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艾布·努瓦斯不同，他写的是饮酒诗，不是艾布·努瓦斯的咏酒诗。所谓“出世之酒”是对人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一种矛盾的表达。李白饮酒而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人世不能，出世不忍的一种心理状态之间。他借酒浇愁，想“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但往往事与愿违，“举杯消愁愁更愁”。即使他想“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搏空对月”，也只能在得意之时，而他失意时只好借饮酒宣泄心中的苦闷，在醉酒中追求一种暂时的精神解脱。与李白甚为友善的杜甫也规劝李白：“痛饮狂欢空度日，飞扬跋为谁雄？”（《赠李白》）是说李白如果如此恣意醉饮下去，那么李白在《大鹏赋》中所流露的大鹏那种飞扬跋启的英雄气概就会不复存在了。李白在《将进酒》一诗中写道“钟鼓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诗中以“五花马”、“千金裘”换酒，非实写，但因对自己境遇不满，怀才不遇的失落，而愿与友人“同销万古愁”却是真。李白对酒的依恋愈来愈大，和残酷的现实使他壮志难酬，理想破灭，屡受挫折，有着极大的关系。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诗中，由寒夜独饮有感而发，表示出自己对遭谗受谤的愤怒。当李白心灰意懒之时，从酒中得到的解脱却与他自己永久不得志的痛苦难以调和。李白饮酒诗中出世与人世的矛盾远比他及时行乐的思想更复杂，不能以享乐主义一词以蔽之。
阿拉伯文化与李白
阿拉伯文化与李白产生不解之缘，并不始自今日。有关李白家世的原始史料主要源于唐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二者记载的共同点：第一，李白先世为陇西成纪人（先祖为汉将军李广）。第二，李白为凉武昭王李局九世孙（即与李唐王室同宗）。第三，李白先世曾流寓西域。第四，李白家氏于唐中宗神龙初年迁回蜀地。其中第三点，即李白先世曾流寓西域，成为自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开始学者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
1926年5月10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李宜深《李白的籍贯与生地》一文，通过对李白生卒年月的考证，断定“太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窜）的地方。”其出生地“是在碎叶”。1935年1月《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一期发表了陈寅格的《李太白氏族之疑问》一文。文中提出：“是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也”的论断，并进一步指出李白先世“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注1】。1936年3月《逸经》第一期又发表了胡怀深的《李太白的国籍问题》一文，进一步指出：“李白的先世曾寓居在咀逻私（怛逻斯）城的南面十余里，是突厥化的中国人。”“而且‘突厥化’的程度是很深的。”【注2】同年8月，《逸经》第十一期又发表胡怀深的《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它》一文，进一步指出李白先世本是中国人，后为突厥所掠。“李白先世所流寓的地方，疑是在呾逻私城南面十余里的地方。”其具体位置在素叶（即碎叶）之西八百五十里。同年11月，《逸经》第十七期又发表了幽谷的《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支持胡怀深之说，并从李白诗歌的风格、草和蕃书、懂得景教经典及仪节、给儿子取怪名、爱好流浪和决斗等性格，断定李白是“从碎叶突厥家庭中出来的”。陈寅惜提出的李白为“西域胡人”的观点后来得到詹镁的赞同和发挥（《李白家世考异》见《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1957年）。近年，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也持“异族说”（《李白的出生地与家世》，见《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下集）。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认定，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其位置在今哈萨克（当为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异族说响应者众。综上所述，李白的先世在数代以前就已经胡化，或者根本就是西域胡人，李白出生于西域的中亚碎叶，均是当前的热点问题。
李白生于这样一个商胡【注3】之家，五岁时人蜀，幼年所受教育中外兼而有之。在供奉翰林期间，他以胡语文起草和蕃书，就说明这一点。他五岁前的幼年是生活在中亚丝绸之路上“诸国商胡杂居”的碎叶城，西域文化会在其头脑中的潜意识里留下印迹，中亚的风俗人情也会对他的行为产生影响。陈寅恪先生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文中，多次强调人的一种思想和风格的形成与“环境之熏习，家世之遗传”有很大关系。李白诗酒风流的思想和风格的形成，恰恰与这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指出：“童年早期的经验，对其性格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命运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注4】即是说儿童期的经验是成人个性区别的根本来源他甚至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在7岁或8岁时就几乎完全形成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不可能再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注5】由此看来，李白五岁前在碎叶的生活与他日后的诗歌写作是有很大关系的，本文着重阐释他和他的饮酒诗与阿拉伯文化的渊源关系。
李白的先世流寓之地或说是中亚呾逻私（即怛逻斯），或说是碎叶，据说二地相去850里。所谓“中亚”，现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及阿富汗、伊朗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的广大地区。隋唐时代的中亚有许多小国，公元657年（唐显庆二年）前基本由西突厥控制。唐平定西突厥以后，公元658年唐高宗派设都督府、州等机构，中亚广大地区开始置于唐朝控制之下。阿拉伯楼马亚王朝（661年～750年，唐代史籍称之为白衣大食）在征服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后继续向东扩张，中亚诸小国纷纷向唐朝求援。双方对这些小国纷纷施加武力影响。750年，阿蒲罗拔（750年～754年）灭楼马亚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750年～1258年，唐代史籍称之为黑衣大食），其政治中心从大马士革移到巴格达，并更加关注东方。终于唐朝和阿拔斯为扩大、巩固在中亚的影响力，双方在位于怛逻斯河畔，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一带展开一场大战。史学界一般认为，怛逻斯之战导致了唐朝在中亚势力的削弱，阿拔斯开始在中亚取得优势地位。至于这一地区的文化影响，在中亚汉文化的影响本来就不及波斯（现伊朗）文化的影响大。后来伊斯兰文化在中亚占据优势，主要是由于中亚伊朗与后来迁入的突厥族普遍接受了伊斯兰文化的缘故。白寿彝先生指出：“但逻斯城是现在Talas水Aulieata，是唐时很繁荣的一个城镇，那时大食在东方的势力，一直可以达到这个地方。由这里西进，可以经由波斯，到大食的首都。这是中国大食间，经由现在的北疆、中亚细亚以相往还的陆上通路。”【注6】无论碎叶距离但逻斯有多远，它肯定比但逻斯接受的阿拉伯文化影响要大。李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到五岁，其各方面的烙印会是很深的。
李白生活的时代正是阿拉伯帝国开疆拓土，努力传播伊斯兰文化的时代。阿拉伯是个新兴的大国，它的文化势能相对比较低，因此，在它武力征服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异域高势能文化的营养。除却周边的希腊文化、印度文化、希伯来文化、中国文化以外，对阿拉伯文化的形成起到最大作用的是波斯文化。著名埃及文化史家艾哈迈德·爱敏在《阿拉伯文化的黎明时期》一书中指出：“阿拉伯人受波斯文学的影响特别深，因为波斯帝国已被消灭，成为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阿拉伯人亲睹波斯人的社会生活，并知道了很多东西。对波斯人的文学很容易了解，很容易接受。”【注7】同样，波斯人将耽于酒色的浮华享乐风气传给了阿拉伯人，“交给人们如何通过古老的波斯文化给予的艺术方法去追求享乐，而不是用阿拉伯人所熟悉的天真纯朴的方法”【注8】。埃及当代著名评论家塔哈·侯赛因曾应邀于1932年在黎巴嫩所做的一次学术讲演《阿拉伯文学及其在世界几大文学中的地位》中宣称：“我并不否认，波斯人的确对阿拉伯生活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往往是极为恶劣的。……我们向波斯学会了吃喝玩乐，穿着打扮；学会了大兴土木，修筑亭台楼阁；还学会了如何消愁解闷，嬉戏娱乐。”【注9】尽管他在这一问题的提出与论证上，都有片面、空泛或武断之嫌，没有对波斯给予阿拉伯的正面影响以肯定，但是阿拉伯这样一个原来处于蒙昧时期，生活于草原、沙漠上的游牧民族变成一个懂得贵族生活享受、成为世界三大文化之一的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创造者，波斯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是不能忽视的。在这种文化氛围里，李白取得了文化认同。
阿拉伯人自古就饮酒，并歌咏酒。阿拉伯文学史上自蒙昧时期始几乎没有不提到酒的诗人。如塔拉法（543～569）、昂泰拉（525～615）、大艾尔萨（530～629）等，都写了不少有关酒的著名诗句。伊斯兰时期，由于《古兰经》和《圣训》的内容都不提倡饮酒，所以尽管仍有人在偷偷摸摸地违禁饮酒，但有关饮酒的诗歌还是暂时销声匿迹了。当楼马亚王朝国家稳定时，某些哈里发开始嗜酒，但其行为仍然处于半隐蔽半公开状态。当人们对饮酒仍投以诧异、鄙夷和不屑一顾的目光时，有些得宠于哈里发的颂酒诗人，如艾赫塔勒（640～710）不仅公开纵情豪饮，而且为酒大唱颂歌。当沃利德·本·叶齐德（708～743）成为那些酗酒纵歌、公开不信教、不信神的诗人首领时，颂酒诗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李白生活在深受阿拉伯酒文化影响的碎叶时，对酒和饮酒肯定没有什么陌生感了。李白与酒的关系除受阿拉伯酒文化的影响外，与中国酒文化的影响也分不开。中国古人也饮酒，以至于到了魏晋时就成为名士的一种风度，“青梅煮酒论英雄”才是文人的雅兴，才有韵味。唐代的诗人嗜酒者众，关于酒的典故佳话也不少，于是形成了独特的唐代酒文化氛围。在这双重酒文化的濡染之下，李白与酒形成多重关系。除范传正说李白“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李公新墓碑并序》），即借酒浇愁的作用以外，也是李白人生的一种需要。因为饮酒也是一种物质享受，可以带给人精神的愉悦。李白在饮酒诗中对此多有论及。饮酒还能激发人的豪情，鼓舞人的精神，刺激人的兴奋点，李白饮酒诗中也表现得很充分。如果说咏酒诗在艾布·努瓦斯笔下才成为阿拉伯文学史上的一个完整、独立的文学种类的话，那么，李白将饮酒诗推向了极致，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有的风格和气度。
阿拉伯人中的绝大部分是贝都因人，他们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尤其是贝都因人的性格，是在沙漠和旷野上陶冶而成的。囿于沙漠艰难的生存条件，滋长了他们的个人主义精神。因为生存状态的危险，敌人、野兽、灾难等时时存在，养成了他们尚武与骁勇的性格。长期在旷野上驰骋，使阿拉伯人性格豁达开朗，散漫而不受约束，需要自由，追求独立，不在任何压迫和厄运面前低头，也不屈从于任何的法律和制度。他们虽然生活在广阔的天地之间，但危机四伏，因而滋长了一种豪侠气概和强烈的荣誉感。他们慷慨好客、乐于助人，敢于维护正义。李白生于碎叶的家世和胡人血统，使他生就一种傲岸不羁的性格，以致人们说他：“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他“十五好剑术”，在大匡山读书学剑近十年，崇尚历史上那些解急排难、轻死重义的侠客。二十四岁“辞亲去国，仗剑远游”。后来他移居东鲁，又自称是“学剑来山东”，在金陵扬州，又广结游侠少年，仗义疏财。可见他对游侠生活的热衷和内在的尚武精神与豪侠气概。他一生中常常“高冠佩雄剑”，“锦带横龙泉”。有时他“抽剑步霜月，夜行空庭遍”，（《江夏寄汉阳辅录事》），有时他“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直至他临去世那年，遇上其从甥高镇，因贫病交加，只得将腰间宝剑换酒。可见他一生爱剑、喜剑之甚，颇有阿拉伯人尚武、骁勇之风。
李白的父亲因是商胡而无汉族姓氏，人蜀后指着李树宣称自己姓李，按习惯人称之为客，所以名李客。李白更没有汉族姓名当地人称之为蛮婆，【注10】李白字太白，太白金星即启明星，李白原名就是启明星的意思。李白之妹取名月圆，之子名为明月奴。这种对星、月的崇尚，明显具有中亚民族的特点。李白的这种家世与胡人血统，使他生就一副与古书中记载的“碧眼胡僧”差不多的面孔：“眸子炯然，哆如饿虎。”这是亲眼见过李白的魏颢在《李翰林草堂集序》中所描写的李白容貌，自然是符合实际的，绝不会是凭空想象。李白这种家世使他通胡语，自幼年即受到“中西语文兼而有之”的良好教育，因此才使他在供奉翰林期间有起草和蕃书之举。
不难看出，无论是李白家世、血统、出生地，还是其与酒文化的生死之缘，以及他豪侠善游、酷爱自由、不愿受约束等性格，无不说明他和阿拉伯文化有着潜移默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角度分析，他与艾布·努瓦斯对饮酒的共同嗜好，不能说没有共同的基础，其实那就是阿拉伯文化，只不过李白生活在西域时的阿拉伯文化尚无太多的伊斯兰色彩和内涵而已。因此，如果说李白诗中偶尔躁动着一个不安的阿拉伯诗魂，而内心却永远深藏着一个追求自然、宁静和淡雅的中国灵魂，该不过分。
2.妙趣横生的寓言——《卡里莱和笛木乃》与中国皇帝
伊本·穆格法的“动物情结”
《卡里莱和笛木乃》和《古兰经》堪称是阿拉伯文学的“双璧”。《古兰经》以优美的散文使伊斯兰文化在世界许多地区大行其道，《卡里莱和笛木乃》以动人的寓言使印度古代《五卷书》中的故事传遍亚洲、欧洲和非洲。《卡里莱和笛木乃》的德文译者佛尔夫说：“除了《圣经》以外，这部书要算译成全世界各种语言最多的了。”【注11】它以巨大的世界影响成为阿拉伯散文学的瑰宝。
【注1：《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4年，第11、12页】
【注2：《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4年，第17页。】
【注3：“商胡”一般指唐代西域商人。主要包括波斯人、大食人、回给人、粟特人和犹太人等。】
【注4：〔美〕埃里希·弗洛姆著，申荷永译：《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注5：《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6页。】
【注6：白寿彝：《中国古教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注7：《东方文学专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96页。】
【注8：艾哈迈德·爱敏著，郅溥浩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70页～171页。】
【注9：《东方文学专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1页。】
【注10：参见刘崇德著《李白》，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页。】
【注11：温德尼兹著，金克木译：《印度文学和世界文学》，载《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