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胜则相忌，败不相救”--曾国藩对清末军事腐朽实情的深刻认识
众所周知，曾国藩本是一个纯粹的书生，他居京为官时对军事虽曾作过理论上的探讨，但毫无实际经验可言。然而，他却能领兵数十万，转战数千里，最终平定纵横十六省、绵延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王朝的命运延长了六十余年。乍一看着实使人惊异不解，但只要我们揆诸史料，冷静地加以分析考察，就可得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曾国藩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礼教组织起来的湘军，在兵源选择、饷糈筹集、组织训练、行军作战等方面都别树一帜，有异于清末的八旗和绿营。首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对清末军事的腐败实情有着深刻的认识。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王朝赖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就是所谓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这两支武装力量在清前期、中期二百来年间对维护封建统治曾起过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八旗由旗人组成，是清王朝初建时的基本武装力量；绿营是满清入关以后沿袭明代兵制组织起来的武装，由汉人组成，于“三藩之乱”后代八旗而勃兴。但不管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与清朝其他统治机器一样，也随着封建统治的腐败而日益废弛和衰败，到鸦片战争前后其腐败性便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曾国藩对于这种腐朽的实情，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在如下两个方面作了概括性的批评。
一是败不相救。在曾国藩看来，当时的清军最缺乏协同作战的精神，往往败不相救，各顾逃命。对于这种情形，曾氏在给友朋的书信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他说：
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淤紧接着，曾国藩分析并指出发生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的基本原因是：
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数十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败不相救”之故，半出于此。又有主将远隔，不奉令箭不敢出救者；又有平日构隙，虽奉令箭故迟回不往救者。
事实的确如曾国藩所言。在当时，有一个满族出身的将官叫胜保，与太平军作战每战必败，每败却又必以胜闻，故时人送他个“败保”的绰号。又如，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清将琦善、和春等人所率领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可算是清朝的主力部队，然皆次第为太平军所奸灭。这帮乌合之众，在对付“内乱”之时已是如此的外强中干，在用近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外国侵略军面前，就更显得腐败无能。鸦片战争期间，宁波、余姚、慈溪、奉化、上海等地的清军均不战自弃，让这些地方沦于敌手，以致英国侵略者把这种情况看做是他们“唾手而得的胜利”。魏源在当时就曾气愤地指出：“今师出无律，是不知有正也；临出无谋，是不知有奇也。”更有甚者，1841年10月，协办大学士、扬武将军奕经奉命率军赴浙江前线应战，这个昏庸无耻的家伙，一路游山玩水，沉湎于酒色，视战事为儿戏。1842年1月间，他忽然在夜间做了一个可笑的梦，梦见英军匆忙上船逃往外洋。他周围一帮阿谀奉承、腐朽透顶的僚属们，为了迎合上司的意愿，竟胡说这个梦是什么“吉祥的征兆”，侍郎文蔚为了附和，竟也捏造了一个同样的梦。于是在这年3月，奕经为了实现梦境中的“胜利”，竟在不研究实情、不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决定兵分三路进发，幻想侥幸地同时克复三城，结果其军一触即溃，败而不敢再战，只好乞怜投降。
二是妒功嫉能。曾国藩认为，这是清军腐败无能的第二个特点。他在给王鑫的书信中作了具体的描述：
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儒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贼，而狠心以仇胜己之兵勇。其仇勇也，更胜于仇兵。……曩者己酉，新宁李沅发之变，乡勇一跃登城，将攻破矣，诸兵以鸟枪击勇坠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尤层见迭出，且无论其公相仇杀，即各勇与贼事殷之际，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区区之勇，欲求成功，其可得乎？不特勇也，即兵与兵相遇，岂闻有此营已败，而彼冒险往救者乎？岂闻有此军饿死，而彼军肯分一粒往哺者乎？
因此，曾国藩认为，败不相救的结果是给敌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而妒功嫉能的结果则是内树仇怨，彼此攻汗，没有不败之理。他这种一针见血的分析，可以说正切中了清朝军队腐败无能的要害。
为何会存在上述这种“败不相救”、“胜则相妒”的恶习呢？曾国藩认为，主要是由于清军平时缺乏严格的训练。他说：“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察之中。推原其故，总由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致。”正由于平时缺乏训练，于是就养成了这种恶习，自难一朝一夕挽回。对此，曾国藩得出结论：“现在之额兵……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成额兵。”话说得很明白，现有之八旗绿营，已经远远适应不了形势的需要，无法挽救清王朝垂危的命运，只有别出心裁，独树一帜，自练一支新军，才能应付东南数省狼烟纷起的严峻局势，才能与虎虎有生气的太平军较量疆场，拼个你死我活。曾国藩充分认识到，常人多瞧不起文弱书生，以为他们不能领兵疆场，但他认为这是世俗之见，不必去理睬它。他情不自禁地发问：“圣贤豪杰，岂有种乎？”并颇有信心地说：“古来名将帅，亦多出于文弱书生。功之成与否，虽不敢预必，要之清洁自矣，则众不敢侮，严明驭下，则兵不敢玩，此则有志之士可以勉力为之，立竿见影者也。”于是，他为担当起镇压农民起义的重任，决心另起炉灶，招募编练一支忠于清王朝，也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力量。
二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军方略
曾国藩本人并不长于打仗，所以凡他自己临阵的时候，多半是吃败仗。但是，他所提拔的将官却能攻城略地，叠立战功；他所统率的兵勇却能死心塌地地受他的指挥，为他卖命。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需要我们悉心分析考察，以作出符合实际的回答。
迄今为止，人们已从军事本身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仅仅涉足于此，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必须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角度去寻找更深层的原因。我们认为，曾国藩所坚持的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纲常伦理贯穿于他的整个治军方略，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维护名教为名，刺激、吸引和动员士大夫阶层以及一般乡愚民众参军参战，这是曾国藩组建湘军的第一要着。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们，
为了推翻清朝统治，考虑到旧式农民革命的组织形式和思想武器已无法吸引民众并激发广大人民更高昂的革命热情，于是他们借用外国基督教的教义，搬出上帝这块招牌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制造理论根据。自1851年金田起义后，洪秀全连续发布《奉天诛妖檄》、《俞救世人檄》、《奉天讨胡檄》等战斗檄文，矛头直指封建的纲常伦理以及清王朝的君君臣臣；至1853年定都南京前后，太平军在各地捣毁庙宇、寺堂，焚毁孔孟经书典籍，给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尤其是给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切，都无不使以维护封建纲常伦理为终身职志的正统士大夫们感到震惊和愤恨；同时也使那些虽受封建制度剥削压榨，却又渴望宁静、安于现状的笃实无华的乡下民众感到恐慌和不安。
出身翰林、饱览经史、矢志充当封建制度卫道士的曾国藩，正是抓住了中国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发布《讨粤匪檄》，以极其富有鼓动性的语言指斥太平军搅乱社会安宁，破坏中国固有的人伦社会制度以及强迫人民信仰上帝教并焚毁神像寺庙，从而号召那些“读书识字者”或参军、参战，或出钱出力，支助湘军，“以卫吾道”。这种以地方性刺激两湖三江的人民、以名教奇变刺激士大夫阶层、以神佛刺激下层群众的阶级搏斗的大动员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一时间，那些已取得功名、正拟潜心学问，或正在为猎取功名而寒窗苦读的学人士子以及那些为养家糊口辛勤劳作的乡民都自觉不自觉地或是辍笔从戎，弃学从军，或是顾不上即将收割的庄稼，抛妻弃子，洒泪而别，一齐汇集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旗帜之下，开始了那出生入死、玩命疆场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军旅生涯。
曾国藩认为，用军之道，不能死抱成法，拘泥于旧制，而应因时制宜，有所变更。他说：
礼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贤犹因时适变，不相沿袭，况乎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岂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异曰时易世殊，寇乱或兴，若必狃于前事……凡可得而变革者，正赖后贤相时制宜，因应无方，弥逢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日盛。又乌取夫颛己守常，姝姝焉自悦其故迹，终古而不化哉？
尤其是在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清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外夷乘虚而入之际，更应根据客观实情，改弦更张，自树一帜。因此，他以维护名教为名刺激士大夫乃至乡下民众，使之加入湘军的行列。并且，为了使湘军具有“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忠义血性，有别于八旗、绿营，培养出“有誓不相弃之死党”，他首先在营制方面作了一番大胆的改革。
首要的一着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清代的军队，不管是八旗还绿营，都是实行世兵制度，基本上是父子相承，以当兵为业。八旗兵固不待言，就连绿营兵也是如此。绿营子弟成年后即可随营习武，称为随军余丁，一旦营中出现空缺，便可补缺吃粮。所以，绿营兵一般不从外面招募，只有在余丁不足时才自外募兵补充。自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练军开始，其军源便主要来自山乡朴实无华的农民，不仅不收营兵，而且不要集镇码头上油头滑脑的闲人，更不要曾在衙门当过差的书役、胥吏之类的人。其将领主要招聘绅士、文生充任，对政治、思想和身体条件都有固定的要求。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湘军在组织上与绿营彻底脱离关系，要“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别树一帜，改弦更张……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剧，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这是因为他“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计不用营兵，不用镇将”。
曾国藩在招募兵勇方面作了一番别开生面的改革之后，对湘军的编制也进行了“改弦更张”。湘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下为哨，哨以下陆师为队，水师为船，马队为棚。一开始，湘军仅有陆勇数千人，营以上不再设官，各营直辖于曾国藩一人。1854年3月，曾国藩率湘军东征，这时水陆已有一万七千余人，为便于统辖，即设水、陆营务处各一人，水路为褚汝航，陆路为朱孙诒。曾国藩考虑到，历来军营皆有统带大员，“或称翼长，或称统领，或但称营务处”，名称虽各有异，实则并无区别，因而湘军各营头领初无固定的头衔。后来由于人数逐渐增多，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湘军陆师营制最初为每营三百六十人。1853年11月，曾国藩移师衡阳练兵后，与罗泽南、刘蓉、郭嵩焘等改订营制，每营加长夫一百二十人、抬枪十六人，成五百人之数。1860年又参照左宗棠、王鑫、胡林翼、李续宜诸军营制，与李榕一起详订营制，将各项章程制定得更为详细、具体而完整。曾氏在日记中写道：“中饭后核楚军营制，至夜二更核毕，以左季高、王璞山、胡宫保、李希庵诸人所定之制参考之。”从此，这个营制成为湘军固定的营制。湘军水师营制基本上是按照1853年11月衡州练兵改订陆师营制时所制定的规模，可能在1855年至1856年间作过少许修正。湘军马队起时较晚，大约起始于1859年间。1865年或1866年间，马队营制曾作过修订。
曾国藩以上关于湘军军制方面改革的基本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找到理论依据。曾国藩指出：“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今日论兵，正宜法此。”又在《湘乡昭忠祠记》中说：“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这就说明，曾国藩组建和训练湘军重点参照了戚继光练军的办法，斟酌取舍，并补充了新的内容。
在兵勇招募的标准方面，戚继光主张：“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惰之人。……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见官府藐然无忌者是也。”最可用者，“只是乡野老实之人”。鉴于清末绿营骄惰、懒散之恶习，曾国藩在招募兵勇时如前所述，规定“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戚继光择用“乡野老实之人”是出于抗倭斗争的需要，考虑到这些人“诚信易于感孚，忾气易于振作”，“遵令奉法，临事用命”，具有质朴淳厚的特点，在反侵略斗争中易被激发起爱国热情和杀敌的忠勇之气。曾国藩组建湘军选拔“有农夫土气者”，则是为了利用山村农民的落后性和吃苦耐劳的特点，将他们训练成甘受驱使的驯服作战工具。为了便于对兵员进行管束和控制，戚继光曾规定应募士兵须有邻居保结，并填造府县、里居、姓名。曾国藩则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舆凡无担保者，概不招募。这样，既可防止游勇充数，又加强了对士兵的束缚。
戚家军的编制是“长牌一面，藤牌一面，狼宪二把，长枪四枝，短兵二件，火兵一名为一队。……四队为一哨，哨长居之。四哨为一官，哨官居之。每前后左右四哨为一总，把总居之冶余。以队为基本单位，队长辖士兵，哨长辖队长，哨官辖哨长，把总辖哨官，层层统属。这种编制的优点就在于“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因此，曾国藩坚持这种以队为基本单位的编制：“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四哨为营。”这种编制，从作战角度看，能适应各种兵器，充分发挥各种火器及长短兵器的效用；从对军队的节制方面看，由于湘军采用了“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的选拔方法，“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由于所有统领大员都由曾国藩亲自选拔，因此曾国藩实际上成为了湘军的最高统帅，湘军实际上成为了曾氏的私有武装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