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棨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诗史"的含义有两端：一、诗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二、诗中所反映的杜甫个人生活经历之史。故杜甫诗，尤其是安史乱后之诗，其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诗人个人生活大多历历可考，对于杜诗编年以及杜甫行踪等，研究界虽小有歧说，其大端多倾向一致，甚少歧见。本文拟对杜甫生活中甚为重要的一段--"弃官"华州西行秦州提出一些新见。愚意以为，传统的杜甫弃官华州西行入秦说并不成立，杜甫非自动弃官而是被动的罢官，而罢官的原因则与他在华州任上过于荒怠政务并触犯职律有关。臆考未能周详，粗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杜甫"弃官"华州材料的梳理
关于杜甫弃官华州西行，两《唐书·杜甫传》均有记载。《旧传》所记极简，云："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旧书》卷190下），在"关辅乱离，谷食踊贵"与"寓居成州"的因果之间，缺少了极重要的类似"弃官"等字眼。《新传》所记较为周备，云："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新书》卷201）遂为后世治杜者所宗，至于今，并无异说。
杜甫无有科第，人仕后仅为左拾遗，华州司功之后，晚年在严武幕检校工部员外郎，其位皆卑下。杜诗尝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他的诗，到了晚年才引起社会重视。仕宦经历的短暂而简单，国史馆无"行状"之类的文字保存；杜甫生前未能编辑其文字，故无有亲旧知交所为之集序；死时潦倒，"旅殡岳阳"，安葬殊草草，无当时人所为墓铭，故两《唐书·杜甫传》的撰写，应是多据其号为"诗史"的诗歌予以归纳而成。这就造成了杜甫生平记录的一个现象：其诗详而明者其传记亦详而明，其诗略而不详者其传记亦略而不详。弃官华州西行秦州恰恰是杜诗中略而不详的一段（详见下文），所以两《唐书·杜甫传》上述记载都存在严重疏漏和错误。
《旧·书》的编纂在后晋天福六年（941），止开运二年（945），据杜甫之卒，已170余年。其关于杜甫离华州寓居成州的记载，材料盖取自唐代的两条资料。一是樊晃的《杜工部小集序》，云："至德初，拜左拾遗，直谏忤旨，左转，薄游陇蜀，殆十年矣。"（仇兆鳌《杜诗详注》，又见《唐文拾遗》卷23）樊晃玄宗时进士第，大历间为润州刺史，是杜甫同代人，《杜工部小集》即是他为润州时所编就。杜甫生前未尝与樊晃有交游，大历五年杜甫卒，樊晃或是有感于杜甫生前的寂寞和诗名的渐盛，遂"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且行于江左"（《序》）。序中对杜甫生平家世有简略叙述，"左转"当即指杜甫的移官华州司功，"薄游陇蜀"指杜甫的西行秦州、成州和蜀地，未及杜甫缘何离开华州。另一条资料是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稹宪宗元和间为江陵士曹掾，当元和八年（813），杜甫孙嗣业来耒阳迁其祖柩于偃师，途遇元稹于江陵，乞为墓铭，去杜甫之卒已四十三年矣。元稹《墓铭并序》的写法颇与同时人所为墓铭相异，其序的内容大多是对诗歌史的议论和对杜甫诗歌的评价，其系词乃涉及杜甫身世及经历，而语颇简要。关于华州司功及陇蜀寓居一节，仅云："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使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旋又弃去。"（《全唐文》卷654）元稹原本对杜甫的经历不甚了然，嗣业对其祖的行迹也殊茫然，所以元稹这一段系词不但未及杜甫缘何离华州任，且不及西行秦、成，又多出了"迁京兆功曹"这一毫无影响的说法。
《新唐书》的编纂始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编成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杜甫传》中有关记载，借鉴《旧传》甚多，但叙述之间，语较周备，关于杜甫离华西行秦、成，其材料盖源于王洙的《杜工部集记》。王洙为宋仁宗时人，但其《杜工部集记》之撰，在仁宗宝元二年（1039），早于《新唐书》之始编五年，故《新唐书》完全有可能采其说入杜传中。《集记》云："出甫为华州司功。属关辅饥乱，弃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负薪采梠，饣甫米备不给。"宋洙在《旧传》的基础上，关于杜甫离华西行的原因，加进了很关键的"弃官"一语，遂为《新唐书》所本。在没有可靠资料的情况下，"弃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宋洙不过是感觉到《旧传》"关辅乱离，谷食踊贵"与"甫寓居成州同谷县"之间缺乏必要的因果联系，他或者还从杜甫华州、秦州诗中读出了一些杜甫"退隐林下"的消息，于是便想当然地加入"弃官"一语，其实是不可靠的。
二、略说杜甫不可能主动弃官
先说两《唐书·杜甫传》谓杜甫"弃官"是因为"关辅乱离，谷食踊贵"（《旧书》）、"关辅饥"（《新书》）的不足据。两《唐书·肃宗纪）及《资治通鉴》均有京师"久旱"、"天下饥馑"的记载，《新纪》还有皇帝"减常膳服御"的记载。问题在于关中"谷食踊贵"与杜甫"弃官"并无必然联系。受"谷食踊贵"影响最大的自然是农民，以及其他无衣食依赖的下层百姓及"旅食京华"的寒士之流，但对身为华州司功参军的杜甫的影响可谓甚微，因为他毕竟有官俸可以依赖。即使因为"谷食踊贵"使杜甫的举家生活水平下降，杜甫并非丰衣足食宠惯了的富家子弟，比起当年他困居长安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生活并不算什么。乾元间的关中久旱，两《唐书·肃宗纪》上元后再无续闻，可见不久就得到缓解；由杜甫秦州期间诗《遣兴三首》可知，乾元二年秋末，秦州一带时雨已降，"耕田秋雨足"，以关中与秦州距离之近，气候之相接，则关中一带旱象亦应解除。关中地处秦岭北麓，本来就是春夏少雨易发生旱灾的地方，即久旱成灾在两《唐书》中也可说是"史不绝书"。杜甫久居关中，对此不可能不知晓，怎么可能逢一次旱灾就"弃官"出走呢？
前代注杜的几位大家、当代研究杜甫的几位大家，对于杜甫离华、西行秦州，并不拘泥于两《唐书》旧说，尤其是当代学者，复能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杜甫处境出发挖掘其"弃官"的深层原因。他们的观点，约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对统治者，具体说就是肃宗感到绝望；二、对贬官华州司功极为不满；三、贬官华州后，一味有高蹈之志。以上三点是联系着的。客观地说，这些情况是存在的，但都不至于导致弃官。
先说第一点。唐肃宗当然不是"中兴"之主，平叛战争屡有受挫，与他的平庸有关。但唐肃宗尚非昏君，当乾元元、二年之际，平叛战争中的肃宗还是有一定号召力的，且肃宗重用郭子仪、李光弼等名将，战争虽有胜败，总的趋势尚是良好的。肃宗任用的几位宰相，亦多干练之臣。杜甫是目睹了天宝后期玄宗昏愦的过来人，相比于天宝后期，政治的清浊，杜甫自能判断。乾元二年春，杜甫有《洗兵马》三首，因叛乱平定在即（时九节度使兵围安史叛军于邺成），杜甫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诗中对肃宗封爵太滥等事虽微有批评，但盛赞肃宗将相得人，其第二首甚至云"后汉今周喜再昌"，以汉光武、周宣王比肃宗，赞美无以复加。九节度之师溃于邺城，与肃宗虽重用郭、李而不能专任、又过分牵于寺宦有关，但杜甫对国家前途似并未丧失信心，观"三吏""三别"总的情绪可知。肃宗的举措失误，固有多处令杜甫失望、乃至大失望之处，但不至于绝望。杜甫是以儒家兼济天下为己任的，对玄宗、肃宗，他都是抱着"不忍便永诀"的态度的。关于这一点，可资引证的杜甫的诗太多太多了。
次说杜甫对移官华州司功参军的怨怼。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坐房琯党，由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参军。甫有《至德二载甫自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诗，云："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不言左迁而言"移"官，是符合事实的。以品秩言，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州司，上州从七品下，中州正八品下，下州从八品上（《唐六典》卷30）。华州为中州，司功参军的品秩，在左拾遗之上。唐人重内职，左拾遗为近侍之官，地位颇清要；但华州近在京畿，又不似其他荒僻远州可比，移官华州，杜甫不应有太大的怨怼。重要的是，既已入仕，杜甫必然有"宦海沉浮"的心理准备。唐人中，朝为宰辅显宦而暮为遐方小吏的例子太多了，绝少有人弃官以示对抗者。
关于杜甫移官华州司功后产生的"退隐"情绪，最不能视为杜甫弃官情绪的真实反映。唐人动辄就有隐居避世情绪的流露，多不可认真对待，多数不过是表示瞬间虚拟向往，或是附庸陶潜的高趣罢了。何况杜甫本无归隐意向。倘要说有，就是那首有名的《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罢？诗云："七月六日苦炎热，对食暂餐还不能。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足踏层冰？"（《杜诗详注》）仇兆鳌注："上四早秋苦热，五六堆案相仍，末欲弃官避暑。"（卷六）同卷引《杜臆》："公以天子近臣，因直言左迁，且负重命，长官自宜破格相视。公以六月到州，至七月六日而急以簿书，是以常掾畜之，殊失大体。此诗不过因苦热、簿书堆积发发牢骚而已，仇注因先有弃官的成见，所以便释"南望"二句是"欲弃官避暑"。至于王嗣奭的那一段话，则觉回护杜甫太过。为什么曾任左拾遗就要得到州刺史的"破格相视"？司功参军掌官吏考课、选举、祭祀、佛道、学校、及表疏、书启等事，"选部铨曹，勤于他职"（《全唐文》卷492），簿书堆案，是分内之事。杜甫在秦州也偶有退栖的诗句，对于杜甫的栖遁思想，还是他早年"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表白更接近他的思想实际。总而言之，一应所谓杜甫弃官的理由都不能成立，传统的说法值得怀疑。
三、对杜甫《立秋后题》"罢官亦由人"的辨析及其他现象的考察
乾元二年（759）春末杜甫自洛阳返回华州。仇兆鳌《杜诗详注》在"三吏""三别"（均作于三月间）后排列的杜甫华州诗仅三首：《夏日叹》、《夏夜叹》和《立秋后题》。《夏日叹》二首写于本年五月，《立秋后题》写于七月（七月五日左右立秋），此后的诗，就都是杜甫八、九月之交抵达秦州以后的诗了。从三月到深秋，将近半年的时间，杜甫的诗作只有3首。这一段时间正是杜甫决意辞华西行的时期，说明辞华西行对杜甫精神影响之大。因心情之坏连诗歌创作也几乎没有了，这在杜甫此前和此后都是绝无仅有的。
《立秋后题》可以视作杜甫华州的告别诗：
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帐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行役？
《杜臆》引张綖语曰："公诗"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又诗"往与惠询辈，中年沧州期"，皆生平独往之愿也。余谓此诗（按即《立秋后题》）乃公转念以后一味有高蹈志矣。"无论是杜诗的旧注者还是今之研究者，评论这一首诗，似乎皆专注于"平生独往愿"和"何事拘行役"两句，于有意无意之间绕过了"罢官亦由人"，或者强为作解。如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讲评此诗说："老杜时年四十八，故有"半百"之叹。知了叫个不停，更增加人的哀伤。秋燕亦如客子，不久将离此而去。我早就有了像庄子所说的"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地细万物而独往也"那种念头，直到今日还为此苦恼。陶令《归去来兮辞》说："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那么就挂冠而去吧，做不做官还不是由自己来决定？--这简直是老杜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弃官的宣言书。可见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传因"关辅饥"而弃官，只不过是托词而已。"
杜甫明明说罢官，古之注者今之解者皆持《新唐书》之说为弃官，这是很令人诧异的陋见所及，惟一的例外是胡适先生，其《白话文学史》二编十四章《杜甫》说："依上引《立秋后题》看来，似是他被上司罢官，并非他自己弃官去。"惜未作申论。。对杜甫来说，"罢官"是被动的、上司的行为，"弃官"是主动的、个人的行为，二者差异很大，是互相对立着的，在这个关键字眼上，杜甫岂能模糊？
可以肯定杜甫离华西行是因为罢官而非弃官。至于杜甫罢官的原因，将在下一节讨论，以下三个现象的辨析或将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