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芬的问题在某些层面上，是很典型的她这一代年轻人的普遍问题。家庭的高度期待与控制、父亲的权威形象、无法符合父母期待时的自我失落感和与外界环境无法融合的自我认同混乱……自我认同，追寻失落的自我，一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大课题，但它却以各种面貌混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每天面对而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自我的认同和追寻，就是“存在”的议题。但千万不要以为，生存的意义只有在心理学课本和哲学书籍里才找得到。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处理“存在”的议题，持续周旋而不自知罢了。
当我们和朋友争吵、和情人分手，或是和同事不合的时候，我们除了责怪别人外，偶尔也会反省自己，一旦开始反省时，“我究竟是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便会浮上心头，我们对自己有所质疑，并尝试要更了解自己时，这时自我的认同和追寻之旅于是展开。
从事心理治疗的岁月中，不断有病患对我说：“我完全不了解自己”、“我的生活没意义”、“我一点都不快乐”、“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些人都是在生活中遭逢无法克服的难关，引发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探讨。从经验中，如果他们能够对自己认识愈多，了解自身的限制与潜在的能力，就愈有可能洞知存在的意义。
以哲学角度来探讨心理议题，或以哲学的态度从事心理治疗，并非我的方式，也非我的专长。但若借由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可以让病患获得重新审视自我的机会，则何乐而不为！
仪芬，一个哲学系的研究生，每天接触的，皆是有关逻辑及辩证的理性思维训练，然而这样一套逻辑思考模式对她处理感情似乎派不上用场，在几次感情上栽跟斗之后，她开始对自我认同出现迷惑与怀疑，与外在环境也显得格格不入，最后对生命充满负面评价。愤世嫉俗的她，终究陷入忧郁的旋涡而无法自拔。
当我发觉自己的情况严重到无法控制时，才有了想要看医生寻求外援的念头。事情大约是在一年前吧！当时，我睡不着，食欲不振，一个月体重就掉了十多公斤，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不想去上课，也不想见任何人，甚至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不如死了算了。
不过，在我尝试以死解决自己的问题之前，我还是做了死前的挣扎，我去某个知名的医学中心精神科挂了号。那位精神科医生在问过我的基本资料，知道我是哲学系的学生后，便对我下结论说：“你们学哲学的，就是脑筋想太多了，把问题往牛角上钻了。”就这样，没有所谓的心理分析或治疗，便开药给我。从那次之后，有好一段时间，我不再去看门诊，也不相信什么心理医师了。
当然，我的问题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还一步一步地吞噬我的灵魂。长期失眠严重困扰着我，第一次自杀，就是将近有一个星期没有办法入睡，我怕死了那种感觉，本来应该好好休息的大脑，萦绕着繁乱的思绪。情绪的紧张加上睡眠严重不足，开始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后来接受心理治疗之后，才了解到原来我长久压抑惯了，情绪都不自主地迂回到身体里去了。那时，头痛加上肚子痛，这样的折磨让心里恐慌起来，害怕它会永无宁日。为了压制住这种慌的感觉，可能也想逃脱这种痛苦，我胡乱地拿起手边的药就猛吞，不管是什么种类拿来就吃。最后，在药性的作用下，体力不支昏倒在租屋处的楼梯口，等我醒来，人就已经在医院了。
仪芬当时是从内科门诊转过来的病人，那次的药物过量并未夺走她的生命，她仍然活着，但却也继续受到头痛及肚子痛的折磨。有了之前看精神科医师不良的印象，她只愿意到内科门诊接受治疗。经验老到的内科医生在检查身体后，确定毫无异常的情形下，便建议她还是到精神科看看，还自动帮她挂了我的门诊。就这样，她便开始在我的门诊治疗，也住院接受密集的心理治疗，出了院之后，仍持续每个月一至两次的心理治疗，至今已有一年多了。
刚开始的治疗，并不是很顺利，她对我（或许所有精神科医生）充满了怀疑，在会谈中不时地质疑谈话治疗的效果。同时会谈的气氛亦让她觉得焦虑，她的情绪起伏不定，对我的问话常迂回地回应。前几次的治疗，我倾听她游走在问题的边缘的话语，我突然有个深深的感觉，仪芬之所以念哲学，似乎是想用理性的思维，压制住她内心澎湃纷乱的情绪。当时，我并不急着要她马上把自己的心结及隐藏的心事说出来，让她选择与我闲话家常，谈些生活上、课业上的事，或让她说些她想说的话。有时，她会和我讨论学校教授的哲学课程，刚好有些是我比较熟悉的，这时的治疗像是一场生活对话。就这样经过几次的会谈后，她慢慢地卸下防卫，也间接促成我们之间治疗上重要的信任关系。
治疗结束后，她还告诉我：“我是故意要考考你，看看你是不是像我印象中的精神科医生一样，对我们念哲学的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听了这话，我有些庆幸。幸好她当时并没有一去不回，反而不断回来“测试”我，让我有机会治疗她；让她有机会接受医师的专业治疗，不再缩回防卫的甲壳中。
仪芬的问题在某些层面上，是很典型的她这一代年轻人的普遍问题。家庭的高度期待与控制、父亲的权威形象、无法符合父母期待时的自我失落感、自我认同混乱……我的家庭可说是标准的中产阶级，父亲原本任职于一家事业单位的管理阶层，家中常有一些政要高官来作客。自小学钢琴的我，就得常常在这些叔叔、伯伯、阿姨面前，弹上一曲以娱嘉宾。那时的我，对于这些没有丝毫怨言，反而因为能够得到父亲的嘉许与赞赏而沾沾自喜。在校的功课虽没能名列前茅，但中上的成绩尚可满足父母的期待，让他们对外提起这个女儿时，仍能面上有光。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父亲的调职，我的转学让我的世界完全变了。
小学五年级开始，父亲因工作关系频繁调职，我也跟着不断换学校，才刚适应一个，转眼间又要转到下个学校。学校对我而言，永远是陌生的，同学总是生面孔。国中一年级时，父亲甚至调到屏东县偏远的市镇，这次不再只是陌生环境、陌生同学需要适应的问题，还有城乡生活的差距需要克服。对我是如此，反过来对其他同学更是如此。他们看不惯我说话的方式、我的穿着，甚至我在课堂上主动提问的态度也惹恼他们。我在他们眼中，是个自以为是、高傲、爱表现的学生。
记得转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早上，当我要去上厕所时，突然就被一伙女生堵在厕所内，“你以为你是台北来的学生就了不起哦！”一个发育较快的高个头女生首先发难。
“就是啊！每天穿得跟小公主一样上课。”
“还跩跩的，看你就不顺眼。”
“看我们怎么修理你。”
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数落我，眼看着拳头就要揍过来了，幸好有老师经过，大家才一哄而散。我虽然逃过这一劫，但心中恐惧仍挥之不去，这些人和我还是同班同学，平时就相处在一起。后来，我怕得不敢在人少的时候上厕所，宁愿趁下课人多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排队上厕所，或者索性忍到放学后再回家上。
经过一段时间，我知道不能再这样躲了，以我的个性也没办法长期这样逃避。正值青春期的我，别人找我麻烦，我也不会给别人好脸色看。她们威胁我，难道我就不能反击吗？于是我很“认真地”交朋友，我说的“认真”就是选择强壮的男生当朋友。因为他们可以保护我，但是我并不知道，接着我竟会走上不归路，一条和父母原先规划和期望截然不同的路。
和我这群朋友们在一起时（大部分是男生），当然没人敢欺负我，反而是我们欺负别人的多。大家在一起绝对不是研究功课、做作业，我们的功课是抽烟、喝酒，课外活动就是打架、飙车。没错，那时我们就是同学口中的不良少年，老师眼中的头痛人物。但是在记忆中，我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乖张行径，被老师处罚或学校记过。是我本领高强吗？不是，是我父亲的头衔吓人！这时父亲已转任当时县政府的高官，对外界颇有影响力，所以学校对我惹的事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也从来不告诉家人，只要成绩过得去，他们还都以为我是乖学生。一直到高考落榜，父母才惊觉，他们的女儿不再是心目中的好学生、好孩子了。
从小父亲就教导我们做人要诚实，课本所学的也不外乎是正义、公平、无欺。可是，为什么我在学校或是后来在社会上遇到的，根本是两码子的事。似乎出了家门，就有另外一套行事标准和规则，而我完全不知道，完全在状况外而不自知。
高二时发生一件事，至今我仍印象深刻。那是一次月考，许多同学趁着老师不注意时翻书抄答案。我看在眼里非常气愤，立即站起来对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再考了，许多同学都在作弊，难道我们这些努力念书的人就活该倒霉，这么不公平！”弄得老师一脸尴尬不知如何是好，而同学更是把我当做眼中钉，日后处处排挤我，借机整我。
整个教育体制，就是在这种上行下效的不公中运作，在上者如老师之流，会因为某个学生如我有父亲当靠山而处处袒护；在下的学生们，只因为某人的穿着、打扮、言行举止和她们不一样，就可打人、排挤样样都来。这就是我眼中看到的学校，一个不公不义的地方。做坏事的我因为背景可以幸免，其他同学却遭到处罚或记过，而我最多被告诫“下次不要再捣蛋了”。我想当时我的价值判断早已混淆不清，不知是非为何物了。
仪芬生长在有高期待双亲的家庭中，父母对她的期望很高，相对地管教也十分严苛。父亲是充满权威的角色，无法容许自己的小孩有不同的意见。当仪芬从北部的好学校转到南部乡下，在陌生的环境中，非但得不到昔日师长同学的掌声与认同，反而被排挤、拒绝。这种失落让她内心逐渐出现矛盾，她所选择叛逆的因应方式，却引发更多的不被了解与接纳的痛苦，此时存在的价值已经逐渐混乱。
青春期是她生命历程中的大风暴，她用尽各种叛逆乖张和逾越传统道德的行为，试着解放长期被禁锢的自我。但长久下来，她却付出惨痛代价，而且也寻不回自我。高考的失利更让她彻底否定自己，因为她父亲的眼神露出失望与不解。她崩溃了，她情绪的最后一道防线瓦解了，那段失意的日子她像行尸走肉般地生活着，整个心有如槁木死灰。
落榜后一段时间，仪芬渐渐收拾起千疮百孔的心情，进入社会工作，这段经验让她逐渐和现实接轨，了解到职场是重视学历的。于是，青春期的风暴暂时停歇了，她开始想要重考，重新做个父母期待的小孩，但这一蹉跎就花了整整四年的光阴。此时，她才猛然惊觉自己的灵魂原来已经漂泊这么久了。
后来如愿考上大学，决定选读哲学系，又是另一个忠于自己却违背父母期待的做法。对仪芬而言，念哲学是有相当象征意义，对她生命影响深远的一件事。哲学是门探讨生命、追寻意义的学科，内心风暴刚歇的仪芬一心想要赶快了解自己、找到自我在社会的定位，甚至重新追寻生命未来的方向，选读哲学变成是她的救赎。但是，对她的父母亲而言，他们不解读哲学对仪芬的意义何在，他们仍然以一般社会大众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所以在这一点上，仪芬的选择并未受到肯定，还好此时的她已经可以自我坚定，不再完全任由别人摆布。这时的仪芬，已经学会命运是要自己去走、去闯出来的，太靠别人只会死路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