洗礼。
邓小平从反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来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外交变化，他认为：
“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的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内外因共同造成的封闭是近代前后直至新中国时期的长久状态，中国自身的发展和新的国际关系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必须打破封闭状态，彻底抛弃任何形式的封闭观念，谋求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全方位外交。
经过不少曲折之后，中国人认识到，在主权国家全球林立的时代，社会主义中国也是其中一个民族主权国家，世界是一个整体，国际利益只能是指人类的共同利益，集中体现在寻求人类和平和共同发展两大问题中，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就是维护和平与发展，国际斗争和民族矛盾都将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国际主义的核心是关注全人类利益，它并不排斥追求主权平等的国家利益。中国将争取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平等的斗争称为爱国主义，并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提出：
“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80年代，邓小平明确提出在国际关系中不再以意识形态作为“划线”标准，在变革国际秩序的问题上，不再仅仅重视和强调政治斗争，认识到了国际经济关系的可利用性。为此，中国在对待现代国际经济制度上开始向着积极的姿态转变，并逐渐由过去置身国际体制外，向加入或进行合作的态势转变，重视利用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惯例。1991年邓小平视察上海时说，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总之，邓小平将和平与发展作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主题目标，实际上是将实现和平秩序与推动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通过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促进国际和平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
这种维持和平的方式，与国际关系史上曾经有过的帝国一统制下的和平、霸权制下的和平、均势制下的和平、殖民制下的和平、革命输出制下的和平等大不相同。中国也就是一直在试图寻求维护和平的新方法，它既要不同于西方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逻辑，也要打破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理想主义逻辑。这是因为，中国外交思想的现实性和“现代性”发展，其思想来源不同于民族主义的东西，也不是基于西方的权力政治理论，而是依然保持着中国历史文化孕育的和平思想、制度意识形态规定的民族平等的国际主义信念、以及近代的不幸遭遇所造成的对现存国际旧秩序的忧患意识。虽然这使得中国人政治视野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国内，而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秩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但是，它又保证了一个日益强盛的中国只能是国际和平新秩序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威胁力量。
当然，开放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利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和实践的顺利展开，但反过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则进一步推动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彻底打破了传统文化的封闭状态，使对外开放成为全社会的一致认同。
商品经济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深层变迁
一、文化面向现代化变迁的商品经济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