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说：
验之所缘而以同异（而旧作无，今依上文改），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
同异多“缘天官”，如天官所见，高耸的是山，低下的是渊，便不可说“山渊平”。这便是墨子的：“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情欲寡”一条也是如此。请问：
人之情为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声，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则必不行矣。以人之情为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犹以人之情为欲富责而不欲货也，好美而恶西施也。（《正论》）
这是用实际的事实来驳那些“用实以乱名”的邪说。
（三）惑于用名以乱实荀子举的例是“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这十个字前人都读两个三字句，一个四字句，以为“马非马也”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也”。孙冶让读“有牛马，非马也”六字为句，引以证《墨辩·经下》：“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一条。《经说下》云：“‘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我以为孙说很有理。但上文“非而谒楹”四个字终不可解。
荀子驳他道：
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
名约即是“约定俗成谓之宜”。荀子的意思只是要问大家的意见如何。如大家都说“牛马是马”，便可驳倒“牛马非马”的话了。
四、辩荀子也有论“辩”的话，但说的甚略。他是极不赞成“辩”的，所以说：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辩执恶用矣哉？
这就是孔子“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意思。他接着说：
今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辩说也。
辩说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荀子论“辩”有几条界说很有价值。他说：
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
又说：
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期，会也。会，合也。〔《说文》，累字如累世之累，是形容词〕）。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意也（王校，论当作谕。我以为不改也可）。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不异实名”，谓辩中所用名，须始终同义，不当前后涵义有广狭之区别。）
荀子说“辩”，颇没有什么精采。他说：
期命也者，辩说之用也。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而期，质请（同情）而喻，辩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听则合文，辩则尽故。正道而辩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
“正道而辩奸，犹引绳以持曲直”，即是前文所说的，“凡议，必将立隆正，然后可也。凡言议期命，以圣王为师。”这种理论，全是演绎法。演绎法的通律是“以类度类”（《非相》），“以浅持博，以一持万”（《儒效》）。说得详细点是：
奇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疑怍：张法而度之，则然若合符节。（《儒效》）
杂议儒家
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前年（1927）我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讲演《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我举了四个人代表这三百年中“反理学”的趋势：（一）顾炎武，（二）颜元，（三）戴震，（四）吴敬恒。讲演全文曾在《贡献》杂志第一卷里发表过。本来我想把前三章放大重写，加上几个人，作为一部单行的册子。但一年多以来，这个志愿终不能实现。现在只好把这几篇讲稿收在《文存》里，改题为《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表示这三百年中不仅是这四个人，我不过举他们四人作为有代表性的例子罢了。
参看我的《费经虞与费密》（《文存》二集卷一，页七五——一三八）和《戴东原的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
十九，一，廿八
一引子
中国的近世哲学可分两个时期：
（A）理学时期——西历1050至1600。
（B）反理学时期——1600至今日。
理学是什么？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儒教的混合产品。其中有先天太极等等，是道教的分子；又谈心说性，是佛教留下的问题；也信灾异感应，是汉朝儒教的遗迹。但其中的主要观念却是古来道家的自然哲学里的天道观念，又叫做“天理”观念，故名为道学，又名为理学。
程颢（大程子，明道先生，死于1085）最初提出“天理”的观念，要人认识那无时不存，无处不在的天理。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是体认天理，“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这是纯粹的道家的自然哲学。
程颐（小程子，伊川先生，死于1107）的天资不如他的哥哥，但比他哥哥切实的多。他似乎受了禅宗注重理解的态度的影响，明白承认知识是行为的向导，“譬如行路，须要光照”。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案，规定了近世哲学的两条大路：
涵养须用敬。
进学则在致知。
“敬”是中古宗教遗留下来的一点宗教态度。凡静坐，省察，无欲等等都属于“主敬”的一条路。“致知”是一条新开的路，即是“格物”，即是“穷理”：“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所以程子教人“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
后来的理学都跳不出这两条路子。有些天资高明的人便不喜欢那日积月累的工作，便都走上了那简易直截的捷径，都希望从内心的涵养得到最高的境界。宋代的陆象山（九渊，死于1192）与明代的王阳明（守仁，生1472，死1528）都属于这一派。
有些天资沉着的人便不喜欢那空虚的捷径，便耐心去做那积铢累寸的格物工夫，他们只想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做到那最后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宋代的朱子（朱熹，生1130，死1200）便是这一派的最伟大的代表。
要明白这两派的争点，可看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阳明说：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朱子），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这个故事很可以指出“格物”一派的毛病。格物致知是不错的，但当时的学者没有工具，没有方法，如何能做格物的工夫？痴对着亭前的竹子，能格出竹子之理来吗？故程朱一派讲格物，实无下手之处；所以他们至多只能研究几本古书的传注，在烂纸堆里钻来钻去，跑不出来。反对他们的人都说他们“支离，破碎”。
但陆王一派也没有方法。陆象山说，心即是理，理不解自明。王阳明教人“致良知”。这都不是方法。所以这一派的人到后来也只是口头说“静”，说“敬”，说“良知”，都是空虚的玄谈。
五百多年（1050—1600）的理学，到后来只落得一边是支离破碎的迂儒，一边是模糊空虚的玄谈。到了十七世纪的初年，理学的流弊更明显了。五百年的谈玄说理，不能挽救政治的腐败，盗贼的横行，外族的侵略。于是有反理学的运动起来。
反理学的运动有两个方面：
（1）打倒（破坏）
打倒太极图等等迷信的理学，——黄宗炎、毛奇龄等。
打倒谈心说性等等玄谈，——费密、颜元等。
打倒一切武断的，不近人情的人生观，——颜元、戴震、袁枚等。
（2）建设
建设求知识学问的方法，——顾炎武、戴震、崔述等。
建设新哲学，——颜元、戴震等。
现在我想在这几天内，提出四个人来代表这反理学的时期。顾炎武代表这时代的开山大师。颜元、戴震代表十七八世纪的发展。最后的一位，吴稚晖先生，代表现代中国思想的新发展。
二顾炎武（亭林，生1613，死1682）
顾炎武三十二岁时，明朝就亡了。他的母亲是个贞女，受过明朝的旌表，故明亡之后，她就绝食三十日而死，遗命教她的嗣子不做新朝的官，故他终身做明朝的遗民。他深痛亡国之祸，决心要研究有实用的学术。他是苏州昆山人，国变后移居北方。住山东稍久，旅行西北各地。他旅行时，用二匹马，二头骡子，载书自随；遇山川险要，便寻老兵访问形势曲折；有新奇的发现，便在村店中打开书籍参考。他的著作有几十种，最重要的是：
《音学五书》，三十九卷。
《日知录》，三十六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
顾氏很崇敬朱子；他在陕西时，曾捐钱助建朱子祠。但他很反对宋、明以来的理学。他有《与友人论学书》说：
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去之弥远也。
他的宗旨只有两条，一是实学，一是实行。他所谓“博学于文”，并不专指文学，乃是包括一切文物，——“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故他最研究国家典制，郡国利病，历史形势，山川险要，民生状况。他希望拿这些实学来代替那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
他又说：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他讲经学，也开一个新的局面。也反对那主观的解说，所以他提倡一种科学的研究法，教人从文字声音下手。他说：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答李子德书》）
“考文”便是校勘之学，“知音”便是音韵训话之学。清朝一代近三百年中的整治古书，全靠这几种工具的发达。在这些根本工具的发达史上，顾炎武是一个开山的大师。
我们举一条例来证明他治学的方法。《书经·洪范》有这二句：
无偏无颇，遵王之义。
唐明皇说“颇”不协韵，当改作“陂”字。顾氏说“颇”字不误，因为古音读“义”如“我”，与“颇”字正协韵。他举了两条证据：
（1）《易·象传》：鼎耳革，失其义也。
覆公，信如何也。
（2）《礼记·表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
仁者人也，道者义也。
这样用证据（Evidence）来考订古书，便是学术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便是科学的治学方法。科学的态度只是一句话：“拿证据来！”
这个方法不是顾炎武始创的，乃是人类常识逐渐发明的。“证”这个观念本是一个法律上的观念。法庭讯案，必须人证与物证。考证古书，研究科学，其实与法官断案同一方法。用证据法来研究古书，古来也偶然有人。但到了十七世纪初年，这种方法才大发达。在顾炎武之前，有个福州人陈第作了几部研究古音的书，——《毛诗古音考》等。陈第的书便是用证据作基础。他在自序里说他考定古音，列“本证”、“旁证”两种：
本证者，《诗》自相证也。
旁证者，采之他书也。
用《诗经》证《诗经》，为本证。用《易经》、《楚辞》等等来证《诗经》，便是旁证。
陈第的《毛诗古音考》作于十七世纪初年（1601—1606）。顾炎武的《音学五书》作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1650—1680）。顾氏完全采用陈第的方法，每考证一个古音，也列举“本证”、“旁证”两项，但搜罗更广，材料更富，证据更多。陈第考“服”字古音“逼”，共举出本证——十四，旁证——十。
顾氏作《诗本音》，于“服”字下举出本证——十七，旁证——十五。
顾氏作《唐韵正》，于“服”字下举出证据——一百六十二。
为了考究一个字的古音而去寻求一百六十二个证据，这种精神是古来不曾有过的；这种方法是打不倒的。用这种搜求证据的方法来比较那空虚想象的理学，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新时代了。
三颜元（习斋，生1635，死1704）
颜元，号习斋。他的父亲本是直隶博野县北杨村人，后来卖给蠡县刘村的朱九祚做养子，故改姓朱。颜元四岁时（崇祯十一年，1638），满洲兵犯境，他的父亲正同朱家闹气，遂跟了满洲兵跑了，从此没有音信。他十二岁时，他的母亲也改嫁去了。颜元在朱家长大，在私塾读书。他少年时曾学神仙，学炼气，学八股时文，不务正业，喝酒游嬉。他十岁时，明朝就亡了，后来朱家也衰败，很贫了，颜元到二十岁时，才发愤务农养家。二十二岁，他因为家贫，学做医生，为糊口之计。他十九岁时曾中秀才，二十四岁，他开了一所私塾，训蒙度日，并为人治病。他那时完全是一个村学究，却有点狂气，喜看兵书，也学技击；后来他又读理学书，先读陆象山、王阳明的书，又读程子、朱子的书，自命要学圣贤，做诗有识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照皞！
他虽耕田工作，却常常学静坐。家中立一个“道统龛”，正位供着伏羲以下至周公、孔子，配位供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他三十岁时，有《柳下坐记》，说他的心得，最可表现他的村陋气象：
思古人（他自号思古人）引仆控，披棉褐，驮麦里左。仆。独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风泠然，白云聚散，朗吟程子“云淡风轻”之句，不觉心泰神怡，若天地与我外，更无一物事。微闭眸观之，浓叶蔽日，如绿罗裹宝珠，精光隐露。苍蝇绕飞，闻其声不见其形，如跻虞廷，听“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状喻。
直到三十四岁时（1668），他忽然经过一次思想上的大革命。这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本姓。他的义祖母死了，他是“承重孙”，居丧时，一切代行他父亲的“子职”，实行朱子的《家礼》，三日不食，朝夕哭。葬后，他仍尽哀，寝苫枕块三个月，日夜不脱衰绖。后来遍体生疮，到了第五个月，竟病倒了。有一个老翁哀怜他，对他说明他不是朱家的孙子，何必这样哀恸？他跑去问他出嫁的母亲，证明了这件事，他方才减哀。然而他已扮演了五个月的苦戏了！
他在这几个月里，实地试验了朱子的《家礼》，深深感觉宋儒有些地方不近人情，又碰了这一个大激刺，使他不能不回想他十余年来做的理学工夫。他自己说，他最得力于这一年的居丧时期：
哀毁庐中，废业几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杀。既不读书，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觉程、朱气质之说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学，原非孔子之旧。是以……《存性》、《存学》之说，为后二千年先儒救参杂之小失，为前二千年圣贤揭晦没之本原。（《存学编》三，2）
他三十五岁（1669）著《存性编》，又著《存学编》，后来随时有所增加，但他的思想的大旨都在这两书之中。
三十五岁至五十七岁为在乡里讲学时期。五十七岁（1691），他南游河南，数月后回家。这一次出游，使他反对理学的宗旨更坚决了。他说：
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年谱》下，17）
他六十二岁时曾主教肥乡漳南书院，他定下书院规模，略如下图。不幸那一年漳水大涨，书院都没在水里。他叹曰，“天也”！遂辞归。他死时七十岁。
他的学派，人称为“颜氏学派”；又称为“颜、李学派”，因为他的弟子李塨（刚主，生1659，死1733）颇能继续颜元的学派，传授于南北；颜元的名誉不大；李塨与方苞、毛奇龄等往来，传授的弟子也有很出名的（如程廷祚），故颜、李并称。
颜元与李塨的著作有
《颜李遗书》，《畿辅丛书》本。
《颜李全书》，北京四存学会本。
中国的哲学家之中，颜元可算是真正从农民阶级里出来的。他的思想是从乱离里经验出来的，从生活里阅历过来的。他是个农夫，又是个医生，这两种职业都是注重实习的，故他的思想以“习”字为主脑。他自己改号习斋，可见他的宗旨所在。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