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济岛？善！大善！”丁松年拈须而赞。
秦隽扬和岳星明、丁松年还有军议司的一众参谋都在看着占据了整整半面墙的《四海平夷图》。《四海平夷图》涵括了勃海、黄海、东海和部分的日本海。它的图幅都采用“写景”画法表示海岛，形象生动，直观易读。海图虽然汉代就已应用，但多只是以近海为主，也没有标明定位、航程和航向的具体数据，不能满足大船队的远航需要。所以它只是简单的地形图。
唐代是中国古代的颠峰时代，航海发展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中外商船频繁航行于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之间。从汉至唐,中国海外交通线已从南亚向西亚延伸。中国前往阿拉伯乃至非洲沿岸国家，已由过去的分段航行实现全程直航，不需再经印度洋沿岸国家换乘阿拉伯商船中转。
广州出发往西南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历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航期缩短至89天（不计沿途停留时间），全程共约14000公里，是8～9世纪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泉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代，繁荣于唐宋。
至于向北的航线，大唐海商所掌握的航线，远远不止日本人所掌握的那三条。从广州、泉州、扬州、登州出发都有直达日本的航线。
如今海州又开辟了一条最佳的航线。海州—济岛—对马岛—长崎。
济岛就是秦隽扬重新命名的儋罗岛。
取意于【左傳•桓十一年】莫敖曰：盍請濟師于王。又賙救也。【易•繫辭】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又相助也。【易•謙卦】天道下濟而光明。
济岛方圆百里，也勉强够屯军养民。原本秦隽扬琢磨着是不是要改叫“中途岛”更为形象，终觉得过于直白。还是采纳了岳星明的建议，改名为济岛。
济岛距海州十一天的航程、距新罗三天航程、距日本五天的航程。
根据《四海平夷图》的标识，海州和济岛还有日本的长崎几乎处于一直线。新罗则处济岛的正北。
“踏浪军”初征济岛时花了十七天才找到，回程几乎就是走一直线，只用了十一天。距新罗和日本的航程是根据“牵星术”和早先的海图推算出来的。
济岛距海州十一天的航程就是跨越黄海。
跨海远航必须具备五个条件——气象、动力、定位、测程和航向。
气象，凭的是船工世代积累的预测天气的知识，根据根据不同的地理、气候特点，总结了一套适用于水上航行的预测天气的方法。并编成谚语，口耳相传。这丝毫无法取巧。这也是秦隽扬要借重海商的原因。
如淮商就有一则准确的预测经验：冬天的风是慢慢地形成的，航行时可以先作准备。盛夏季节的风是突然刮起来的，船只往往会遇难。避免这种海难的方法就是：准备行船的人要五更初起床，如观察到星星和月亮皎洁明亮，从天空四周到跟地面相接的地方没有云，表示适合行船。巳时，船只要停泊，以避暴风。
动力，在帆船时代，动力还是要依靠对季风的了解与使用。“踏浪军”的三大支柱，淮商、福商、广商三大海商一直都是跑新罗和日本的，完全掌握西北太平洋季风规律。海州还没笼络到跑大食的海商，对南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季风规律，还不甚了了。那700余名大食俘虏或许知道，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通过“劳动改造”来洗涤罪恶的灵魂。
在隋代以前，是完全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通往新罗、日本的东北亚航线，船舶去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回时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然而即使是季风季节，风向也是瞬息万变。这也是日本的遣唐使团屡屡失事的原因。但这难不倒唐人。
能够不完全依赖于季风，是因为有先进的科技—测风仪。
汉有铜制测风器“铜凤凰”和“相风铜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测风仪器。“铜凤凰”下安转动装置，受风时向着风，像要起飞，东汉时期的“相风铜乌”则随风而动。
晋代，轻巧的木质相风乌代替了铜制测风器。用木头刻一只乌鸦，尾部插小旗，将这只木乌鸦放在长竿上端或屋顶上，四面可以旋转。如果风从南边刮来，木乌鸦的头就朝南，而尾部的小旗就会向北。
隋、唐代航海繼續使用相風烏以外，还引用了最早的測風旗—“葆”！
“葆”原来是隋唐军旅中使用的，它不僅能測風向，還能根據羽毛（雞羽）被风的程度，大致判斷風速的大小，这是一種雛形風速計。
能准确判断风向，大致判斷風速。就可以巧妙利用中国独特的风帆，即可以或降或转支的平式梯形斜帆，根据风向和风力大小进行调节，使船可驶八面风，保证了不论在何种风向下，都能利用风力。对于顶头风，则发明了走之字形的调帆方法，逆风行船。
以前大唐一直没登济岛，是因为习惯了以流求和新罗作跳板，济岛远离这两条航线。新罗人则因有条新罗的暖洋流刚好经过济岛。但也无法保证中途风向不变，不然那些舢板能在海里泡多久，只有天知道了。
日本能用“猪突”精神闯东海，是因为中国的海岸线够长。只要那种捆绑加上直钉联接的船中途不散架，风帆一拉，总能到达中国的，至于到了以后是活人还是尸体，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可这种胡乱地“猪突”怎么可能准确地“突”到济岛？他们唯一的一次登上济岛是因为遣唐使团遇上了海难，漂流而至。
但光掌握气象和动力，出航犹如“无的之矢”。唐人能在航海上雄视世界各个民族，另有傲人之处：
定位，唐人海商已经利用“重差法”精确测量海上地形地貌。“重差法”由勾股定理发展而成，即利用矩或表进行两次观测，求得海岛之高度与船的距离，来绘制海图。
测程，三国时期《南州异物志》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船头把一木片投入海中，从船首向船尾快跑，看木片是否同时到达，来测算航速航程，这是计程仪的雏型。
唐代规定更具体了，以一天一夜分为十更，用点燃香的枝数计算时间，把木片投入海中，人从船首到船尾，如果人和木片同时到，计算的更数才标准，如人先到叫不上更，木片先到叫过更。一更是三十公里航程。这样便可算出航速和航程。
航向，“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夜则观星，昼则观日。”是指通过对二十八宿和一些恒星进行定量观测，海上航行与天文定位术相结合，利用北极星和太阳为航行定向，解决航向问题。
阴天只能依靠指南针了。指南针又名“司南”。唐人虽已知道指南针的人工磁化方法、磁偏角的发现和指南针的架设方法，但对指南针为什么会指南却没有一点概念——“磁石之指南……莫可原其理！”能这么说，也证明了此人是个严谨的科学家。
早先的文人学者们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对大地形状的认识，提出各种指南针理论。
《吕氏春秋》九卷精通篇就有：“慈招铁，或引之也。”古人称“磁”为“慈”。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并认为：“石是铁的母亲，但石有慈和不慈两种，慈爱的石头能吸引他的子女，不慈的石头就不能吸引了。”
《管氏地理指蒙》，提出如下逻辑：“磁针是铁打磨成的，铁属金，按五行生克说，金生水，而北方属水，因此北方之水是金之子。铁产生于磁石，磁石是受阳气的孕育而产生的，阳气属火，位于南方，因此南方相当于磁针之母。这样，磁针既要眷顾母亲，又要留恋子女，自然就要指向南北方向。”
华夏祖先的这些逻辑确实很可笑，可相比其他的民族还没发现“磁针，铁打磨，指南北。”那就令人崇敬了。
早在南北朝时期，华夏就已知道磁便角的存在，但至唐代这方面的所知还很粗浅。其实不同的地方地磁偏角也不同。在整东北亚地区，磁偏角最大可达6度，一般情况为2－3度。那些海商长年行船在海上，只能根据经验来修正。
海州掌握了这些当代最为先进的科技，那自然不会满足于简陋的海图。习惯于图上作业的路炯和他的参谋们贡献了一项伟大的创举—“航海图”！
《四海平夷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航海图”。它在许多关键地方还标明定位、航向的具体“牵星术”数据，标注有一地到另一地的“更”数，以“更”来精确计量航海距离和航程。
“踏浪军”只在海州休整了五天就再次出发。到了济岛后，它们就会一分为三：广商船队“通”新罗，闽商船队“通”日本，淮商去重新探察济岛北面的鲸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