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之内，双方即表示了同意，签署证书后仪式结束。当轮到新娘签名时，她开始写“爱娃·布劳恩”，写到“布”字时又划掉开头的字母，重新签上“爱娃·希特勒，原姓布劳恩”。婚礼时爱娃穿着黑色礼服，恰如一种送葬的情形。
婚礼完毕，新郎新娘走出会议室，同等候在外的几位将军和女秘书一一握手，然后回到他们的私人房间去吃婚宴。随后，博尔曼、戈培尔夫妇、希特勒的两位女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和荣格夫人也应邀而至。
婚宴进行了数小时，席上备有香槟酒，大家边喝边谈。他们回忆往事旧友，谈到了戈培尔结婚时希特勒曾当他们的证婚人；现在则相反，这种幸福却有了其他内容。希特勒又谈起他的自杀计划，他说民族社会主义完了，再也不能东山再起。由于他的挚友相继都欺骗和出卖了他，所以自杀倒是他的一种解脱。婚宴一时充满了忧郁沉闷的气氛。
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爱娃·布劳恩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当某个勤务人员第二天用已停止使用的字眼“爱娃·布劳恩”来称呼她时，她说：“你尽管称我希特勒夫人好了。”
我们永远也无法充分了解希特勒为什么决定同爱娃结婚。既然长期以来，他一直乐于把爱娃当做情妇陪伴左右，而在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同她结婚，又有什么意义？
也许是爱娃的忠诚感动了希特勒，当爱娃4月15日来柏林后，希特勒曾想把她送走，但是她没有走。希特勒曾说，只有她会忠诚地伴随他始终。由于其他人的相继背叛，因此爱娃的忠诚就更为突出。希特勒在同随身副官谈话时，把爱娃的忠诚同他曾信任过的戈林和希姆莱的赤裸裸的背叛加以对照。
婚礼过后，希特勒向秘书荣格夫人口述了两份文件，即他的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
政治遗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指示：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煽动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杀不了的，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这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折，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史册。我不能离开这个城市，因为它是帝国的首都。
由于这里能够抵抗敌人冲锋的力量太微弱，我们的抵抗又因为一些没有骨气而又丧失理智的家伙的背叛而逐渐失去意义，因此我要留在这座城市和几百万人民生死与共。
此外，我不愿意落到敌人手中，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领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自愿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
遗嘱再往下是号召全体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的……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下面便是他要指定继承人和除掉以前指定的继承人：
在我去世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和1939年9月1日我在国会讲话中所授予他的一切权利，我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由于政客、陆军、党卫队都背叛了他，那么只能由一个水手来做他的继承人了。虽然海军的战绩并不出色，但至少是忠于纳粹事业的。“但愿德国军官能够像我们的海军一样”。希特勒终于找到了失败的答案。
遗嘱中还涉及了另一叛徒：
在我去世前，我将前党卫队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解除他的一切国家职务。我任命大区党部书记卡尔·汉克为党卫队总队长和德国警察总监，大区党部书记保罗·吉斯勒为内政部长。
戈林和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企图非法剥夺国家政权。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不忠，更重要的是给国家和全体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清算了卖国贼和任命了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的人选，并给新政府下了最后的一道指令：“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希特勒的私人遗嘱较短，他在这份遗嘱中解释了他的婚姻，处理了他的财产，并宣布他即将自杀。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和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受围之际前来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样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进行工作给我俩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如果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我这些年收集的绘画作品从未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茨扩建画廊之用。
我衷心希望这一遗嘱能得以执行。
我指定要我的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博尔曼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他有权对此作出一切合法的最后决定。
我批准他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的东西，或者为了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所必需的东西，转交分配给我的兄弟姐妹。特别是我的岳母，还有他十分熟悉的我的女秘书温特尔夫人等，以及多年来以其工作给予我帮助的其他人。我的妻子和我本人选择了死的道路，以免遭受被推翻或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在我为我的人民服务的十二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为使这两份对后来极为重要的遗嘱不致遗失和转交方便，又将它们—式打印了三份。
希特勒在这两个遗嘱上签过名后，戈培尔、博尔曼、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以见证人的身份也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名。
作为私人遗嘱的见证人在私人遗嘱上签名的有戈培尔、博尔曼和在最后八年中与希特勒形影不离的空军副官贝洛上校。
凌晨四时，希特勒办理完遗嘱回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晓，阳光照到希特勒生命中最后的安息地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苏联人的大炮已经离总理府不远了。
8.谁也没听到枪响
4月28日下午，暗堡收到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希特勒的盟友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被抛尸街头。
他们是在4月26日企图从科摩逃往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于两天之后被处决。4月28日晚，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抛弃在广场上。第二天，人们把他们倒吊在路灯杆子上，后来又被放下扔到路沟里，让复仇的意大利人尽情地糟蹋他们。
希特勒在知晓墨索里尼的死讯后，马上开始了他的最后准备。他毒死了他心爱的名叫布隆狄的名狗，又枪杀了另外两条家犬。接着，希特勒给他的两位女秘书分发了毒药，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服用。他最遗憾的是他不能馈赠更好的告别礼物。
晚上，当其他人在元首堡垒通道内的公用餐厅吃饭时，一名党卫队警卫来通知：元首要向女士们告别，在未接到命令前任何人不许上床睡觉。约凌晨两点半，他们接到了立即到通道集合的电话命令。
他们共约二十人，其中有军官和妇女。人到齐后，希特勒在博尔曼陪同下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他眼神恍惚，人们发现他似乎含着眼泪。
希特勒沿着通道默默走来，然后与所有妇女一一握手。有的人向他说了些什么，但他不是不作声就是口中喃喃而言，谁也听不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4月30日下午三点钟，新婚的希特勒夫妇在下面暗堡的走廊里最后一次露面。自从四十小时以前的午夜举行婚礼以来，他们很少在一起。他们向留下来的成员道别，在场的有戈培尔、博尔曼等。
这一正式的告别仪式只进行了几分钟。在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之后，高级侍卫官林格终于得到元首示意，打开了通向希特勒私人房间的门。希特勒做了一个礼貌的姿势让爱娃走在他的前面。在永别之前，阿道夫·希特勒转身面向林格，同他说：“林格，老朋友，我现在要你参加突围小组。”
林格吃了一惊，问道：“为什么？我的元首。”
“去为我的继任人效劳。”希特勒说。
不管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它终究是希特勒在暗堡成员面前说的最后几句话。
希特勒似乎是从容不迫地穿过人群，关上了房门。希特勒要求林格在他死后立即负责处理他们的尸体。
“他告诉我，要我们再等十分钟，如果听不到声音了就进去。”这时林格再也沉不住气了，不知什么原因他一口气跑完四段楼梯冲向太平门，跑到炮火连天的院子里，然后又跑回来。人们惊异地望着他的古怪行动。
接着，根舍少校走上暗堡找到警卫队的几个青年军官，向他们布置任务，把尸体抬出。
根舍很快又返回，他站在希特勒住房门口，双腿叉开，把手枪紧紧地握在前胸。每个人都在期待着随时发生的结局，大家都竖起了耳朵等待着一声或许是两声枪响。
这时戈培尔的夫人突然出现了，她错过了在走廊的告别仪式，她冲向根舍。
由于吃惊和迷惑不解，根舍挥舞着手枪，企图把她拉回去，但是她要见希特勒的激动劲儿和决心使根舍软下心。
根舍走进房间把戈培尔夫人的要求转达给希特勒，这时戈培尔夫人猛然冲进书房。
这只有短短的两三分钟，然而希特勒拒绝同她说话，甚至不屑听戈培尔夫人劝他飞往外地的恳求。她哭泣着、颤抖着离开房间。
两分钟后，“听到了一声枪响”，这是大多数书中对希特勒最后时刻的历史记载。其实，这并不正确。这种说法是肯普卡和林格的最后证词。但是肯普卡当时并不在走廊上，他在暗堡以外的地面上。
最有力的证明是根舍的话：“没有人比我站得更靠近门了，这是肯定无疑的。我的耳朵很好，并且全神贯注地静听着。”其实，林格和肯普卡两人的证词根本不能成立。他们一定是把事实搞混了，或者是在逼供的情况下那么说的。
譬如，林格的确在发狂，就像上面说的那样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我能记起的是，甚至在我们开始进入死者房间时，肯普卡也还不在场。只是在我们把尸体抬出来时，我才在楼梯的底层见到他。那已经是希特勒自杀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以后了。
我现在记得，像我一样靠近门的有六个人——戈培尔、博尔曼、林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阿克斯曼，也许还有另外一两个人，我们之中谁都没有听到枪声。
我认为这是因为有密封的两道门的缘故。那两道门都能防火、防毒，并且能隔音。我和林格最后直接从元首那儿得到的指令是暂候十分钟，随后就进入房间去。我一直盯着我的表，我担心它会停摆。这真是我一生中最长的十分钟。
十分钟过后，人们没有听到枪声，但必须首先有人进入这间不祥的房间。林格慢慢打开门，强烈的浓烟使他的眼睛感到刺痛，呛得令人窒息。
林格又关上门，转身招呼博尔曼。“坦率地讲，我怕得发抖。”林格说，“我简直没有勇气一个人进去，太吓人了。”最后由博尔曼打头，林格、根舍、戈培尔和阿克斯曼一起走进去，毒烟熏得他们透不过气来。
爱娃·希特勒躺在她吞下毒药前所坐的舒适位置上，小手枪放在她的颜色鲜艳的手绢上。希特勒的身体瘫软倒下，但仍然躺在蓝白色天鹅绒的沙发上，血从他的右太阳穴不停地渗出来。那天早上才插上温室里采来的郁金香和白水仙花的小巧的德累斯顿花瓶，倒在爱娃大腿旁边，水溅在爱娃的蓝色春装上。
关于希特勒死亡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欣克教授回忆的关于哈斯教授的谈话中获得。
在希特勒死后不到半小时，哈斯教授向欣克教授叙述了阿道夫·希特勒同他进行最后一次关于自杀问题的磋商情况。
那是星期一的凌晨三四点在暗堡里，希特勒就寝之前进行的。希特勒再次询问了哈斯向他推荐的极简单的手枪加毒药的自杀方法。如果希特勒不折不扣地按照哈斯冷静的劝告去做，而以后的情况证明希特勒确实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可以加以合理推测。
希特勒有两支手枪。火力较大的是口径为7.65毫米的标准瓦瑟手枪。从4月2日，他就一直把这只手放在他的短上衣的口袋里，他的高级侍卫夏勃曾经见他从卧室保险柜里取出那支手枪。
比较小的一支手枪是6.35毫米的瓦瑟，他带在身边多年，塞在裤腰右口袋旁边所缝的皮套子里。现在小手枪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人们认为这支枪只是为了谨慎起见才摆在这儿，以防大手枪发生故障，因为他很不熟悉大的手枪。
后来，希特勒在那张狭长的沙发的一端坐下，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丸毒药，一丸放在桌子上的手枪和花瓶中间，另一丸放进口中。
他的新娘爱娃坐在蓝白色沙发的另一端，他们大约相隔只有两英尺。爱娃脱下无带浅口鹿皮皮鞋，把脚缩在她那轻巧的身体下边。她有两粒胶囊，她把一粒放在同一张小圆桌上，随后把她的6.35毫米口径的瓦瑟手枪以及一条山茶色的绸子手绢也放在桌上。她把第二粒胶囊放在口中。
就像哈斯教授对欣克说的，希特勒说过他俩一道死是他的最终的愿望——“当我们必须死时，我们俩希望一块儿去死。”哈斯教授在同希特勒交谈之后，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去爱娃住所嘱咐她：“一听到枪响就立即咬破胶囊。”显然她是这样做了。
因为她担心看到她死去的爱人从而动摇她的决心。所以，只有爱娃·希特勒一个人听到了亿万人民乐于听到的这一声枪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