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写人,小说的幽默自然离不开人物性格的幽默。梅子涵也写了许多幽默人物、幽默性格。和许多写儿童幽默性格的作品一样,他也常采取明贬暗褒、人物的外在表现和人物的内在心灵互相映衬的方法。比如《我们的浪漫故事和老郁》。事情本身只是两个中学生在街上和别人打了一架,其中的一个被老师叫去谈话。故事中三个人物:老丹、老郁、“我”。老丹是“我”的同学,老郁是“我”和老丹的老师、班主任。打架老丹是主角,谈话老郁是主角。两件事“我”都参加了,但都处在边缘,但作者恰恰选择了“我”作为叙述者。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边缘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另一方面,“我”的在场又能很好地传达对这两个人物的感受。从“我”的角度看老丹,一个中学生因不满小贩们的哄抬物价也去卖西瓜,因瓜价太低坏了小贩们的生意而遭到小贩们的围打,虽被打歪了鼻子却不肯认输,只说旁边一个卖羊肉串的摊子妨碍了他,使他没能很好地施展他的拳法。中学生去管物价是错位,被打歪了鼻子不认输还只怪没机会施展拳法也是错位,但这错位后面却是人物的正义感,是一个小堂·吉诃德的形象。从“我”的角度看老郁,他得知学生在街上和人打架的情况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问“我”当时有没有上去帮忙,西瓜卖多少钱一斤,亏不亏本,还顺便评论了老丹的拳法。他心里是肯定、赞赏学生的正义的。但作为老师,他不好直接地表现出来。他找并非打架主角的“我”来谈话是例行公事,是避重就轻、明贬暗褒。作品塑造的是一个开明、正直又有点狡黠的老师的形象。作品以调侃、嘲弄的语调写老丹和老郁,虚虚实实,充满叙述的弹性和张力。类似的描写也表现在《双人茶座》《打枪的事》等作品中。
这种调侃、揶揄也会用在叙述者自己身上,形成一种很有幽默感的自嘲语调。
梅子涵:写这个故事的人……这个故事是他用电脑写出的第一个故事。他魄力很大,电脑买来第二天就开始写。可是写完第五章后电脑上却一个字也没有了。中午他就不吃饭。心想,《女儿的故事》没有了,还吃饭干什么。本来晚上是继续不想吃的,可晚上还没有到,肚子已经饿了。他想,还是吃吧。他就把中午没吃的饭和晚上该吃的饭一起吃了。
这是《女儿的故事》中叙述者介绍自己的话,是叙述者的自我解嘲。丢了电脑里的文字就不吃饭,这是一次错位;刚饿了一顿就顶不住,不仅吃了晚饭还把中午没吃的饭一起吃了,这更是一次错位。两次错位都反映着主体的无奈,但妙处在于通过两次有点对应着的错位,人物不仅回到原来的位置,还将由于电脑中文字丢失的烦恼化解了。看出处境的无奈又不沉溺于这种无奈,通过自我解嘲将自己从这种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便显出主体的智慧。如一则关于伊斯兰教圣人穆罕默德的小故事所说的:穆罕默德自夸能用虔信祈祷使山移到面前来。一大堆徒弟围着来看他显示这种本领。他尽管祈祷,山仍是岿然不动。他于是说:“好,山不肯来就穆罕默德,就让穆罕默德去就山吧。”这种用法有些近似保罗·德曼所说的分身法,将自己一分为二。一是现实中的自己,一是感悟到这种矛盾处境的自己。前者是矛盾的、无可奈何的、可笑的,后者是睿智的、超然的、洒脱的。这是一种在自己身上培植滑稽感提炼出来的娱乐同类的能力。能自我解嘲的人常常是智慧的人,推而广之,在整个《女儿的故事》中,作为父亲的“梅子涵”一方面误解到现存教育制度的某些不合理,一方面又顺应这种教育制度,跟着它奔波,按照它的节奏、速度运转,成天哇啦哇啦,客观上成为这一教育制度的共谋者,这本身也是矛盾、不和谐的。这儿同样出现两个“梅子涵”:作为故事人物的“梅子涵”和作为故事作者的梅子涵。作为人物的“梅子涵”矛盾可笑;作为作者的梅子涵,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人物,嘴角露出智慧的微笑。“所以幽默归根结底是不是就成了一种伟大精神和智慧的态度,成了人总是渴望却常感失望的矛盾的缓冲和平衡,成了总有失望而偏能不懈的迷人的冉冉日出。”①梅子涵小说的格调在根基处就是一种智慧者的叙事格调。
①梅子涵:《老丹们的浪漫故事》,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五
沿着感觉、叙述、语体、格调,我们以上对梅子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作品具体的呈现形态及美学方面,但作品的呈现形态及美学特色与其深层意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即已论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呈现在直觉里的对象既是一个创造性的形式,也是作者对世界的新的理解、新的发现。这样,在谈过梅子涵小说的感觉、叙述、语体、格调后,自然会进入对其意蕴的理解。作者小说中探索性的感觉、叙述、语体、格调等是其对生活、对世界探索性的感悟、理解的实现。
梅子涵对儿童小说的探索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从内容开始的。1979年,作者在江苏《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后来给他带来许多声誉的小说《马老师喜欢的》。据说,由于内容的敏感,当时签发这篇稿件的编辑甚至做好了被革职的准备。从现在的观点看,这篇小说无非写了一个罪犯的女儿,写老师对一个父亲是罪犯的学生的关心,将父亲是罪犯的学生与其他同学一视同仁,很平常,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在当时,它确曾是一个极敏感的话题,是一个实实存在的禁区,接触这一话题,突破这一禁区,实实在在地需要勇气。如果说这种突破还主要体现在话题、题材方面,《小路》《走在路上》《嘀嗒、嘀嗒,下小雨了》等则将内容带到少女隐秘的内心世界、兄弟手足情深等这样一些属于普通人性的领域,在走进这些内容的同时就走进了与这些内容相一致的叙述策略。至《蓝鸟》,以意识流的形式表现人物被压抑的潜意识,在内容形式化的同时,形式也内容化了。
梅子涵小说在意蕴方面更进一步的探索表现在对现代都市少年的情绪和生存方式的把握上。在近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中,都市一直是一个最主要的表现空间。这不仅因为它的创作者大都生活在都市,是儿童文学的主要消费者,写都市,写都市儿童生活,自然成了作家和读者的共同追求。还有一个原因,近些年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物质生活而且精神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一些西方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尤其是价值观念正潮流般地涌到中国来,得风气之先者自然也首先在都市,特别是都市里的年轻人。他们不愿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为一个看似光辉但却充满虚伪的理想活着,不再那么因循,不再那么拘谨。他们有意遵循内心时钟的节奏,过得真诚,过得开放,过得自由。这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中也可能包含着负面的东西,但确与上一代的生活划出了界限。梅子涵极为敏锐地把握了这些都市少年的情绪,提炼出“潇洒”这样一个充满时代特征的主题,他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这种主题情绪而展开。比如《双人茶座》。作品主要是一个少年对另一个少年的神吹,吹自己怎样抽烟,怎样和人打架,怎样和父母的管束斗法,怎样和女孩子上咖啡馆等等,但最后又告诉读者,其中的许多内容其实是他想象出来的,并非在生活中真实地发生。并非真实发生又吹得活灵活现,反映着主人公的一种想象,一种期望。这篇作品在构思上虽受到王朔《动物凶猛》（后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影响,但其表现的现代都市一些少年的情绪却很准确。《咖啡馆纪事》提倡少男少女间一种大大方方的交往方式。“如果老丹和毛兰,如果老丹们和毛兰们很偶然地在那儿碰上了,那么他们应该有一种大大方方的风度,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么就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绍,如果可以交谈的话,那么就大大方方地交谈,海阔天空,一直到最后别忘记大大方方地说声再见,说声拜拜。大大方方很重要,大大方方的风度才潇洒。”这种大方、潇洒的态度有时也会扩展到成人,如《我们的浪漫故事和老郁》中的老郁。不过,作者也小心地控制着这种开放、潇洒的“度”。在《双人茶座》中,涵和改一面走着一面吹着他和毛兰一起上咖啡馆的事,但走着走着他们还是及时地停下来。“我对改说,我们往回走吧。这时我们已经走到立交桥了,过了立交桥就是另外一个区,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到另一个区去,那就太远了。”梅子涵是开明的,也是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