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也不是只有潇洒,至少不是在什么时候都潇洒,成人如此,儿童也如此。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期是一个充满了焦虑的年龄。一方面是发自本我的欲望,一方面是来自超我的压制。这压制有些是适应社会也有利于健康的自我形成的必要压制,有些是扭曲人性的不利于人的健康自我形成的额外压制,特别是在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程度增大的现代社会条件下,这样的压制正给成长中的儿童带来越来越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会直接地迅速地传递给成人,首先是传递给他们的父母。于是出现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学习能力增加,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而获得的快乐却不见增加,生活的和谐程度反而降低的怪现象。这或许是人类走进现代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梅子涵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这种矛盾的生存状况,展示了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困惑。我指的主要是《女儿的故事》。这是一部用真实人名写成的作品。《女儿的故事》围绕女儿展开故事,但给人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女儿梅思繁而是父亲梅子涵。这是一个很接近生活中作者本人的人物形象,如在大学教书、是儿童文学作家、生性幽默等。他对现实教育的弊病有很多的了解。比如宝塔式的淘汰制,只有上好的幼儿园才能上好的小学,只有上好的小学才能上好的中学,只有上好的中学才能上好的大学,逼得孩子从幼儿园起就拼命地奋斗。如一窝蜂地补课,成绩差的同学补,成绩好的同学也要补;每天布置很多作业,不到晚上10点钟孩子无法上床休息;对学生不是因材施教,而是面面俱到;考试时看总分,一门成绩不好就考不上大学;如此等等。但在行动上,他却不得不跟着做,做得和别人一样积极。买钢琴,找人给女儿补课,参加各种比赛,天天跟在女儿后面“哇啦哇啦”:“抓紧点,抓紧点小繁子!小繁子你给我抓紧点抓紧点好不好!”“数学!数学!数学是拉分的。”有时,他也怀疑自己是否做得过分,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东西”,但过后还是“仔细点!仔细点!”“数学!数学!”所以这样做,是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国情。“人人都说现在的小孩子没有童年,现在的学生负担太重,但是人人都在继续使他们的小孩没有童年,他们的小孩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够,他们还要领着他们的小孩子乘车到别处读书,到进修学院,到少年科技站读,到黄老师家读,到绿老师家读,到处读,这是为什么?因为存在重点中学,存在区重点和市重点,存在重点大学,存在第一流大学、第二流大学、第三流大学和第四流大学,还有根本不能称大学的大学;存在你考取了大学而他却考不取大学的可能;是因为社会在竞争,什么都在竞争,所以小孩子读书也要竞争”;“你当心高中也考不取,考到别的不是重点的中学去,你站在门口往学校里面看,谁也不会同情你,说,梅思繁,你老可怜的哦,你就进来来继续读吧”;“在事情没有改变之前,你只能这样去读,没有办法的。我就这样让小繁子去读,尽管我很心疼……”这很无奈,但很真实。在“文革”后的儿童文学及相关的评论中,我们看到太多的负面的成人形象。老师简单粗暴,家长不讲道理,只会一个劲地跟在学生或子女后面催读书压作业,剥夺他们玩的权利,使他们失去幸福的童年。而之所以这样,多半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孩子,不是维护自己的尊严便是不懂教育,忘记了自己的童年,或由于落后时代,使自己和孩子间出现了一条代沟。过去是“天下无有不是的父母”,现在是“天下无有不是的孩子”;过去是“上智与下愚不移”,现在是“下智与上愚不移”;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于是鼓动学生顶撞老师,子女顶撞父母,甚至在理论上引申为儿童文学就是解放儿童的文学,就是反对一起规范,就是游戏、解放。真不知这些人在家里是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的。这方面,《女儿的故事》中的“梅子涵”是一个写得很诚实的人物形象。他并非没有看到问题,并非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但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现状。改变到来之前,只能这样去做。“这是中国,不是美国”,等到一切改变过来再去努力,等到孩子明白过来再去努力,早就晚了。“梅子涵”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知道该读书时没有书读的滋味,所以对那些关于大串联不读书好玩、上山下乡好玩的议论颇有些愤怒。“你去问问所有的‘老三届’,所有因‘文化大革命’而没能继续上学读大学人,哪一个不抱怨得要死,不遗憾得要死,不一说起来就‘唉唉’地叹气?”他引导子女全面地认识社会,不是虚饰,不是闭着眼睛把什么说得都好;但也不是见到一点不如意就大喊大叫,恨不得马上就去革命就去造反就去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否则就绝食就跳井就不活了。他很冷静,也很现实,在需要与现实妥协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做出妥协。这远不及那些一味讨好小读者,说儿童文学就是解放儿童的文学,一味在作品中指责家长、老师的人做得有趣,但比他们其实深刻得多,也负责任得多。苏联作家谢尔盖耶夫在《我家房外的青草地》中早就描写过童年原则和社会现实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人的长大就要在某种程度上牺牲童年原则而接受现实原则,这不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正确不正确的问题。现实就是如此,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会以个别小孩子的意志为转移。不理解这一点,只会培养一些小堂·吉诃德,到处挺着长矛战风车,结果不仅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害了儿童文学。
但是,从总体上说,梅子涵小说在意蕴方面的探索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的。借用王国维的话,其“创调”之才似乎更胜于其“创意”之才。作者小说较少对人生的形而上观照,较少有将儿童生活放到整个社会大背景中进行具体描绘的透视深度,即使一些有新意的作品,有时也因为思想上的局限而在稍有突破后便止步不前。上面我们肯定了《女儿的故事》中“梅子涵”这个人物形象,但我们的肯定主要集中在人物的真实性上。换一角度,比如从人物内涵的深广度,从对一个社会的教育制度的理解和反思的深度入手,就会发现这个人物的新意是颇为有限的。作者表现了这个人物善（父爱）后面的“恶”（“不是东西”）,更发掘出这个人物“恶”后面的善（更深的父爱）,引导子女理解社会现实（不如此就考不上重点,考不上好的大学）,这种良苦用心让人感动,但其最后导向是对现实的妥协和顺从。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完全不与现实妥协。作为一个生活在具体现实中的个人,我会在很大程度上认同“梅子涵”,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我还是觉得这儿缺失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即缺少对这个与现实妥协的人物的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批判。黑格尔确曾说过:“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这种“合理”是说它们有存在的依据。在这些依据消失之前,即使反动的、腐朽的、落后的东西也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但黑格尔紧接着又说,“凡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因为合理,所以有希望、有前途,即使现在未成为现实但迟早会取代旧事物成为现实。正因为有后面这句话,黑格尔理论才透出革命性的锋芒,使我们看到希望,看到亮色,不致在理解现实、与现实妥协的时候完全认同现实、接受现实、沉溺现实。现实中国的教育制度,包括《女儿的故事》重点涉及的择校制度——重点幼儿园、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不上重点小学就不容易上重点中学,不上重点中学就很难上重点大学,不上重点大学就找不到好的工作、较难有好的前途,等等,正是这一制度像一条鞭子在后面不断地抽打着孩子,驱使他们从幼儿班起就进入残酷的竞争,整个地失去童年。对人的和谐成长而言,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其为什么能够存在?因为其有现实依据,有人需要它。其中就包括像“梅子涵”这样的家长。“重点学校”制度是劫贫济富,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将国家有限的教育资源向一些重点学校倾斜,大量的经费注入,好的校舍,好的设备,好的教师,好的生源,以确保一部分人受到和大多数人不同的教育,将来在社会结构中占据更重要、更优越的位置。谁能进入这种重点学校呢?表面上看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其实是一种假象。广大的农村就没有这种“重点”,或不可能有与都市同类学校水平相同的“重点”。即使同样在都市,也不是人人平等的。且不说这里有权力的因素,金钱的因素,人情的因素,就是仅从分数的角度看,一个工人、农民家庭的孩子,一个经常要为生计奔波的孩子所受的教育能与一个教授家庭、作家家庭、干部家庭的孩子,一个在学校学了还不够回家还有家庭教师侍候着的孩子所受的教育相比吗?所以,能享受这种“重点学校”制度优惠的主要是一些在权力、金钱、文化方面有优势有特权的人,他们自然也成为这一制度的维护者。据说,前些时一些地方酝酿取消重点学校制度,反对最激烈的首先就是一批家长。我们不知道这些反对者中是否有《女儿的故事》中的“梅子涵”。从故事看,他虽然被女儿的教育搞得有点手忙脚乱,时不时地发点牢骚,但却是这一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他本人是教师,能提供较好的家庭教育;他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在女儿很小的时候给她买钢琴,请家庭教师;他能在女儿并不是特别需要的时候送她上各种补习班;他应该还有各种颇为有力的社会关系,一旦需要就可以调动起来。如果在他的女儿还在读书的时候真的废除重点学校制度,他很可能会从心底感到遗憾和不情愿。当然,问题不在作为人物的“梅子涵”怎样想、怎样做,而在作为作者的梅子涵怎样看、怎样评价。由于缺少对“梅子涵”成为一个对儿童的成长并不十分有利的制度的维护者的可能性缺少警觉和反思,作者对这一人物及围绕这一人物呈现出来的教育制度的揭示是颇为有限的,这也成为这一作品虽给人真实感却总觉不够精明的原因。
对“潇洒主题”的表现也存在类似现象。如《咖啡馆纪事》。这是一篇作者自己颇为看好,在《儿童小说叙事式论》中辟专章分析,评论界也颇关注的作品,但我一直觉得它不是很成功。这种不成功有艺术表现方面的原因,也有作品意蕴方面的原因。小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像戏剧剧本那样交代时间、地点、人物;第二部分是两个少年在咖啡馆相遇、谈话的场景;第三部分是“作者梅子涵附言”,说明自己写这个作品就是要告诉读者,毛兰和老丹、毛兰们和老丹们在那儿偶然相遇了,要“大大方方”。小说的结构很别致,但有几点值得讨论。其一,作品提倡一种“大大方方”的交往方式,但这主要是通过“作者附言”说明的。如果没有这个“说明”,读者是否能感受这一点?读者阅读文学作品,首先关心发生了什么事情,人物作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这儿只有一个场面,没有矛盾冲突,没有事件进展,作者要读者把握的不是人物说的做的内容而是这种说和做的方式本身,这恐怕是一般读者很难做到的。作品的形象也未能很好地将作者要表达的意蕴很好地传达出来。其二,提倡一种“大大方方”的交往方式,而且这种提倡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大人说的:“作为大人,作为老师,作为社会,有必要认可这种由少男少女组成的‘双人茶座’,他们原本是美好的,肮脏的往往是我们的目光,是我们作为成人的理解。”这提倡显然带有很强的理性性质。由于附加的“说明”,意蕴显豁了,但也使理性特征更加强了。前面我们曾谈及梅子涵的小说“才大于情”、“议论胜于描绘”、“智慧大于感性”,这在《咖啡馆纪事》中得到很集中的表现。其三,即使从理性自身的角度说,《咖啡馆纪事》也不是不可挑剔的。说少男少女交往时要大大方方,说成人要认可少男少女的“双人茶座”,这在现实生活中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一个有现实生活意义的内容不一定有多大的美学意义。告诉少男少女在交往时要“大大方方”不是一个美学含量很高的主题。
意蕴层次的局限自然会影响到作者对艺术形式的探索。所以,尽管作者有很强的艺术感受能力,有很强的语言表现能力和创造幽默情趣的能力,许多作品写得很精致,为“文革”后儿童小说可能性的探索作出很重要的成绩,但总觉得于气象上仍有欠缺。这种欠缺或许也是写作儿童小说的人都容易遇到的苦恼,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不是很大、不是很深的领域。但儿童文学确实也能写出很有气象的作品。从这点说,梅子涵遇到的难题也是许多儿童文学创作者共同的难题。
梅子涵主要作品目录:
①《老丹们的浪漫故事》,短篇小说集,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9月。
②《儿童小说叙事式论》,理论专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11月。
③《女儿的故事》,长篇小说,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11月。
④《轻轻的呼吸》,散文集,青岛出版社,1998年1月。
⑤《我的故事讲给你听》,长篇小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8年11月。
⑥《双人茶座》,自选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附:梅子涵访谈录
吴:在儿童文学中,你参加过评奖也得过奖,你对中国儿童文学目前的评奖怎么看?
梅: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我的写作。谢谢你的评价和分析。我写儿童文学很多年了。我现在一直在计划的是,以后我接着怎么写。我不是喜欢写得很多,可是自己却没有很浓烈的激动的那种感觉。我属于有点自尊的。
吴:你熟悉中国儿童文学也熟悉西方儿童文学,二者的差别大吗?主要表现在哪些地方?
梅:这几年我介绍了很多西方的儿童文学给中国的孩子、中国的成年人和儿童文学作家。我一直在写“子涵讲童书”,它们变成了《阅读儿童文学》。这属于我阅读感动的转告。我希望中国的孩子们、成年人和儿童文学作家都能知道这些书,有机会也阅读。他们对儿童文学的阅读要求和写作要求就会提高,中国的儿童文学就有希望更好地发展。儿童文学在欧美诞生得早,发展得出的确比我们好,我们要有“全球化”的姿态,不拒绝看见,不拒绝阅读。
吴:你写儿童文学也写作成人文学,你觉得这二者需要的才能有什么不同?
梅:儿童文学和成年人文学是有区别的。不能说谁难写。都很难。如果我们不想平庸,不想泛滥。它们需要不同的感觉。在不同的感觉之下有的就出现了,有的不会出现。感觉会张扬一些东西,也会拦截一些东西。鲁迅先生写自己的童年故事,可能意识到会被孩子们阅读到,于是他的惯常的很多东西就被拦截了,只余下了美好、有趣,有些伤感,可是很淡,不是令心头特别重。成人文学的写作者应该阅读一些世界的儿童文学,甚至是一些图画书,这样可以学会些角度和克制。不少的成人文学,总是不经意间就跨越了美的横线,飘散了难闻气味。没有增加深刻,只是增加了丑陋。增加丑陋不等于增加深刻,这要搞搞清楚的。
吴:今后有哪些计划?
梅:我会继续努力。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