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支配了这次会议。他说话言简意赅，目的明确，为了达到目的，他总能表现出自己的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布鲁克认为他有杰出的军事头脑，说他每次发言都是以他那敏锐而又准确的洞察力来弄清局势的各种含义，在这方面他比罗斯福和丘吉尔更突出……丘吉尔的特点则是灵感一冒头，就情不自禁地长篇大论，有一次丘吉尔讲得实在太长了，斯大林对此非常反感，但是还是尽可能委婉地问道：“这会还得开多长时间！”……
开罗会议和莫斯科会议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盟国军队在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北非战场以德、意军队的失败而告终；在欧洲战场，苏军已处于转入全面战略反攻的前夕；英、美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退出战争并对德宣战；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中国已坚持了6年多的抗日战争，大量消耗和钳制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陆军主力，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度过了极端艰苦的岁月之后开始进行局部的反攻；美军在攻占所罗门群岛及吉尔伯特群岛后，正准备向马绍尔群岛进攻，以突破日本太平洋的弧形防线。形势的转折给同盟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美国、英国、苏联等主要盟国迫切需要举行首脑级的会议，商讨制定以后的战略计划，并就一些国际问题和筹建战后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意见。
194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主要同盟国的首脑先后举行了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在德黑兰会议之前，苏、美、英三国外长于1943年10月19～30日举行了莫斯科会议，目的是加强主要同盟国之间的了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为召开三国首脑会议作准备。三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分别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此外，三国的一些高级军事参谋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斯大林与丘吉尔会谈的气氛是融洽的。莫斯科外长会议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联合行动加速战争的结束以及战后建立安全制度的《普遍安全宣言》。赫尔提出，鉴于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因此中国应该参加这一宣言的签订。于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字。这样，《普遍安全宣言》成了四国宣言。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另外三个宣言：在意大利建立民主制度的《关于意大利的宣言》，奥地利应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国家的《关于奥地利的宣言》，审判战争罪犯的《关于希特勒分子对于其所犯暴行的责任的宣言》。此外，会议决定在伦敦成立欧洲咨询委员会，以研究战后各国的合作问题。
莫斯科外长会议召开之后不久，主要同盟国政府首脑便决定举行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于1943年11月22～2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罗斯福总统的本意是召开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但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因为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他不愿参加讨论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决定把原来计划召开的一个会议分成两个会来召开。先召开由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然后召开由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
在开罗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曾经踌躇满志地对儿子埃利奥特透露了他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他说：“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将产生的分歧：俄国和英国在欧洲，英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而且我们不妄求。英国在走下坡路，中国仍在18世纪状态中，俄国猜疑我们，而且使得我们也猜疑它。美国是能在世界局势中缔造和平的唯一大国。这是一项巨大的职责，我们实现它的唯一办法是面对面地与这样的人会谈。”
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满怀热情，丘吉尔半心半意，蒋介石则是抱着讨价还价的目的要求罗斯福增加军援。整个会议是关于远东战略问题的辩论。
罗斯福、马歇尔、史迪威极力主张把日本驱逐出缅甸，保证中国陆上国际交通线，加强中国军队的力量，把中国作为最终打败日本陆上主力的重要战场。丘吉尔则否定缅甸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他更不希望由中国和美国人收复缅甸。他认为，打败日本靠海上力量就够了。但是，他不便过于反对罗斯福的意见，因此丘吉尔和蒋介石有条件地同意进行缅甸战役。
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还同蒋介石秘密讨论了远东战后统治安排问题。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在国际保证下，使大连成为苏联可以使用的自由港。根据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向斯大林作出的暗示，蒋介石同意这一安排。
罗斯福总统认为，要中国继续作战来牵制日本军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机场对轰炸日本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开罗会议上，三国首脑签订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会议之后，这份宣言被带到德黑兰会议上，征得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的同意之后，于1943年12月1日公诸于世。
开罗宣言规定，三国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并进而惩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占的所有岛屿，把其侵占中国的领土东北各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使朝鲜自由独立，并坚持日本应当无条件地投降。
1943年11月底，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德黑兰举行首次会晤。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这次会晤“也许象征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世界力量的聚会”。他们商讨了当前的战略和如何在战后确保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会议进行得坦率而友好，这给以后相互间的密切谅解和合作关系带来了希望。
而在此之前，英、苏关系自丘吉尔前一年8月访问莫斯科以后一直很紧张。丘吉尔在当时曾对斯大林说，1942年不会开辟第二战场。继盟国的这一决定之后，经由北路的运输船队给苏联输送的军火也不足。接着出现的事件就是英国海军以十分错误的办法处理了PQ第17号运输船队，丘吉尔将这一事件称为“整个战争期间最凄惨的海军插曲之一”。丘吉尔在7月17日的一封信中声称，要让运输船队停航一个时期，斯大林的反应十分愤慨。他于1942年7月23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对丘吉尔的一次直言不讳而又庄严的抗议，并且是在红军正面临着可能在斯大林格勒遭受惨败的危险而极其需要盟国补给的时刻提出来的。
苏军装备的KV-1“约瑟夫·斯大林”式重型坦克。丘吉尔的访问增进了当时双方的谅解，但是尽管这位首相作出了一次次慷慨激昂的保证，斯大林依然怀疑英国人是在耍尽可能地让苏联人单枪匹马地去抗战的计谋。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迫近，斯大林的疑虑更为加深了，英、苏关系也进一步恶化。当温德尔·威尔基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访问莫斯科时，曾暗示说美国是愿意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但丘吉尔和英国军方人员设置了障碍。温德尔·威尔基一离开苏联，苏联的宣传机构便掀起了一场反英运动。这反映了苏联人对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极度失望的心情。当德国侵略军横扫苏联大地并直逼斯大林格勒时，英国也就成了苏联人遭受失败的随手可牵的替罪羊。斯大林公开宣称，“迄今为至，盟国对苏联的援助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他要求“盟国全面地和及时地履行它们的义务”。盟军在北非一登陆，斯大林立即表示欢迎。丘吉尔事先曾将登陆之事通知了他。对于“完成这一艰巨军事行动的第一流组织者”，他慷慨陈词地表示敬意。不过这还不是过去商定的第二战场。
斯大林格勒战役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使萦绕在斯大林心头的焦虑稍稍得到了一点宽慰。他对盟友的态度也较为亲切了。在北非的战役以及对德国的轰炸表明他们已不再无所作为。但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关键战役临近时，斯大林的焦虑又加深了。苏联方面又一次公开批评盟国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
1943年5月1日，斯大林在他颁布的命令中热情洋溢地赞扬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对此他已向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发出贺电）和对德国的轰炸是“预示着第二战场将在欧洲形成”。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第二战场是他们压倒一切的需要。在德国入侵两周年之际发表的一篇官方声明宣布说，“没有第二战场，想战胜德国是不可能的”。这时有谣传说德国人已经向盟国提出建议，要同它们单独媾和，这些谣言更加深了苏联人的疑虑。斯大林在1943年5月1日的命令中痛斥了德国人关于和平的谈论以及西方新闻界中流传的一些谣言，他说，“只有希特勒军队完全败灭和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才能使欧洲获得和平，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1943年的前几个月，苏联官方提到盟国时态度亲切，可是斯大林给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信却是直言不讳的。他批评英、美拖延在北非的战役，结果使得“德国人已从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本土调出了27个师，包括5个装甲师，到苏德前线”。他对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的建议并不热心，因为它“代替不了在法国的第二战场”。他提醒，盟国曾承认，第二战场在1942年开辟是可能的，在1943年春开辟是肯定有希望的。斯大林在信中强调了至迟在1943初夏开始这一行动的迫切需要。
1943年5月，在库尔斯克进行一场大规模较量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高潮。斯大林迫切地等候着德国人发起进攻。就在这一紧要关头，丘吉尔和罗斯福通知斯大林说，英、美的第二战场不得不推迟到1944年春再开辟。对此，斯大林十分不满。英、美两国在库尔斯克集结的军队和重武器数量远远超过了进军法国的所需量，但是这两个实力强大的工业国却不断地寻找借口推迟这一至关重要的进军。斯大林把最近的这次推迟看作是赤裸裸的不守信用的行为。他在5月24日的信中以强烈的语气说，“我们能否保持对盟国的信任，正处于严重的关头”。
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减轻了斯大林身上的压力。第二战场对苏联来说已不再是个生死攸关的事情了。尽管斯大林对盟国仍然不十分信任，但他还是真诚地谋求同它们达成真正的谅解，因他认为战后和平和世界稳定将取决于三大强国保持团结。主要出于这一原因，他迫切地想早日进行一次会晤。但是他不同意在1943年初会晤的建议，理由是他不能离开莫斯科，不能离开对军事行动的指挥。盟国对这一解释表示怀疑，它们不理解作为最高统帅的斯大林还要亲自指挥苏军的作战行动。到了8月，斯大林表示三国政府首脑会议是“绝对可取的”，并且同意10月份在莫斯科先召开探讨性的外长会议。
但是，1943年秋天，苏、英关系进一步恶化。北路给苏联输送军火的护航运输船队自3月起一直停航。苏联仍急需盟国的供给品。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通过英国大使提出了要运输船队复航的要求。丘吉尔同意派出4支船队，第一支于11月12日起航，不过，同往常一样，他的许诺有各种附带条件。
丘吉尔首相要求放宽对在北部苏联服役的英国海军人员的限制。这一要求触犯了斯大林。斯大林的回电措词激烈，丘吉尔拒绝接受，并亲自把回电退给了苏联大使。斯大林所抱怨的，即在北部苏联服役的英国海军人员已经太多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直率地将自己真实的异议向艾登提了出来。据艾登报告说，斯大林的意见是“假如我方（英国）驻在北部（苏联）的人员当初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的人员，任何这种纠纷本来是不会发生；如果我方人员今后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的人员，我们可以随意增派人员”。
出席雅尔塔会议的苏美英三国的代表在开会协商。10月19日至11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气氛是十分友好的。艾登和科德尔‘赫尔对有此机会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同商讨战后的政策问题感到高兴。会议上达成的一项声明更使赫尔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这是向联合国组织的形成迈出的重要一步。他曾担心苏联在战后可能变得奉行孤立主义，而斯大林对美国也怀有同样的顾虑。艾登和赫尔都报告说，苏联愿意继续同英国和美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
然而，艾登仍旧意识到在欧洲前途问题上有出现冲突的危险。实际上，斯大林已经决定，苏联为其国家的安全必须对整个东欧施加支配性的影响，这是防御从西方、特别是从复活的德国再次来犯的重要屏障。丘吉尔和艾登察觉到欧洲大陆被划分成两个敌对阵营的危险，他们担心苏联对东欧的支配将是统治整个欧洲的第一步。他们把斯大林的政策解释成扩张主义的政策，因而未能理解斯大林为确保西部边境安全和防范德国而冥思苦想的焦虑心情。
1943年10月外长会议期间，艾登曾试图防止这场战后的势力范围的划分。在一次会议中，他给赫尔递了张条子，上面写道，“对不起，占用您的时间，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大问题：欧洲将有两个阵营还是一个阵营。”但是，赫尔并没有就此领悟英国人的关注，尽管美国的看法已经表达过了。
在会议期间，艾登促成斯大林同意在德黑兰举行政府首脑会议。在此以前，斯大林坚持说他不能离开，但是他最后还是同意把德黑兰作为会晤的地点，因为在德黑兰他也可以用电报和电话同莫斯科和前线进行直接联系。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下定了决心要跟盟国建立超友好的关系。10月27日这天，艾登按丘吉尔首相的电示，要求专门同斯大林会晤一次。尽管斯大林当时可能已预料到，艾登带来的信息是第二战场的开辟由于在意大利遇到了无法预测的困难而不得不从春季推迟到夏季，斯大林仍然热情地接待了他。陪同艾登的英国高级官员后来写道，斯大林“一听到艾登保证说这只是个短暂的推迟而并非取消时，便显得十分高兴”。
三巨头会商德黑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