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征求潘赞化的意见，他听从了她的去向的意愿，“好吧，你有你的道理，你追求的是有意义的事业，我听你的！”玉良竟似孩子一般，破涕笑了，她倒向宽敞的胸膛。
轻软的海风带着丝丝缕缕的咸腥味，从窗口飘了进来。坐在加拿大皇后号邮轮上，玉良心里激动万分，自从考取了留学津贴，她就沉浸在欢乐中，终于踏上了去巴黎的征途，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一九二一年她心中最视为神圣的这个去异国征途的日子。
玉良先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了一个月法语，就以素描成绩优异考进了国立里昂美专。
一九二三年，又转插到巴黎国立美专。这期间，她与中国同学徐悲鸿，邱代明等，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留下足迹和身影。1925年，她结束了巴黎国立美专的学业，插入了罗马国立美专。艺术之都罗马，它以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和丰富的艺术珍藏称著于世界，在这里，她成了高级学术权威琼斯教授的免费学生。1928年，她油画专业毕业，正式考入了琼斯教授所授课的雕塑班。
那时，国内政局不稳，赞化丢掉了海关监督之职，又不能寄钱给玉良，本来就很少的留学津贴，早就时断时续，残酷的现实使得她常饿着肚子上课，零用钱，那就更谈不上了。
1929年的春天，她一连四月未见家信和津贴，一次在课堂上晕了过去，教授和同学们见状不忍，凑钱给她，正在这时，传达员高喊：“中国的张玉良女士，你的汇票！”同学们围拢来一看，是欧亚现代画展评选委员会的，附言：“潘张玉良女士，你的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奖金五千里尔。”毕业考试和答辩都已进行过了，即将举行毕业仪式时，玉良与在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不期而遇。异国重逢，她无比激动，一把抱住老校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只是泪花。当下，刘校长给玉良写了聘书，回国后，聘任她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九年的异国他乡的飘泊，历尽艰辛，带着圆满和喜悦，她回国了，心说不出的高兴。
“呜……”一声悠扬的笛哨，船在吴淤口港靠岸了，赞化一步跨进船舱，二人久别又重圆了。
两个月后，王济远先生为潘玉良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开幕了。
展品两百多件，震动了中国画坛《申报》发了专题消息，刘校长从罗马发来电报祝贺。
这时，玉良的留法同学徐悲鸿，以中大艺术系主任身份向她发出聘请，请她去“中大”执教。
1932年，玉良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游欧回国的刘校长亲临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了，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维妙维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可老校长话锋一转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玉良受到了震动，她认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而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
1936年她举办个人第五次美展，也是她在祖国土地上最后一次画展《人力壮士》赢得了最高荣誉，但不料在收展时，在《人力壮士》那张画上，贴上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又给玉良心上重重一击！
画展刚刚结束，玉良心上的伤痛还未平复，就开始了授课，这天，她突然接到赞化的电话，大夫人来了。她回家里，听到大夫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主小卑，千古常理，不要以为当了教授就可以同我平起平坐……”赞化无奈他说“嗨呀！你……”玉良思前想后，又不由同情赞化来，“倒是难了他呢！”于是她心软了，屈服了，她急步走进屋里，对着大夫人双膝跪了下来。
怎么办？到哪里才能彻底挣脱缚绑自己的绳索呢？这时，她又想到了曾经奋斗过的地方。
玉良又坐上了加拿大皇后号邮轮。海在抖，浪在翻。离开了赞化，离开故土，她又来到巴黎，仍旧住米斯太太家，这异国的女人。待人极为热情和纯朴。她们相处得很融洽。她有时去去大学弥尔画苑作画、雕塑；有时到郊外写生。得到好作品就自己珍藏起来，只出售一些平庸之画维持生活。
不久，她在“中大”的学生王守义来到巴黎，专程找到了玉良：玉守义是同中国乐园的主持李林先生一起来的，想让玉良承订一座格鲁赛先生的雕像，报酬六千法郎，时间三个月，玉良答应了。为了这尊雕像，她花费了不少心血，作品完成后，按合同规定，须鉴赏家审定，鉴赏权威那赛夫先生看完了作品说：“潘夫人，谢谢您！这座格氏雕像，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我是格鲁赛先生生前好友，他的形象我永远忘却不了，我感谢您这灵巧木笔，再现了他庄严的学者风度和永远谦和的品格，真是栩栩如生，好极了！我们博物馆决定收藏它。”玉良顷刻觉得心里凉爽和甜润，脸上绽出宜人的红润，那赛夫先生又试探地问：
“夫人，能让我欣赏您的其他作品吗？”
玉良说：“请吧！”他们走进了玉良的工作室，名曰陈列室，那赛夫走进来后，惊讶了，他兴奋他说：“这就象藏匿在深谷的一朵意大利黑色郁金香，独具神韵。一旦被识者发现，就要让艺坛惊倒！”
1938年初的一个睛天，玉良去看一次画展，她正看着一幅画，一个小报童的叫卖声传来：“号外！号外！日军占了中国首都南京！”玉良的心抖了一下，仿佛它已从胸腔跌落尘埃，身子顿觉空了，轻飘飘的。
这天晚上，她彻夜未眠，在悲愤中完成了一尊雕塑草坯《中国女诗人》南京陷落后，玉良与赞化失去联系，她痛苦万分，多亏王守义常与她在一起，使她得到安慰。
一次，她与王守义去纳赛河写生，王守义向她提出求爱的要求，玉良叹了口气说：“你太了解我了！我只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比你大十二岁，且我已早成了家呀！”“不！你是在骗我，也骗你自己，我虽然不了解你最早留法的原因，但我知道你第二次来巴黎是决定不再回去的，你有痛苦，有难言之隐，有不幸，这是瞒不了爱你爱得强烈的人！”玉良身子微微一抖，眼眶红润，但她尽量克制不让泪水溢了出来，她苦笑了一下，回答他说：“朋友，我不讳言，我有痛苦，但也有宽慰，那就是赞化和我真诚相爱，我虽然和他隔着异国他乡，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还要回他的身边。”
王守义眼泪夺眶而出，声音颤抖地对玉良说：“好姐姐，你！原谅我吧！”玉良又说：“都怨我不好，惹你伤心，好兄弟，你恨我吧？”1950年，玉良去瑞士、意大利、希腊、比利时4国巡回画展，历时9个多月，获得了一枚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的艺术圣诞奖章。当她胜利回到巴黎时，在《晚邮报》上看到了一则消息：“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玉良的眼睛湿润了，是激动？还是乡情？
这时恰好李林先生颤巍巍地走来，握住玉良的手说：“潘夫人，祝你画展成功，也祝你被选为巴黎中国艺术学会会长！”晚上回到住处，玉良又见到了赞化从中国寄来的信，赞化介绍了祖国解放后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希望她早日回国！此时此刻，她说不出有多激动，有多高兴，她顾不上疲劳，立即给赞化写了回信。
玉良向往着飞回祖国，但她为她画展准备的作品，不得不花费她更大的精力，她全力投入创作。生活在演变中，赞化的书信慢慢少了，有时只有三言两语的客套话。什么汇款收到了，家中还好。谢谢你的支持”，望善自保重”，“政府英明，给我照顾”等等之类。后来竟长时间没了音信。发生了不幸？他有难言之隐？不测风云？她联想到近来法国报纸上常常刊载中国清洗知识分子的消息，心里一阵悸动！
有一天，王守义给她送来一张报纸，第4版上有则醒目的消息：“中共清洗知识分子，艺术家刘海粟以右派罪名清洗。”玉良仿佛一下子坠入了五里雾中，何谓“右派？”她不明白，清洗又是怎么回事，为何要清洗知识分子？她也搞不清，她理不开这团乱麻，她只相信刘校长是大好人。她即给赞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了不少问题，信寄出去后，她翘首望着亲人的回信。
1958年8月，“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多尔赛画廊开幕。展出了她多年来珍藏的作品，雕塑《张大千头像》、《矿工》《王义胸像》、《中国女诗入》，仙画《塞纳河畔》、水彩画《浴后》等等。刊印了特刊，出版了画册。展览未闭幕，展品除自藏未标价外，均订购一空。巴黎市政府购藏十六件，国家教育部，市立东方美术馆都有收藏。更引人注目的是国立现代美术馆购藏了雕塑《张大大千头像》和水彩画《浴后》报纸和艺术刊物都争相撰文评价。她的汗水没有白流，她的辛苦没有白费，她的心血没有白费，她成功了！
美展宴会归来，画桌上摆着赞化的一封来信，她的手颤抖着拆读起来。当她读到“刘海粟是右派，右派即是敌人，你我均应与其划清敌我界限”时，玉良的心碎了，顿时两手透底冰凉，她的头显得膨胀，她万万没想到，赞化会讲她最尊重的校长是敌人！
她又继续读下去：“来信预告美展有成功之望，将实现你之积45年之理想，当祝当贺！
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当然是人生快事。不过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不宜作长途旅行，况你乃年近六旬的老媪，怎经得长途颠簸和受寒冷，还是待来春成行为好……”读到这里。她什么都明白了，她领悟了赞化措词的用心，现在不宜回国，这是赞化信中的核心，也是他急切要表达而又不便表达的内涵，一柄利剑，砍在她的心口上，她全身感到一阵痛苦的颤憟，她无力地倒在沙发上。
1959年，巴黎大学把它设置的多尔利奖，奖给了张玉良，这在巴黎大学的奖励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巴黎市市长亲自主持授奖仪式，把银盾、奖章、奖状和一小星型佩章授给了她。晚上回到住处，张玉良写了两封信，一封信给刘海粟先生，一封给赞化，她取出一张照片，背面写上，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利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市长留影。赞化兄惠存。
玉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她希望这两封信能寄到刘校长和赞化手中，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公元1964年，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承认，建立了外交关系。一天，一位叫王萍的女士专程来到玉良的住处，她代表大使馆来看望张玉良，这时玉良才知道赞化于1959年7月离开人世。一场平地而起的风暴，把玉良的归乡梦再次打碎了！
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次王萍又来玉良住所，她捎来了周总理传来的信息：“祖国理解你的心情，也诚挚地欢迎你回去，什么时侯回国？总理有考虑，由我们安排。”一晃又是10年，中国结束了动乱，王萍又专程到医院看望病床上的张玉良，并向她报告了喜讯，错划的右派得以平反改正，她的老校长刘海粟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院长。
玉良颤抖抖地从胸前口袋里掏出怀表，又从脖子上取下嵌有她同赞化台影的项链，放到守护在她身旁的王守义的身上，用尽最大的气力说：“兄弟，多少年来，有劳你照应，现在我不行了，我……还有一件事相托。”守义贴近她的嘴，她费力他说：“兄弟，这两祥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张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祖国……拜托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她的眼睛在嘴唇无声地蠕动中闭上了。就像束灿烂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
哀痛的堤坝破了，病室被啜泣声淹没。
“呜——！”塞纳河鸣起了长声的汽笛，象是有意为这位举世闻名的女艺术家而寄托悲哀。
“嗡——！嗡——！”圣母院撞响了沉重悠远的钟声，它也有意配合汽笛的长呜，节奏悠扬而委婉，寄托着一种莫名的幽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