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驻地——蟠龙镇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前身。为满足华北前线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需要，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转移到晋东南前线办学，归八路军总部指挥。抗大总校由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从陕北开赴前线，但因汾河水涨，敌人又在大举进攻晋东南，不得不改道晋察冀，到达灵寿县陈庄，又于1940年2月，由晋察冀军区组成的南下支队护送，辗转来到武乡，与此前由何长工率部来到晋东南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直接接受八路军总部的领导。校总部驻扎在距总部不远的蟠龙镇，对外番号为“青年抗日联合纵队”，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训练部部长王智涛。
当时，总校下设3个分校，一分校刚刚从晋东南开往山东，二分校设在晋察冀，三分校设在延安。各分校都由总校与各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双重管理。在之后的一年里，又分别在苏北和太行建立了第五分校、第六分校。
蟠龙镇是武乡四大镇之一，村大便于较大的机关驻扎，再加上交通条件便利，又距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峪较近，只有10里，便于联系工作，也方便邀请总部领导来讲政治和抗战形势等。抗大总校到达蟠龙镇后，校部机关驻扎在原义昌家，训练部设在镇中心的法云寺。总校采用军事编制，下属四个团：第一团团长苏振华，政治委员王赤军，政治处主任张力雄；第二团团长郭林祥，政治委员杨光池，政治处主任傅祟碧；第三团团长刘忠，政治委员黄志勇，副团长聂凤智，政治处主任张昌大；第四团团长罗华生，政治委员穰明德，副团长洪学智，政治处主任何善元。
在总校到蟠龙之前的1939年12月底第五期学员全部毕业，总校来到蟠龙后，立即着手进行招生工作，在4个团的基础上，又新招收一个特科大队和两个直属女生队，特科大队大队长刘鼎，副大队长邓国卿，政治处主任铁坚。加上原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千余学员合并进来，第六期学员共4900多人，分散驻扎在蟠龙周边的村庄。
4月15日，抗大总校第六期在武乡县蟠龙镇南的河滩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仪式。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野战政治部傅钟主任都出席了开学典礼，并作了指示。朱德总司令鼓励同学们说：“你们这一期比以往任何一期都幸福，能够直接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来受教育，接触更多的实际。希望你们继续发扬前五期的光荣成绩，努力学习，吃苦耐劳。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学校，它的任务是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要求大家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在毕业以后积极参加部队工作，下决心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前进。”
平时，总校各团以连为单位在驻地村庄上课、生产、练武；重大节日或聚会，在总校校部蟠龙镇活动。当时抗大师生，不仅克服了给养的种种困难，保证了自己生存发展，同时还尽可能帮助地方的工作，如宪政运动、社会文化教育、武装建设与训练等，这对于推动根据地的建设起到很大的作用。总校的政治、军事教员轮流到各学员队去讲课，总校领导经常不断地深入到各团、营、连、队去检查指导工作。5月4日，抗大总校与鲁迅艺术学校的学员联合在蟠龙镇举办了规模盛大的“五四”青年节纪念活动。6月1日，总校在蟠龙镇南河滩举行了纪念抗大成立四周年庆祝大会，会场中央挂着“迎滕送罗”的巨幅横标。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了罗瑞卿、滕代远的任命：罗瑞卿副校长调任野战政治部（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滕代远继任副校长之职。
6月下旬，日军开始对武乡地区进行“扫荡”，蟠龙镇位于武东交通要道，为保证抗大教学不受影响，总校机关离开蟠龙镇，移驻石瓮村。
（第二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驻地——石瓮村
1940年6月下旬，日军对武乡地区进行“扫荡”，为保证抗大教学不受影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机关离开蟠龙镇，移驻石瓮村；驻扎在白家庄村的抗大政治部也同时来到石瓮村。总校校部及政治部、训练部等机关驻扎在张凤河家，总校首长滕代远、何长工、张继春住在张太宏家。
石瓮村东依太行山，地形隐蔽，又便于撤退，一旦日军袭击，可以在短时间内藏进深山。当时，太行抗日根据地十分困难，学员们一连数月只能吃高粱、荞麦和黑豆。特别是黑豆，原本是喂牲口的饲料，加之缺少石磨，只能用石碾压一压，吃后肚子发胀，难以消化。尽管如此，抗大的教职学员还得把它当做主食，不仅做饭用黑豆，做菜也是黑豆，致使许多人患了胃病。即使是这样的粗粮也不是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经常要到距离学校驻地几十里以外的抗日游击区或接敌区去背。抗大后勤部门要预先派人去收购，并在长达130公里的交通线上设置十几个粮站，布置武装掩护转运。为此，校务部专门成立了购粮委员会，统一划分地区，组织购粮工作队，负责采购与收集，而后再通知大家去背。为了背粮，有时甚至要停课。
为解决做饭烧柴的困难，尽管村里的老乡们不断地送些柴火来，但他们知道老乡们的时间非常紧，又要种地，又要站岗，又要坚壁清野，还要进行民兵训练，他们坚持不要老乡的柴火。总校后勤部门为此经常组织大家上山砍柴，自己解决柴火问题。有一次一位学员在砍柴时误砍了漆树，致使许多人都中了毒，皮肤过敏，有的全身红肿，连衣裤都穿不上。尽管生活十分困难，抗大学员仍然坚持政治、文化、军事理论学习，坚持军训。石瓮村的南场成了抗大学员的训练操场。
由于日军的“扫荡”，滕代远等总校领导人，不得不频繁地组织指挥全校师生向安全地带转移。1940年8月间，由武乡石瓮村转移到黎城县的西井，后又移至霞庄一带。
（第三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部驻地——白家庄村
1940年2月，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校部移驻武乡蟠龙镇后，抗大总校政治部驻扎在镇北不远的白家庄村。
政治部住在安苟孩家，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组织部部长袁子钦、宣传部部长谢翰文、保卫部部长吴格成等领导住在李义堂家，教室设在村中天主堂。
抗大总校在武乡招收了第六期学员，第六期开学后，政治部对学员成分作了调查，这一期学员大多是太行山土生土长，知识分子学员的数量比第五期大幅度减少，工农分子的比例大大提高。据统计，出生于工农家庭的占学员总数的86%，他们主要来自八路军、新四军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等部队、抗日群众团体以及地方抗日民主政权的干部，具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基层领导工作经验，对敌斗争坚决，经得起艰苦斗争的考验。这是办好第六期十分有利的一面。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学员的文化程度与第四期、第五期比较明显降低。第四期、第五期的学员大部分是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第六期文盲与半文盲占学员总数的43%，高小文化程度占24%，中学文化程度占31%，大学文化程度仅占2%。学员有近1/2的人不能记笔记，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同志也只能记简单的笔记，大部分学员自学和理解能力较差，有的根本不能自学。这种状况给第六期的教学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这一期学员还有一个明显弱点，即由于农民成分的学员比例加大，思想上往往反映出较浓厚的农民意识，加之靠近家乡故土，经常有些家乡问题的牵挂，或多或少会给学习带来消极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政治部加强了政治学习与思想教育，把学员朴素的阶级感情引导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思想境界，还有计划地进行形势任务教育、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教育、红军的优良传统教育等，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学员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由于学员驻地比较分散，政治部编印了政治课本下发各学员连队，还不断派干部深入各连队去检查指导，做好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1940年6月下旬，日军对武东地区进行“扫荡”，为保证抗大教学不受影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机关及各团学员向太行山里撤退，抗大政治部机关也移驻石瓮村，与校部机关在一起办公。
（第四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团驻地——韩家垴村
1940年2月，抗大总校从晋察冀来到武乡，驻蟠龙镇。抗大第一团驻扎在韩家垴村，第一团团长苏振华，政委王赤军，政治处主任张力雄。团部机关住在韩安锁家，团长苏振华住东房，平时党员在村东灵霄殿上课。该团在这里招收了第六期学员，4月15日正式开学，以连为单位分别住在东沟、郭家垴、皮烟（今尚元）等村。
学员平时以连为单位进行学习、训练，团部领导经常分头到各连队检查指导。有时也集中学员到蟠龙上大课，听总部首长讲抗战形势。为了加强学习和组织各项活动，团部组织选出了军事研究委员、政治研究委员、文化委员、体育娱乐委员，经济协助委员等，由各委员负责组织学员参加各项活动，使学习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气氛。
1940年6月初，该团三营跟随总校第四团开赴涉县。下旬，日军对武东地区进行“扫荡”，该团离开驻地，向东以游击形式在关家垴、韩登、窑湾等村短暂停留后，于8月初转移到黎城彭庄。曾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该团随总校迁往邢台浆水镇。
（第五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二团驻地——石门村
1940年2月，抗大总校从晋察冀来到武乡，驻蟠龙镇。抗大第二团驻扎在石门村，第二团团长郭林祥，政委杨光池，政治处主任傅崇碧，团部机关住在圪廊儿郝玉泉家后院。并在这里招收了第六期学员，4月15日正式开学，教室设在村中的清泉寺，当地习惯称为大寺上，学员大部分住在该村的百姓家中，大陌村住了一个营。
清泉寺是石门村最大的寺院，有前后两进院，还有东西廊房。非常适合办学。学员除在大寺上上政治、军事、文化课外，还在南场儿、灰井湾、上池上等几处开阔地进行军事训练。他们还在老林沟等地开荒种地，8月初遵照抗大总校指示，转移至黎城。
到秋天村里群众帮抗大收了粮食，却不知道抗大转移到何地，只好将粮食转交给了太行三分区供给处。
（第六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三团驻地——长立头（马垴）村
1940年2月，抗大总校从晋察冀来到武乡，驻蟠龙镇。当时抗大第三团被派往冀中地区与冀中军区随营学校合并，就地培训干部。同年6月，由冀中军区将抗大第三团调回归建，6月下旬，抗大第三团长途行军达到武乡，当时抗大总校刚刚移驻石瓮村，抗大第三团也就驻扎在离石瓮村不远的长立头村。第三团团长刘忠，政治委员黄志勇，副团长聂凤智，政治处主任张昌大。团部首长住当村院郝炳宏家，团部机关住上当村院郝兆文家，后勤处住圪崂儿郝树则家。各连队分别住在附近的芝麻角、垴上、韩登等村。为了种地方便，长立头村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移民，搬迁到二里之南的马垴村。
8月初遵照抗大总校指示，转移至黎城。
11月间，总校从第三团抽调了100名教职员，组成第二华中派遣大队，由洪学智、吴胜坤同志率领，去华中新四军盐阜地区，加强在江苏省盐城县成立的第五分校，又有一大部分教工调往山东，本期结束时，第三团建制撤销。
（第七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四团驻地——老中脚村
1940年2月，抗大总校从晋察冀来到武乡，驻蟠龙镇。抗大第四团驻扎在老中脚村，第四团团长罗华生，政委穰明德，副团长洪学智，政治处主任何善元。团部机关驻扎在老中脚村李珍林家，有部分连队住在李家坪、苗杜等村。
6月3日，遵照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和抗大总校的指示，第四团第一营、第二营和第一团第三营共9个队1000余人，由第四团新任团长洪学智、政治委员穰明德，以及新任政治处主任铁坚等同志率领，前往一二九师驻地河北省涉县王堡，准备与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合并，筹建第六分校。第三营由总校直接领导，下旬，转移到南郊村，不久又转移到黎城。
（第八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特科大队驻地——季家岭村
1940年2月，抗大总校来到武乡后，为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根据刘鼎的建议，经八路军总部同意，决定开办特种技术训练，在各地抽调人员组建了特科大队，刘鼎任大队长兼政委，邓国卿任副大队长，任铁坚任政治处主任。下辖参谋连、机枪连、通讯连、工兵连、兵器研究所等，特科大队大队部驻扎在季家岭村李厢则家，大队长刘鼎住李叶仓家（现已翻修），课堂设在村中三官庙社房（已拆除）。
特科大队专门培养从事参谋业务和特种兵的技术人才。其中在训练部下面，设立的兵器研究所，由沈丁祥担任主任，有四、五名干部。刘鼎从延安出发时，就在延安兵工厂的库房中，选择了机枪、步枪、手枪等各式轻武器，作为研究对象，刘鼎对于兵器研究所的工作给予了很多的指导，准备在前方的兵工厂进行研制生产。刘鼎对通讯连的培训也非常严格，主要内容有：养军鸽，发展军鸽通讯；养军犬，为部队侦察兵服务；开展旗语通讯，方便远距离联系；发展灯光通讯，方便夜间联络。
5月底，刘鼎调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本期特科大队学员也提前结业，学员除少量回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大部分跟随刘鼎到达黎城县下赤峪村，继续学习，后来这批学员在各部队的参谋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九节）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驻地——烟里村
为大力培养抗日干部，提高全党、全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于1939年1月8日，在潞城县中村创办了党校，由朱德兼任校长。北方局党校是华北地区党组织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