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三圣街小学读过书，从这条街街口东行数百步就是崇德里。里在成都街巷中是罕见的另类，而以城东南居多，如这一带的兴业里、章华里、崇德里等，其辟建和得名多在二十世纪初叶。有趣的是，抗战军兴，大批贫寒无告的下江人舍舟登岸后，他们发现不像那些有力者有自己惬意的去处，故大多栖息于这几条窄巷狭弄内，今日在此转悠，有心者仍不难发现那带有江浙味儿的一院一房、一门一窗。而我对崇德里记忆最深的是巷子中央的那口井，四季清亮，全巷人家都挑来饮用，经年累月，弄得半边巷子都潮乎乎的；与井一墙之隔的人家，干脆墙上凿一洞，临井一面砌一水槽，井水倾入槽中，直接流入自家水缸，这种方式，大约是对江南水乡一种遥远的追念吧？少年的我们曾无数次琢磨，想用什么脏东西塞住那洞口，只是一见那挑水人的身影，立即作鸟兽散。此外，我初中时候的班长就住东侧的一家院子里，他为人厚道，其经典笑话之一：班上弄文娱节目，他和漂亮的文娱委员挨户去动员文娱骨干，他不会骑自行车，又不敢搭着走，只好跟在那姑娘的车后傻乎乎地跑。
不像成都街巷通常的范式那样，崇德里两头入口处分别筑有结实的骑楼，并建有陡而高的梯子以通上下，供人居停。近些年，为追寻我们这座城市所失落的记忆的碎片，读了一些书，听了一些故老言，方知崇德里南头骑楼正是当年李稢人先生主持的乐山嘉乐纸厂成都营业处———稢人先生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致吴廉铭信欲要回自己的稿件：“请烦吾兄即为检出付航邮寄交成都东大街二二号崇德里我公司转我为祷。”
常崇宜先生回忆，他在一九四五年前后奉父亲之命，“给稢人先生送过信，通常是送到盐市口的嘉乐纸厂营业处（此处似可商榷，崇德里北起东大街，但距盐市口还有一段距离———本书编者按），稢人先生曾告诉我，他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在那里。我曾看见找他的人很多，大半是谈生意的。”
有时经过此处，停下来，望一望，我想单凭稢人先生对故乡桑梓贡献之巨，有关方面就该在此立牌以示永久的纪念———但这多半是痴人说梦，整个街区尚且不保，遑论一楼乎？
对于文人最好的纪念是文字的纪念，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编纂。“千秋寂寞纸上尘”，这本书也许不会轰动，但它毕竟是一种实在的纪念。
“读者原谅，我是成都土著，游踪不广，见闻有限，故每每举例，总不能出其乡里，至多也在四川省的大范围内，这应预先声明的。”（《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这段话，可以视为稢人先生于不经意中对自己的写作前提的一种郑重声明。
的确，在中国文化史上很少有人像李稢人一样为母城而倾其一生，这不由人不想起西蜀深山中那啼血的子规。何以至此，学界多有论及，在此不一一缕述。值得重视的是周华先生的意见。他注意到了稢人先生三十年代的一段话： “对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应该采取国家主义，分析言之，是本于‘乡’的感情推及而于‘国’。凡有害于‘国’与‘乡’的恶势力，不论在内在外，一概极端反对到底。”周华认为稢人先生“首先强调乡的感情，由乡而推及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四川的深厚感情，他与养育它的故乡的血肉关系。”（《论巴蜀文化与李稢人小说》）
除此以外，我注意到稢人先生对法国“风土画”派代表作家巴散的特别关注。他论及法国作家对以巴黎为中心的“左拉学派”的不满，认为“这派下作家的眼光，总难看出巴黎以外。所以反抗左拉学派的潮流起后，专一描写地方风俗的，也成了一种新趋势。这一类的人物颇不少，而较为专门的，恐怕要数巴散一人了。” “他的小说完全描写法国各地方的风俗人情、山川景致，地方色彩染得非常的浓重。”“可以说他的著作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由不同样的反光中，射出全法国的地方光景来。所以有人说，巴散是一个地方社会的小说家，却也是一个画师。”（《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
不能说李稢人完全受了巴散的影响，但明眼人不难看出二者的相通之处，而前者对后者艺术的概括，某种程度上也可移作对前者艺术的概括———李稢人说，巴散的“艺术却极精良，正确、简单、明了而又富诗情。”（《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
李稢人的小说，除极少数的篇章外（如写法国留学生活的中篇小说《同情》），几乎全都是以成都为背景———他是一辈子死守家园的老农，固执地汲自己家的深井，浇自己家的园子，开自己家的花，结自己家的果。
正是基于这种不可遏止的乡邦之恋，再加上对法兰西自然主义文学独特的细致入微的细节处理方式的痴迷，李稢人在小说中对成都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场景，进行了准确而繁复的描述。试看他为《大波》所拟的写作提纲，其中的第一章第六节的“地点”——
一节 二节 皆在田老兄家里 其家可能在青石桥 口头提到少城公园布后街孙家花园小福建营龚家花园
三节 总府街第一茶楼劝业场华兴街纯阳观 口头提到总府街广腴园暑袜街白仙楼冻青树冻青宅玉沙街醉霞轩东玉龙清音茶园（灯影）
四节 五节 六节 皆在醉霞轩 叙述到西三倒拐铁路公司
——他引我们穿行于晚清的成都街道，去观活的史剧。他仿佛意识到了后世健忘症将大行其道，因此不厌其烦，津津乐道，作为记载成都这座都市的“实情”的“一般文化史”才因而得以保全。
基于此，本书从李稢人小说中分门别类，节录出有关
成都文明发展的大量文字，如清末的叽咕车（鸡公车）到抗战时的木炭汽车，足以见出成都交通的一个侧面。所有这些变迁的实录，后人完全可以视为一代信史。在小说之外，李稢人还俨然是一位成都地方史志的专家。
一九四九年，他写了约十五万字的《说成都》，分为一、说大城，二、说少城，三、说皇城，四、说河流，五、说街道沟渠以及名胜古迹，此书稿现存部分章节，其余大部分在“文革”中已下落不明。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不少有关成都饮食文化和风物故实的散文、随笔等。我们将先生这方面的文字汇拢，将《说成都》的思路加以拓展，形成更细致的门类来说成都。这项工作受惠于先生，如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将是我们极大的满足。收入本书的《成都是一个古城》和《旧帐》，都是一九四九年后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特别是后者，详细记载了成都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
从中可见丧葬习俗，“光是那办丧事的排场，也就看得出百年前一般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情形” （李稢人《旧帐》按语）。从中可见饮食风尚，既有繁复的满汉全席，特别是成都与扬州在这方面的比较，又可见质朴的民间小食，如释 “稍美”，“即烧卖，又谓之烧麦”。释“樱桃肉”，“将猪肉切成指头大之丁块，而加红酱油烧熟，貌似樱桃，故有此称，绝非以樱桃煨肉也。”可见币制变化、物价升降、度量改易。可见服饰衣着、饮啄洗沐、举止投足。可见风物故实，时尚流俗、世道人心———在这庞杂的“旧帐”中，仅办丧事时一笔“家内祠堂男女客打牌借帐五千七百四十文”的记载，就可以使人对今日成都麻将之风的渊源、做派和神韵会心一笑。
这“真可算是一部社会组织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小史了。”（李稢人《旧帐》按语）。它的丰富的内容，将令各个学科的学者各有所得，各个层面的读者各有所悦。李稢人说： “我的用意，是想把这东西当成一种生料，供献给有心的读者。” （同上）但他的这份苦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却遭到一种有意无意的漠视。本书现在重新刊发《旧帐》，既是对先贤的一种告慰，也是对乡邦文献的一种珍视。
李稢人先生实为老成都的代言人，随着作为他的观照对象的古典城市命运的终结，他写成都的文字终将成为一种文化绝唱。推而广之，再也不会产生像他这样倾其一生为母城歌唱的歌手了。
——某日，笔者刚从出版社谈完本书出来，在公共汽车上听几位外地人谈论成都：
“我哪儿都不去，就把铺子周围的几条街搞熟。”
“那些街是啥子样子我不管，只背街名，再买张地图，三个月后我爸要给我辆出租车。”
笔者无意苛责他们，只是当时产生一种强烈印象：在他们看来，这座城市只是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而在李稢人看来，却是亲切的家园。
二千年秋编者于成都少城窄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