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所私以行大义。
——《吕氏春秋·去私》
忍者，一个在历史长河的洗刷下依旧难以忘却的字眼，镌刻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夜行黑衣、忍者刀、手里剑……伴随着华丽的忍术，总会在那些喜爱幻想的人们眼前闪动。神秘的夜行者们，褪去黑暗的面纱之后的容颜，又是怎样？让我们一探究竟。
（第一节）万川忍道之源
在我们谈论并解析忍者及忍者文化之前，不妨先回想一下曾经年少时关于忍者的回忆。
很多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男孩子，在幼时可能都有过这样一个梦：黑衣蒙面的你，在夜幕下极速地奔驰。突然腾空一个跃起，从手中甩出数个手里剑，黑色的飞镖弹无虚发，数个恶人应声倒地。恶人头目手拿长剑冲了过来，你冷静地拔出忍者刀，电光火石之间，头领倒地……
是的，这可能就是现在很多人幼时的忍者梦。
然而，在这敏捷飘逸的身手、英姿飒爽的造型背后，究竟又有几个人了解这个传说中的职业始端？
也许有人会说，当然是日本啦！日本忍者嘛！更何况，忍者的英文“NINJA”，就是日文罗马注音的音译。
忍者真的起源自日本吗？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追溯历史，探寻忍者的起源。
最早的忍者与他的主君
既然要探寻忍者的起源，必然要提出这两个问题。文献记载中，日本初次出现忍者是什么时候？而第一个忍者又是谁呢？虽然对这个问题，各种观点众说纷纭，但比较权威的观点，还是偏向于《忍术应义传》中的说法。
据望月重家所著的忍者文献《忍术应义传》记载：日本飞鸟时代，日本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的辅政亲王圣德太子身边，有一位名为“大伴细人”的“志能便”。而这位“志能便”的职责，正是担当圣德太子的密探。
这段记载，被认为是忍者在历史舞台中的初次亮相。
谈到大伴细人，就不能不提到最早的忍者主君圣德太子。圣德太子（574年2月7日—622年4月8日），日本飞鸟时代皇族人物、政治家，女帝推古朝的改革推行者。大和时代用明二年苏我马子灭物部氏，崇峻五年崇峻天皇遭暗杀，苏我氏外孙女丰御食炊屋姬即位成为推古天皇，由户皇子，也就是圣德太子以皇太子之位辅政。圣德太子辅政后大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制定冠位20阶、颁布宪法17条、采用历法、编修国史、使用天皇名号、兴隆佛教。而学术界公认圣德太子最大的功绩，就是607年派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到当时的中国，建邦交，学习中国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中日进行了第一次真正的官方文化交流。也正是这第一次的文化交流，促使并带动了日本的第一次文明开化。有趣的是，也正是因为圣德太子遣使致送隋朝的国书中所写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句话，中国东面的这个海中岛国，才有了“日本”这个国名。或许也正是因为圣德太子以上的种种历史功绩，1958—1983年间流通使用的日本银行券10，000日圆上的币面人物，就是这个“日出处”的圣德太子。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这样一位政绩卓著的人物，不难想象，正如中国历史的许多著名皇帝一样，身边肯定会有众多能人的辅佐。而这位“志能便”——大伴细人，正是圣德太子身边的能人之一。据记载，圣德太子有着“八耳皇子”的美誉，能同时与10人议事，且圣德太子虽身处皇族，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消息，均了如指掌。究其原因，正是这位大伴细人的功劳。正是这个来自甲贺的男人，充当了圣德太子的耳目，以各种身份出现在各个阶层，收集众多对圣德太子政治势力有用的情报。
或者可以这么说，正因为大伴细人这个“志能便”的功劳，圣德太子可以在改革中明哲保身。何以至此？当时对于圣德太子势力来说，最大的豪族政治势力苏我氏无疑是一大隐患。前面已经提到，苏我马子在用明二年灭了物部氏，紧接着崇峻五年崇峻天皇遭暗杀，苏我氏外孙女继位天皇。这一系列事件不得不让人怀疑这其实是一个已经被设计好的政治阴谋。在那个被豪族政治所控制的时代，在沾染无数鲜血的权力斗争中，即便是作为辅政王的圣德太子，也随时都有人头落地的危险。因此掌握政敌的动向，是与保全自己的地位以及守护自己的权力密切相关的。从这些方面就足可以看出作为圣德太子幕僚的大伴细人情报收集的重要性了。甚至也可以这么说，圣德太子的政治生命，是和大伴细人的工作密不可分的。因此，圣德太子成为日本文献记载中最早使用忍者收集情报，并作为防身之策的政治家。
作为圣德太子的幕僚，这个被称为“志能便”的大伴细人，无疑是忍者雏形，而“志能便”这个名字便是忍者最早的称谓。按照中国的说法，这个神秘到至今都找不到一份画像资料流传的大伴细人，正是忍者这个职业的祖师爷，也可以说是忍者甲贺流的创始人了。之后历史上对于圣德太子派遣伊贺的服部氏族收集情报的记载，便成为服部氏是忍者伊贺流祖先的主要证据了。
另外对于这段历史，还流传着其他说法：圣德太子最大的政治隐患，也是当时最具实力的豪族——苏我马子，是早期使用忍者的一个政治家。但是苏我马子麾下扮演忍者这一角色的幕僚没有“志能便”有名的原因，还是在于苏我氏的幕僚与圣德太子所使用的“志能便”不同，他们主要被派遣作排除动摇苏我豪族权力的政敌之用。这样的定位，相比忍者，不如说是“刺客”来得更贴切。之所以这样牵强附会，也是因为后世对于忍者职能的第一印象——暗杀。虽然苏我氏的忍者之说只是传闻，但在后来史料记载中，却白纸黑字地出现了将忍者作为杀手的事件——同属飞鸟时代的天武天皇时期，一个名叫多胡弥的忍者，在天武天皇与弘文天皇争夺政权的“壬申之乱”中，为天武天皇立下了重要的战功。这段记载，成为忍者作为军事打击力量参加正式战争的最早记录。自此，忍者在“谍报战”中的作用也正式拓展到了“谋略战”中充当打击力量的领域！
所有的一切告诉我们：早在飞鸟时代，忍者就初登历史舞台，他们在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两个职责——情报收集与军事打击也正式确立了下来。作为一个全新的兵种，忍者也真正开始了荣耀与死亡相互伴随的历史之路。
渡来的忍者
通过各种文献中对于大伴细人生平的记载，若将大伴细人看作最早的忍者，那么就不得不将他的出生地——日本的甲贺地区作为忍者乃至忍者文化的发源地。而现在的甲贺地区，正是位于日本地理区划的关西地区的滋贺县一带。
忍者为什么来源于滋贺县？滋贺县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神奇土壤，能孕育出忍者这个神秘而富有传奇色彩的职业呢？不妨走进滋贺县，一探究竟。
滋贺县是日本关西地区，也就是近畿地区的一个县。滋贺县在日本面积最小县的排名中名列第十，在内陆县份中，面积仅大于玉县。全县面积虽小，却拥有全日本面积最大的湖泊——琵琶湖。该湖位于滋贺县中部，占全县面积的1/6。该区域便是日本古代近江国的所在，首府在津市，日本名城安土城和彦根城位于该县境内。
据考证，早期滋贺县的住民大都是来自中国大陆及朝鲜半岛的“渡来人”或“归化人”。
该区域便是史料所记载的日本最早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科技、血缘相汇集融合的地区。
中国向日本的移民，早在中国殷商和春秋战国时代便开始了。主要原因自然是当时的中国诸侯争霸，群雄逐鹿中原，导致战乱频繁，中国北方的齐、鲁、燕、赵的百姓，很多东逃朝鲜，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间接或直接逃至日本。到秦汉时，中国向日本的移民势头更是有增无减。史料有记载：“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至秦朝末年，就连秦始皇的扶苏系和胡亥系皇族都有人先后逃亡日本。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设立四郡直接统治朝鲜北部以后，大批汉人更是从中国本部前往朝鲜四郡移民经商，这些商民的子孙大部分都居留在那里。直至公元313年，在朝鲜半岛的乐浪和带方两郡沦陷后，居住在此的汉人就不得不离开那里，一部分回到故国，一部分向南流动，渡海移民到了日本。日本史籍《日本书纪》中，便记载了许多中国移民由朝鲜半岛而入日本列岛的事例：
应神十四年，是岁，弓月君率120县人自百济到日本。
应神十六年，王仁自百济来，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
应神二十年，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并率己之党类17县人至日本。
应神三十七年，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等经高丽国至吴，令求缝工女，后吴王与工女兄媛、弟媛、吴织、穴织四女以归。
根据日本的民间传说与部分史料记载，中国到日本的外来移民，大都为两大系统，即以弓月君为始祖的秦氏和以阿知使主为始祖的汉氏。人数具体有多少，虽没有精确的统计，但仅据日本史籍《日本书纪》“钦明元年”（公元540年，梁大同六年）条目的记载，便可轻而易举地推测出秦汉时期中国移民定居日本的人数是相当可观的。“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番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户人数，总七千五十三户。”粗略计算一下，如果按照每户5人来计算，仅仅只是弓月君秦氏一族的人数，就达到了305000人以上。如果再加上阿知使主的汉氏，总数可达到六七万人！
也正是这约计六七万的“渡来人”，将农耕、土木建设、陶器烧制、纺织养蚕、金属冶炼、军事谋略乃至佛教等文化技术传入了日本。不仅仅是在文化技术方面，甚至在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这些“渡来人”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东京大学考古学教授江上波夫曾指出：“由绳文文化向弥生文化的过渡是一次质的飞跃，其转变是突发性的。因此，创造弥生文化的并不是日本列岛上原有的绳文文化人，而是当时已经具有高度发达水耕农业技术的外来民族。”这里提到的外来民族，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非当时的华夏移民莫属。所以，日本史学界一致公认：“弥生文化是一种来自中国的文化。”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为了便于学习其文化技术，也为了监视其动向，大和朝廷让这些“渡来人”居住在接近京都的近畿地区，使得当时并不发达的滋贺县、三重县、和歌山县等地方高速发展起来。而这几个县，也正是日后最早大规模涌现出忍者的地区！
这也间接说明：当时在近畿地区，因为“渡来人”的缘故，不光被播种下科技经济高速发展的种子，也孕育了忍者的辉煌历史！随后大伴氏、服部氏等忍者氏族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用间”之术的传播
从圣德太子和大伴细人的关系，我们可以了解到：忍者的最初功用正是情报的搜集与敌方的侦察。可以说，早期的忍者就是以间谍身份存在的特殊兵种。派遣忍者从事间谍活动的手段，即被称之为“用间”之术。
根据一些史料考证，最早应用间谍进行谍报谋略的国家正是古代中国。据说，早在公元前2300年的伏羲时期就已经出现“用间”之术，而到了公元前1900年的黄帝时期，“用间之术”大大地成熟起来。而“用间”之术真正作为兵法基础的重要性被认识的时代，正是公元前500—3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代，中国的两部兵法典籍为今后忍术及忍者的兴起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这便是被称为传世巨著的《六韬》和《孙子兵法》。
忍术权威著作的《万川海集》中不光系统化地记载了忍术的理论基础和技能，也提到了有关忍术思想的起源。文献中明确地记载道：忍术思想的根源，正是来自于《六韬》中。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或《太公兵法》，据传说为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写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略》和《犬韬》六章，而忍术正是源自《龙韬》中的《阴符》和《阴书》。在这两篇中，详细阐述了收集情报与隐秘作战的重要性。所谓“龙以变化不测言，隐现无常”，这句话正为忍术中的变装以及忍者的“用间”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建立了一个范本雏形。
如果说《六韬》只是把“用间”之术的重要性提点出来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便正式将忍术的“用间”作为兵法的基础条件确定下来并加以详尽论述。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孙武特地用整整一章来论述“用间”的方法与重要性。《孙子兵法》的第十三篇《用间》一章，为忍术的出现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为忍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或许也正因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句话，将情报战以学术文字的形式固化为战争的必备因素，也为将来忍者的行动方式奠定了理论基础。
前面已经提到，因为“渡来人”的缘故，日本的文化、科技水平得到了一次质的飞跃，其中也包含了军事与政治谋略方面。随着领主们对战争和政治斗争中情报观念的逐步重视，为近畿地区出现忍者提供了重要条件。
这里要特别提到“渡来人”秦氏一族的始祖弓月君。前面提到“应神十四年，是岁，弓月君率一百二十县人自百济到日本”。六七万移民，为何史料中偏偏挑选了这样一个带着几百人背井离乡的难民？定是基于这个人对于历史发展的独特贡献，在普遍性中，这个人定是具有了其他“渡来人”不曾有的身份背景和技术能力。谈到这里，我们已经很接近真实答案了。
这位弓月君，就是秦始皇第五世孙。作为皇族末裔，他带来的120位“县人”中，自然有部分能征善战负责保护弓月君安全的职业军人。于是，除去纺织锻造等技术外，来自中国的武术与兵法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被近畿地区的居民们一代代发扬继承了下来。现在滋贺县、三重县、和歌山县这几个当年“渡来人”广泛生活的土地上，还有着大量的秦姓人。后来的秦姓氏族中著名的秦河胜，也是最早的忍者主君圣德太子身边的重臣。或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才会流传出大伴细人是秦河胜推荐给圣德太子的说法吧。不管这个传言是真是假，通过各种史料，因“渡来人”才产生了忍者及忍术的结论的确千真万确。以此观之，“用间”之术与忍术的关联，以及后来近畿地区的甲贺与伊贺忍者的大规模出现，也都完全解释得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