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德国或者欧洲的“右翼”政党，我们总是觉得有点担心，好像他们总是要做一些不好的事。这也许是我们太陌生的原因吧，因为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从来没有“选择”过，不习惯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德国体育记者说：“德国的右翼政党可能比大多数其他欧洲‘右翼’还要保守一些，而那些极端右翼组织，在德国可能是极少数人，平时生活中根本就看不到。在德国执政的，基本上都是保守的党派，右翼党派几乎从来没有当过权。”不过他说，“不管谁当权都差不多，政客总是政客，老百姓还是老百姓。”他对德国的政治并不满意。
我问：“那么你认为欧洲哪个国家是最民主的？”
他想了想，说：“记不清英语那个词怎么说，就是瑞士的那种体制。瑞士有很多政党，可是没有一个能成为议会多数，瑞士的国家元首权力很小，一旦有事，瑞士就来个全民公投，全体人民做决定。”
我说：“那什么事能让瑞士举行全民公投呢？”
他说：“差不多所有事。”
我说：“这很费事和费钱吧。”
他说：“可能瑞士人每次凑够了四五件事一块儿投。”
我想了想说：“这样的结果有可能最后什么事都做不了。”
“的确如此，”他说，“最后大多数事情都被瑞士人否决了。”
因为他当过很多年的财经记者，我也向他请教了这方面的问题，加上之前从各个沙发客那里得到的一些说法，我觉得欧美现在遇到的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欧美人花了太多的钱，享受了太多，所以突然一下子钱不够用了。这和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绝对不同。他认同我的看法。“从简入奢易，从奢入简难”，我把这个中国老话的意思说给他，他说：“现在欧洲的情况就是这样，比如说希腊，一下子要削减开支，舒服惯了的老百姓就不干了。”
说回德国的政治，我之前没有意识到一个关于政治选举的问题，即：如果四年后新政府上台，前政府的政策是不是都要推倒重来？这不是比我们的某些朝令夕改更可怕？但显然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他说：“有一年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当选，就把德国的很多东西弄免费了，比如很多博物馆之类的，后来下台后，后面的执政党也并没有终止这个政策，而是认账，继续推行（可能也有不想得罪老百姓的意思）。”
他说：“在德国，‘社会主义’只意味着一件事，就是免费。”
所以我说：“德国是欧洲最‘社会主义’的国家。”
他说：“是的。”然后说他来中国前，想着这个老牌社会主义国家，一定是什么都免费了——他做出一个振臂欢呼的样子和一个儿童般兴奋的表情。结果来了后发现，没有一样是免费的。尤其是景点的门票，简直贵得让他觉得离谱。他原来以为至少对中国人免费，可是事实是根本不。如他所言，德国的很多博物馆免费，收费的最多五六欧元，中国则动辄一百元人民币。这里面也许也有一个错觉——他觉得在德国一张门票相当于当地简单的一顿饭，在中国则相当于当地十顿饭，因此就觉得中国的门票贵得不可接受。特别是，德国所有的自然景观，山水森林国家公园全部免费，中国则更贵，两三百元是常事。
他问我：“中国人怎么受得了这么贵的门票？”
我说：“我也不知道，很多人一生只去一次，只能买票了。再有一些中国人会花一个多月的工资买一个iPhone，或半个月的工资买一双耐克鞋，我也不理解这样的行为。”
他说：“是啊是啊，在北京看见好多人拿iPhone。”
他问我：“中国改革前‘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
我说：“的确有很多东西免费，或者说很便宜，比如小孩上学、看病、分房，不过消费品少而且极贵，那时候买一个21寸的彩电要两年的工资，买一辆从德国进口的捷达要两百年的工资。”
他笑了。
“不过这两年的确也有一些中国的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的，这也是实情。”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后，他还是放弃了门票一百一十元的兵马俑，去了免费的博物馆参观。
又说回车。我说：“全世界都说德国车好。”他说：“日本和韩国车也不错的。”我心想估计他就开的日韩车。一问，果然开的是韩国车，还就是中国街上经常能见到的那款“现代”跑车。他说他喜欢跑车，可是两万欧元的预算，只能买韩国跑车了。我说：“中国人一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买一辆德国的名牌车，近几年德国名牌车在中国街头频频撞人，名声可不好。”
他笑着表示理解，说：“在德国，开‘宝马’的人名声也不好，人们觉得那些人很粗鲁。”他自己呢，其实平时也不太开车，上班更多的时候骑自行车，倒更快。公寓的停车位一个月三十欧元（够便宜）。估计这两天来中国，看到中国人开车让他吓得够呛。他特别强调的是在公交车进站的时候，有些轿车很快地从公共汽车旁边开过去，这在德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德国一旦公共汽车进站停靠，旁边过路的其他车只能以极慢的速度开过，因为有可能有行人要从公共汽车前过马路。中国的司机根本不管这一套，从公共汽车旁边飞驰而过，这要是在德国，就有可能把过马路的人撞死。我说中国人也不会那么天真，看都不看，就直接过马路。我自己尤其对中国人的摁喇叭深恶痛绝，他说他几乎从来没按过喇叭，德国人只有在旁边的车即将出现危险时才摁喇叭（和前文中加拿大教师讲的一样）。德国高速公路诚然有不少路段不限速，但一般人也都是用一百三十公里的时速来开。他说：“有一次在你家这儿门前等公共汽车时，看到一个女人好半天也没有把车起步开走，熄了好几次火，中国人的开车技术不太好。”谈到考驾照的情况，我说我当年学车的经历，他问我：“拿到驾照前一共开了多少时间？”
我算了算，说：“大概加起来也就八个小时吧。”
“八个小时！”他惊呼。
我知道他不是佩服我天赋过人。我说：“我们的考试连一半的科目都没有进行到，考官就让通过了。驾校都跟考官做好了工作，要保证学员们通过。”
“嘿嘿。”他会心地笑了。
第二天早上出门前，我又简单跟他聊了几句，他说他极喜欢旅游，我就问他旅游有没有改变他什么。他意味深长地说：“改变了很多。”我说：“我很想知道，我们晚上回来再接着聊。”
我们约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半，那个时间天已经全黑了。说真话，我想他说不定有可能在电视上的表刚跳到六点半的时候敲门。结果是晚了十分钟。他兴高采烈地回来，进门先说“对不起，我晚了”。他说：“我本来应该准时到的，可是车不好坐。”
我说：“德国人都会准时到分钟吗？”
他说：“是的是的，准时到一分钟，男人晚五分钟，女孩晚十五分钟还可以。男人晚十分钟就‘巨大’了。”
我说：“这么说，你还真是一个德国人。”
他笑着说：“从这一点来说，我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
我等他到小屋收拾完毕，过来头一句话就问：“从哪些点来说，你不是真正的德国人？”
他有点意外的表情，不过还是合作地回答了。他说：“我不像传统的德国人那么勤劳，和其他人的想法也不太一样，倒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
他有时候说话的时候嘟着嘴，颇有点受了委屈的样子，或者说是一种坏笑的样子，和到我这儿来的英美人相比，相当不成熟，不像英美人那样总要处于上风或是掌握局面。不过，我可不是说“不成熟”是坏事情。忘了什么时候看过的文章，说德国人其实很幽默，但是是一种古怪的幽默感。我跟他讨论这一点，他说：“是的，德国人的幽默跟美国的幽默不一样。”
我说：“德国人的幽默里有时好像有一种残忍的东西，比如嘲笑残疾人，包括格林童话里也有很多血腥古怪的东西。”——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怪力乱神”。他露出那种坏笑的样子，说是的。
德语远比英语复杂，并且有助于哲学表达，所以德国才出了那么多哲学家。我问他：“德国人在欧洲是不是比较爱忧虑的民族呢？”
他认同这个说法，说：“德国人就是想得多。”
我说：“相比之下，美国人要快乐多了。”
他也承认。他说：“有一些电影在美国和德国是两个版本，美国的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尾，德国的是一个悲剧的结尾。德国人更喜欢悲剧。”
“以我自己的观点来说，我认为德国相较英美是更传统的国家，甚至气质上有一点接近东方，在这里不像英美那么强调超越集体的个人价值和存在。”他继续说，“圣诞节，所有人都会回父母家，跟中国人一样。与中国不同，德国是父母给孩子钱，因为德国老年人比年轻人有钱。父母每年都给我和弟弟一人准备一个金币，大概值一千欧元左右，到现在已经攒了十几枚了。
我问：“你把金币放到公寓里？”
他笑着说：“不，金币放在父母家的保险柜里。”——原来只是先过过眼瘾。
但是在父母家住了三天后，父母也催他们回了。“父母也享受他们的个人空间？”我问。他说是的。德国人一有钱，就在乡下买房过田园生活，和中国人的进城才算幸福完全相反。他父母根本不会到汉堡去当“城里人”，没那个概念。
我说：“老年人老了后没法照顾自己怎么办？”
他说：“可以请人来照顾，或住养老院，总之是不会和子女一块住。”
我那两天刚看过美国的《The Help》，电影背景是60年代的美国小镇，女儿把妈妈送进养老院，妈妈快气疯了，认为那是一种侮辱。我说：“在中国，观念上认为把父母送进养老院是不好的行为。”
他很有信心地说：“再过五十年你再看。”我相信他。
他之前的那个美国博士沙发客说过，德国人不谈爱国主义，不在家门口挂国旗。我想要跟他证实。他说：“在德国，‘爱国主义’是被认为没受过教育的人干的事。德国人不谈‘爱国主义’。”
我说：“过节也不在门口挂国旗？”
他说：“是的，没人挂国旗。”
我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不是有点可悲？”
他想了想，说：“‘可悲’说重了，也不是那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