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史需要细看 (7)
一切奏章、政事，看详批答，都要经大学士之手。原本唐宋时，政府的诏令都还由宰相来参与或者草拟，皇帝同意，但是在明代，一切诏令皆出皇帝亲旨，全部责任都在皇帝。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皇帝独裁。
明代的两位开山皇帝还亲自在内阁，后来的皇帝就不常到内阁，甚至有几个皇帝长久不管事，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
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他们之间需要沟通的桥梁，这是就出现了太监涉政。皇帝有事交给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经过太监上呈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掌权。有时候甚至会出现皇帝嫌麻烦，叫太监批公事的情况。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就成了真皇帝。遇到太监懒批的，便拿着公文包鱼包肉，明代政治由此进入最黑暗的时期。
在洪武十七年，太祖曾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他料想到皇帝独裁，太监接近皇帝，易于弄权。但是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他后人遵守了，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后人却没有遵守。
历史注脚：
神秘的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明神宗，从十岁即位以来，在位四十八年，其中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政府里有的大臣都没见过他一面。自宪宗成化以后，到熹宗天启前后一百六十七年，皇帝也都没有召见过大臣，这样的情况在明代的后期非常严重。
魏忠贤乱政
近人岳鸿举写的一首诗云：“干儿义子拜盈门，妙语流传最断魂。强欲为儿无那老，捋须自叹不如孙。”明末天启年间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百官中的一些宵小，拜倒在其名下，充当干儿，时已老态龙钟的礼部尚书顾秉谦，捋着长须对魏忠贤说：“本欲为儿，惜须已白。”所以就命他的儿子拜魏忠贤为爷爷，魏忠贤心花怒放，赏纹银二百两。透过明晚期这幕丑剧，不难看出魏忠贤之流的宦官掌权，政治何等的乌烟瘴气。
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
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的好坏，关系到国体的稳固与否。明代亡国以后，以明朝遗老自居的顾炎武著有《日知录》一书，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这也是在说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反之天下就大乱。而钱穆也把明代的衰落归结到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上面。
明代地方行政，首先就要说现在的省区制度。行省制度，始于元代。在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忽必烈征服中国后，完全把权力集中在中央，对地方缺乏信任。某地方出了事，中央宰相府就派一两个人去处理，“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
英国曾在香港、印度设有总督，殖民地总督是直属皇帝的。在名义上，殖民地总督，由英国皇帝派，不由代表民意的内阁派。因为殖民地不许有民意。英国本土可以有民主、自治，像香港、印度殖民地便不能有民主与自治，所以也不该有地方官，直由皇帝派一总督来管理。元代的行中书省，等于就是英国的香港总督一类。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但是又分派行省到地方上监督，意在控制好各地的局势，不让百姓有造反的机会。到了明代，废去了中书省，就把行省长官改成“承宣布政使”。全国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
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这三个合称为三司。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
明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再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行中书省是把中央分置在地方，明、清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就是监司官。
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统计说：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
明代冗官，武职特别严重。有史书记载：“历代官数，汉七千八百员，唐一万八千员，宋极冗，到三万四千员。本朝（明）自成化五年，武职已八万，合文职盖十万。至正德世，文官两万零四百，武官十万……吏五十五万。”宋朝的三冗是出了名的，但从上面的史料看，明朝的“冗”更可怕，官职数目是宋的近三倍。而很多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一亿到两亿。也就是说，宋代与明代，人口数应该相差不大。这样，宋明的官民比例也就更大了。
县上有府，府上有司（分司），司上才是省（司），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也就不足为怪了。真正亲民的县官，头上有一排上司要伺候，官阶又小，所以钱穆说：“中国地方政治，宋代已经不理想，明代更不行。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这是实话。
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并不是最大的，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有事才出差，并且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表示只是临时的办事。譬如倭寇来了，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组织抗倭。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就回中央，机关也撤销。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明清两代总督巡抚，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中央对地方的戒心太重，在钱穆看来，这样的政治体系实在太不好了。
历史注脚：
行政区划
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往往也有属吏几百人。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美国划为州和特区，州以下设县、市。法国分为大区，下设省、区、乡、市镇。日本是都、道、府、县为一级行政区划，下设市、町（相当于镇）、村。基本上现行的行政区划都是保持在两级或者三级，我国现在的行政区划也是按照省、市、县乡而来的。
明代贪官
明代权贵们贪污聚敛金银的规模达到了天文数字，光说黄金不算其他珍玩，太监王振家有金银六十余库，刘瑾家有金银数百万两，权臣严嵩家藏黄金１万３千多两，张居正家藏黄金１万多两、白银１０余万两。由于专制权力的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所以权贵公开标价售官以聚敛金银，严嵩当权时，某举人以２２００两银子购得知州一职；某刑部主事行贿１万３千两银子转为吏部主事；各地属官贿赂严嵩的金额在上千万两白银以上，朝中大臣的贿赂数额则多至无法统计。
不讲阶级，但看流品
地方政府的层层叠加，又有了新的弊端——吏胥之制。
官与吏之分古已有之。“吏”最先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相当于后来称的事务官。两汉时，每一机关的总管理者独称“官”，下属副手都是称“吏”。这两者的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出身于吏，也是寻常事。唐代的吏和官，就渐渐分得远了，但两者间还没有判若鸿沟。但是到了明代，官与吏的区别就太大了。
明代有很多制度沿袭元代。元代政府长官，大都用蒙古人。蒙古人不懂政事，不识汉字，便需要书记、文案来辅政。那时读书人没有出路，混进各衙门当书记和文案，谋得一口饭吃。这就是官与吏流品泾渭的开端。
明太祖时，人才不够用，就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不分进士、监生、吏员，朝廷一律任用。进士等于通过高等文官考试的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员则等于是公务员。但到明成祖时，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也就是说有公务员身份的不能做监察官；又规定吏胥不准考进士，也就是说公务员不能考大学。这样一来，吏胥的出身就被限制在一条路上。官和吏也就分成两途了。
因为没有文化也没有提拔的可能，吏胥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就被人看不起。这种观念到明成祖时成了定制。
在明代政府观念里，胥吏和道士、优伶一样，另成一流品，没有出身。不准做御史，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有考生或秀才中没有出路的才来当胥吏。钱穆说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政治影响却很大。
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的“绍兴师爷”，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布满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亭，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能多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把胥吏的兄弟子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影响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也就有治了。所以绍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
钱穆就很赞同陈几亭的这番话，可以说他是说了摆在历史这张桌子下面的问题。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的事。如宰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的力量，胥吏就是桌子底下的力量。直到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而政事中要说最主要的，也就只在这七项当中。吏胥是专门执行这七项的人。
胥吏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洁身自好也脱不了胥吏的流品，不如拿着政治当玩物。于是就舞弊作恶，胆大包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法制历来弹性很大。有时候皇帝高兴，天下大赦，有时候皇帝要严打，就小题大做，以儆效尤。这种弹性也使胥吏有机可趁，上下其手。
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事都交给师爷、吏胥去办。各衙门都有师爷，他们四面八方都有朋友，也是江湖老手了。而管官的官却都是科举出身，像刚出世的小绵羊一样，哪里懂得官场上的规则。一个官到了衙门里，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能掌握详细情况，而吏胥往往会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事情，从明代起，就有了，而直到清代，日甚一日。钱穆说正是因为官吏流品有清浊，才有这种对立。
当然，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作了吏，混入浊流，就再难翻身洗清。只要你身在胥吏流品中，纵然有才有德，也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还是一个胥吏。这种默认的社会规则是可怕的，压得胥吏不自爱，不向上。这样的政治也是地方行政的失败。
历史注脚：
流品
教书人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这两种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高下，这就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比如说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也相等，但在流品观念下，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我们也说“三教九流”，“九流”里面又分出上、中、下来，这是“中国特色”，想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英文可能很困难，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
张之洞与师爷
师爷虽然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但并无官衔职称，不在政府体制之内。师爷和公务员实属雇佣关系。明代，师爷作开始萌芽。清代师爷非常活跃，上自督抚，下自州县，都聘请师爷辅佐政府事务。晚清事情，曾国藩幕府人才鼎盛，形成近代军阀幕府，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由于师爷并不是朝廷认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上奏呼吁改革师爷制度，他的建议被采纳，师爷的历史就此终结。所以可以说，张之洞是师爷制度的终结者。
划行省中的不祥“省”字
今天我们说“湖北省”、“四川省”，这种称呼我们习以为常，并不去多想“省”字的意思，但是钱穆却多次说，“省”这个字是不祥的，不应该用在行政区划上，对此，他有他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