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过钱给田园诗的全弟推测，田园诗极有可能已经出家，因为他本来就是佛教徒。全弟说，他被房东驱出门外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病过两次，“一次感冒，半夜吐得厉害，我去看他，叫他去医院看病。他说医院贵，他准备去一个小门诊拿点药吃。但他最终连这个小门诊都没去。他还有肾病。有次，痛起来，他头抵着书，骂了句粗口，说自己连乞丐都不如”。
记者试着联系了小区管理处，能否先将书存放在他们那里，以确保不淋雨，田父也不至于睡在露天书摊上。管理处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可不可以存放还要请示领导。
也有几家旧书店打来电话，表示要一口气全部买走。但价钱开得很低，用书友们的话说，“简直是趁火打劫”。
几个热心的书友商量，继续发动热心市民，关注“旧天堂”，在田园诗出现之前，保护书，卖书，确保每一本书都能找到它应有的归宿。
报道三
“旧天堂”事件追踪报道
悲情故事有了圆满结局
田园诗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一个与书有关的悲情故事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一个多月来，在热心书友的帮助下，旧书终于有了归宿。截至昨日，三万多册旧书全部售出，这一结局多少给众多牵挂此事的书友们增添了几许暖意。
值得提到的是，昨日，被挑选剩下的一万多册旧书，由一神秘男子悉数买走。他说，书无好坏、时髦土旧，任何一本书都会有适合阅读它的人，这些挑剩的书仍有价值；田园诗是个有理想的人，但其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甚远，他愿意为他把梦圆完；希望每个人为理想活着，并祝福所有坚持理想的人们。
没等到麻烦行政部通知我调查结果，在毕业第十个年头之际，我，辞职了。
第一次做这么大的决定，没有跟大宝商量。
为什么要辞职？一方面是自尊心在作祟，我不愿意再看到慕总那副阴阳怪气的嘴脸，我甚至不愿意自己写的稿子被他删来删去。一到他值班的那周，老子干脆放假休息，不做一个报道。
另一方面，传统媒体日落西山。这不是谁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是时代往前发展的趋势，时代的大脚丫子，必定会踩死一些花花草草，报纸就是其中的一朵花一棵草。收入在减少，一刷存折就知道；影响力在减弱，一看地铁就知道。以前进地铁，人手一张报纸，现在呢，人手一部机子。都看手机了。
但我又是有所留念的。
原因也有二。
第一，文字工作毕竟是自己的热爱。同时，在报社，关系再复杂也不会超过机关、企业。因为它不存在多大的团队合作，基本上还是单干户。
第二，不干记者，又能去哪里呢？虽然看上去到处都是机会，可都是口头承诺，不能全信的。而记者这份工作，马上就满十年了，满了十年，签的就是无固定期限合同，只要你不走，没人能奈何你。只要跟慕总低个头，事情就解决了。
想到要向慕总拱手，不情愿了。
天下之大，何处不是落脚点。
必须要做出选择，不能恋战。
我手写了一份辞职报告。
直接交给了行政部主任。
行政部主任有点吃惊，拖着官腔：“下周一交给班子会议审议。”
我没有走电梯，走楼梯。
一层一层地下，感觉心空落落的。
十年记者生涯，就这么要结束了。
十年里，每次匆匆进出这栋传媒大厦，都没好好研究下它的结构。
避难所在哪里？
我一层一层地走，走到二十层，找到了避难所。
从玻璃墙望出去，蓝天白云，绿草幽幽，车流汹涌，楼林如笋。
我对这座城市太熟悉了。眼前的每栋楼，我都叫得出名字来。
而今，我又将重新开始。
接下来要干什么？
停一个月不工作，收入来源在哪里？
想到收入，心慌了。
职业可以变，理想可以变，收入不能变。
不能变少，更不能变没。
少了，没了，吃什么，喝什么？
中产什么都不怕，就怕变化。
越想越慌。
我走向电梯，按“上”，回到了行政部。
我想收回辞职报告，再好好想一想。
行政部主任的门开着，但人不在。
做贼似的，翻动着台面上的资料，抽出了我的辞职报告。
转身离开。
就在要下电梯的一刻，我在心里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
返身。
把辞职报告放回了原处。
用订书机压在上面。
然后迈步走出办公室。我知道我的脸上写着两个大字：
“悲壮。”
但我知道，不管如何悲壮，我不能再转头撤回辞职报告了。
生活不能想倒带就倒带，想NG就NG，那是听歌拍电影。
报社的效率总是那么快。一周后，辞职批了下来。交回门禁卡，扫走桌面上的书，取走档案，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正式宣布我跟这栋大楼，跟记者这个职业毫无关系，藕断丝不连。正是上午，编辑记者们都还没来上班，灯未开，偌大的办公室里空空荡荡、灰灰暗暗，一个个格子间，像坟墓。埋葬青春的坟墓。我的十年青春就埋葬其中，如今，人走魂散，连个墓志铭都没有。
来不及太多悲伤，走了出去。
接下来要干什么，仍是一头雾水。
甚至是一个谜。
我不能把这个谜底留给大宝和任何一个亲人。
那几天，我像正常上班一样，出门，晚归，面无杂色。
想起一部电影《开往春天的地铁》，徐静蕾和耿乐演的，耿乐就演一个失业的丈夫，每天假装上班，在地铁里晃荡一天，然后到点换上西装，回家。
我成了耿乐。
但我不喜欢到地铁里。我喜欢到公园里。
深圳的公园一律免费，而且风景宜人。
我在花丛中开始翻阅电话本、名片夹。这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所谓的资源，或者人脉。希望从中寻找到合作的伙伴、新的老板或者其他的灵感。
有五个人值得我联系。
他们的事业都做得很大，大集团、上市、连锁等等。
我按名片上的电话打过去，三个居然是空号，一个转到秘书台，一个暂时无法接通。
空号！
大城市就这样，你三天不联系，对方就改号码了。人在城市里，要消失，容易得很，改个号码就可以了。难怪深圳有句名言：“我可以天天请你吃饭，但我不能借你一分钱。”
在荔枝公园里晒了一个礼拜的太阳，突然想起这个月的房贷，我还没存。赶紧跑到银行去。柜台一问，超过一天了，扣不了款了，要下个月才一起扣，同时加收一个月的滞纳金。
“我现在就把这个月的贷款存上，这样扣滞纳金，只扣一天的。行吗？”我问柜台小姐。
“不行，错过了一天，我们就不扣款了，必须等到下个月再扣。”柜台小姐一边哗哗哗地拨弄着数钱机吐出的人民币，一边回答我。
“什么破规定！”一个礼拜的太阳把我的火气晒大了，我骂了一句，把笔狠狠地插进笔帽里。
“这我没办法。”柜台小姐一边捆着钱，一边说，“下次早点还钱，否则次数多了，银行会认为你不诚信。”
去你妈的！就这句“你不诚信”把我惹火大了。
“我怎么不诚信了！”我提高了嗓音，嚷了起来，“是谁让我们借钱？是你们银行。什么先消费后还钱，什么分期付款、零利率，什么钱不花不是你的，花了才是你的，是谁把这些观念塞进我们的脑袋？为什么要逼着人们借钱？事先诱惑老百姓，事后羞辱老百姓，金融资本就是这么无耻。还迟了一天钱，就说人不诚信，去你妈的诚信。知不知道中国人自古就有一个优良传统：不要借钱。成语‘寅吃卯粮’，奉劝的就是超前消费！美国人诚信，不照样有几百万人断供！”
柜台小姐被我吓哭了！
泪如溪流。
所有人都看着我。
显然，我有点无理取闹。
我失态了。
我转身走出了银行。
一个老大爷跟上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说得不错。我支持你。”
我苦笑了一下。
这时电话响了，是老妈打过来的。我没接，平复了下心情，找了个安静角落，打了回去。
老妈在电话里说：“你大舅向你咨询个事。”
大舅问的是拆迁的问题。他有三间老屋，在老家小镇上，政府和地产商要联合起来搞开发，开高尔夫球场，球场边上建三十层的酒店式公寓。大舅的三间老屋正好在酒店式公寓的版图里。
“达不到你的条件，当然不干！”我给大舅出点子，“政府和开发商的钱，你这个时候不要，什么时候要？”
我开起大舅的玩笑：“你这三间小房，是有领空权的，酒店式公寓建起来了，三间小房头上的各个房间，都归你。”
大舅是个老实人，听到我出这个歪点子，赶紧打断我，说：“‘领空权’太夸张，搞不得，搞不得，我要这么提出来，公安局不抓我，精神病院也会来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