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转战，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初步开创了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这时，由于在作战中，中下级军官和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很大，同时，军内和党内又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组织状况比较复杂，因而带来了思想状况的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内部对党的领导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等问题的不同认识突出起来。
红军人员本来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式军队，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红四军党组织又是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因此，在红军中必然要受到农民意识、雇佣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影响。主要的表现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这些混乱思想的蔓延，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但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上，则出现一些不同的看法，对如何建设一支中国式的红军，思想上并没有完全统一，因此在部队中经常有各种争论在展开。这场争论涉及到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等问题。
当时红四军最高权力机构是前敌委员会，也称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前委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革命战争时期，为组织领导某一地区武装起义或组织指挥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1927年年8月18日，****湖南省委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由******、卢德铭等组成前敌委员会，******任书记，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红四军成立后，再次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担任书记。1928年6月4日，在上海的****中央来信，信中认为前敌委员会应当设立，但又指示红四军“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面对部队中因分兵引起的不满情绪，******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提出，由朱德任书记的红四军军委暂时停止办公，军委机关改为政治部，并由红四军党代表******来兼政治部主任一职。就这样，“前委书记、党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一人兼任，党权、军权、政权、人权以至财权，都具体地集中到了******一人手里。”有了这些权力后，******的指挥就得心应手。
但是，红四军中不少干部对******集权的做法也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有些同志由于经验不足和受旧军队思想的影响，忽视党的领导，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太管事了”，并且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他们要求取消士兵委员会，但又反对自上而下的军队内部民主制度，认为这就是实行“家长制”，主张“事无大小，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在军事和政治的关系上，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他们不重视根据地建设，主张“军队只管打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是地方党组织的事。
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在前委收到中央2月7日的来信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4月间前委召开于都会议开始，争论逐渐发展到基层。
中央这时下了决心要分散红军和调朱、毛出来。一方面，派中央军事部罗寿南携带分编计划具体方案到赣南寻找红四军，以贯彻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中央于2月16日致信广东省委，说目前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要派人找到****红军，设法使朱、毛立即离开部队和“危险地”。为确保安全通过国统区，转移敌人视线，“现在即设法，由公开的通讯社或报纸向（国内发）消息，说****已经打死，或说****已经（出国）的地方如南洋或安南”。那时，上海《申报》果然登了一条南昌通讯：“顷据第七师司令部消息，吉潭一战，匪徒被枪及死者五百余人，****或死或逃，正侦查中”。这个消息当然是个讹传，朱德、******既没有被打死，也没有逃亡，他们仍然在坚持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中央为了调朱、毛出来，可谓费尽了心思。
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辗转送达的中央二月来信。两天后，即4月5日，******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认真讨论中央的来信。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精神给中央写了复信。复信一开始就坦诚地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针对二月来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观点，复信根据中国的情况说明“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并且进一步指明：“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复信明确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还从四个方面阐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表现了政治上的极大勇气。复信最后向中央建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积极进取，采取“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他还提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的这一意见后来并没有实现。
中央所派的军事部长罗寿南，于4月11日在于都出席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除贯彻中央二月来信指示外，还转告中央领导的指示：在统治阶级稳定时红军要分散，革命高潮时红军要集中。这正好与红四军从实际出发的行动方针相反。所以，罗寿南的到来，又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关于行动方针问题的争论。
1929年5月上旬，李立三、周恩来等派刚从苏联学习军事回来的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又使红四军内部的争论进一步加剧。
刘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春回到上海，党中央分配他以中央代表名义到红四军工作，红四军前委任命他为临时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由于他是从列宁故乡来的，见过斯大林，又是中央代表，因此，大家对他十分推崇。刘安恭有个特点，喜欢对看不惯的事评头品足，凡有会议，他必参加，会上争着发言。对红四军早已确定的、实践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他总是以苏联红军模式和标准批评个没完没了。有一次前委会上，他说：“红四军的规章制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要统统废除。而苏联红军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队，我们要完全彻底学习模仿，用他们的‘一长制’建设中国红军……”就在刘安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之时，******再也忍不住了，他严肃地说：脑袋长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做。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盲目的，不能东施效颦，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碰了一个大钉子，十分不悦，他打断******的话说：“你对马列缺乏信仰。马列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陈毅批评刘安恭说：“你刚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像个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乱放炮！……”
此后，刘安恭对******意见更大，一有空就下部队搜集情况，对******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
刘安恭毕竟是中央派来的，又在苏联渡过金，所以刚到红四军，就受到军部重视，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虽然他有指挥经验和军事才能，并在后来10月间的东江战役中英勇牺牲，但他以中央代表自居，到处作报告、发议论。在中央已经对分散红军的2月指示改变了看法的情况下，他仍竭力贯彻“二月来信”精神，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长期存在，应该分散，他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的现实，从苏联带来形式主义理论，照搬苏联红军的一套办法，推行首长负责制，认为前委代替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党代表权力过大。在他的主持下，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这就限制了上级党委——前委的领导权，实质上是限制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本来，军委是前委的下属机关，现竟然作出限制上级权限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
这样，以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为争论的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内部本已存在的有关党对军队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的争论。5月底，在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刘安恭等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不但“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说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认为，现在红军只是一支四千多人的小部队，又处在频繁作战、游击不定的环境中，领导工作的中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如果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是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这种意见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
6月8日，******在福建上杭白砂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恢复军委。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