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而及的是，从《论语》《孟子》《庄子》到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模范"的古文写作与国家民族文化统一之间的关系。一个民族的语言与他民族语言的区别，不外乎语法（词序）、语汇、语音三方面，这三方面同样适应官话（普通话）与方言之间、此方言区与彼方言区之间的差异。两个差异很大的方言区，语音、语汇与"官话"有异自不待说，即语法（语序）亦不同。近代以来，进步学者普遍反对文言文，主张"言文合一"遂有以白话文为文学正宗的观点，例如胡适先生著名的《白话文学史》。主张"言文合"固然正确，但其间未尝不存在一些误解。白话文，顾名思义就是口头语的创作；愈是白话就愈接近大众，就愈流行。然而文学史的实际证明往往并非如此。方言也是白话文，以方言撰写的文学作品当然不是文学正宗。如晚清韩邦庆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即不便于非吴语区读者阅读，所以小说家张爱玲以"官话"（普通话）予以翻译。上溯散文史的源头《尚书》，亦是如此。《尚书》是据口头语写（或纪录）下来的，然而《尚书》历来号为难懂。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云：
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传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所使用的"雅言"大约就是普遍流行于今山西南部（虞夏京城所在）、河南中部（商殷京城所在）、陕西中部（西周京城所在）的"官话"，以夏、商、周时期的交通、资讯以及"帝力"之所能及，所谓"官话"所能影响并流通的范围仍是有限的，与汉唐大一统时期的"官话"和今天所说的"普通话"，仍有很大的距离。严格一点说，所谓的"官话"其实仍是一种通行范围比较广泛的方言而巳，先秦儒家五经，《易》以其奇而显得语言生僻，《春秋》以其谨严而叙事不详；此与《易》主占卜、《春秋》纪事以微言寓大义有关。然皆不似尚书的"佶屈聱牙"。他如诗礼，大体可以说是明白晓畅。稍后的诸予，如语绿体的《论语》《孟子》，纪史的如《春秋》三传，更不"佶屈聱牙"为什么呢？问题就出在《尚书》的"言文合"上。依我个人平时阅读的感觉，民间白话诗"汉乐府"，相较于文人"古诗"（如"古诗十九首"），"汉乐府"较为难懂；非常接近唐人口语的僧人"俗讲"和变文，相较于韩柳散文，"俗讲"和变文为晦涩。同是语录体的《朱子语类》相较于宋诗话，《朱子语类》每多生僻之处；元杂剧的难读，不在其典雅如诗的唱词而在其道白中掺杂的口语俚辞。文学史上诸如此类的例证不难找到。这说明，方言写作、甚至是"官话"的白话文写作，对于文学作品的流通来说，有利亦有弊。（文人诗歌和散文也有晦涩难懂的，如那些胡适先生所说的"被无聊的清客文丐拿去巴结帝王卿相，拿去歌功颂德，献媚奉承"、"无内容的装饰品与奢侈品的"韵文，和"僵化而贵族化和辞赋诗歌气"。）
《史记·五帝本纪》有许多材料直接采自《尚书》，例如《尧典》《舜典》中尧与其臣子的对话，《史记》完全录入并加以改写。《史记》的改写，有如今日之以语体文翻译文言文，原先的佶屈聱牙变得明白如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取《尚书》与《史记》比较、对读。或以为《史记》是以汉代通行的"官话"对《尚书》作了改写，固不错；但与其说《史记》的语言是汉代通行的"官话"，毋宁说是在汉代流行"官话"基础上简约精炼后的一"书面语"。事实上，从春秋至汉代，一直存在着比"官话"（范围较大的方言）和各地方言语法更规范、更简约精炼，而且排除了"官话"和各地方言中生僻语汇、语音，从而适应范围更大、更富生命力的"书面语"。凡文人之写作，大都使用"书面语"。从孔子到班固，时间过去了六、七百年，然而我们读《论语》、《孟子》、《春秋》三传，再去读《史记》、《汉书》或贾谊、王充等人的文章，语言上并不感到存在着多少距离；从司马迁、班固到韩愈、柳宗元，又过去了七八百年。《史记》、《汉书》或贾谊、王充的语言与韩柳的语言，也无多大的距离。语言是在发展变化着的，相对而言，书面语是语言中较为凝固、稳定的部分，而方言、方音语汇，却是语言在发展变化中最易流失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于后世文学（尤其是散文）发挥最大影响的不是白话文写作而是书面语写作。
以在"官话"基础上凝炼简约而成的书面语撰写文章，其流行全国则易；既流行全国，则有示后学者以规范，无形中又起着遏制方言写作、发挥著类似"书同文"的作用。以华夏之大，书则方块字，文则接近于话的书面语，维系民族语言文化的血脉筋节就这样形成。愈是成功的书面语写作，其发挥的效力就愈大。《论语》《孟子》《庄子》《史记》以及韩、柳、欧、苏文、就是成功的范本。宋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尝自道其学韩文经历云：
予少家汉束，漠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子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
韩文因欧阳修的提倡而大行于时，"唐宋八大家"中之宋六家，都是在自觉地学习韩文后成为大家的。嗣后自觉不自觉从转文汲取营养者，何可胜纪？苏轼说的好：
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我向来不喜将琐屑小事细枝末节人为夸大上升为什么重要理论，或上升为光辉形象。因何法周、王基伦二先生文，拉杂而有如上联想，并非对韩愈思想、文学的学术评价，不过是从语言艺术角度，谓韩文施影响于后世、其辉光不能掩抑而已。韩愈自然是我们民族的杰出人物，韩愈文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行文至此，这篇拉杂"后记"理当结束；写这篇"后记"之先，预先并不想立一个对立面，然而情不能遏，不得不提及章士钊先生大著《柳文指要》。
章先生《柳文指要》写作有年，出版则在毁灭文化的"文革"期间（一九七一年），书中浓厚的"文革"色彩自不能免，这是可以理解或可以原谅的。我独不解章先生在研究柳宗元文时为何要处处带出韩文以与柳文作反面陪衬？《柳文指要》逐章逐节解析柳文，在"高标"柳文宏旨的同时，章先生不惮以人间最污秽的语言"脏水"泼向韩文。是向"今上"献媚吗？不尽然是；因为"今上"年轻时曾很好过韩文。是替当时的"群小"帮腔？是，又不尽然是。"群小"当中的无知之辈其时正在借儒法斗争批判韩愈及其文章，但"群小"中一位颇涉文史者（康生）却对当时尚未正式付印的此书提出了批评，理由是"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康生致毛泽东信，转引自章含之《章士钊全集·前言》，《柳文指要》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附。下引同）；"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嗣后历史学家可能批评你这一点"（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看来毛和康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惜不能读到毛、康信的全文，经章士钊女公子点滴披露就是如此。《柳文指要》我前曾读过，购得文汇新版后又翻了一遍，章士钊先生泼向韩文的语言"脏水"有多少条，未能作详细统计，总不下百余条吧。谓为语言"脏水"诸君或有不信，请看下面一段：
中唐以后，有两个祸患驯至亡国而有余者，宦寺与方镇是也。退之一代文宗，乃于此两大祸患，不惟无一矢加遗，而且谄谀疏附，唯恐不及，岂非咄咄怪事？试观退之在董晋幕下，送"监军俱公"返京，称其"才雄德茂，荣耀宠光，俯达人情，仰喻大义"，言下得意之状跃跃纸上。又退之流转方州，以残羹冷炙为美，其迎裴度班师回朝云："荆山已去华山来，日照潼关四扇开，刺史莫辞迎候远，相公新破蔡州回。"此不论何人作，皆恶诗也，而出自退之手尤恶，彼本身以鞾刀鞠卮为荣，不难想见。噫噫！吾国文苑，自有退之跨入以来，溷圊久失其臭，千年蛣蜣如丸互转者，已无可究诘。
这一段话，我在我的韩昌黎文学传论（2003年三秦出版社）中曾引用过。其所以再次引用，因为这段话最具"脏"的本质："涸圊"者，即俗谓茅坑者也；"蛣蜣"者，即俗谓屎壳郎者也。文中批评了韩愈的两首诗：《送汴州监军俱文珍》、《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俱文珍固是宦官，然当韩愈为此诗时（德宗贞元十三年），正是他平定了汴州李道之乱返回朝廷之际，何况汴州刺史董晋设席"命其属咸作诗"，韩愈作为董晋幕下一位僚吏，岂能辞之？宋人云："昌黎一文一诗，本无关于兴亡大局。即送之之时，文珍恶尚未露，亦无害昌黎之为君子。"算是平心之论。韩愈晚年参加过一次平叛战争，又曾深入虎穴，以言语说叛帅归顺朝廷，作为文人，在唐代是少有其匹的，故苏轼说韩愈"勇夺三军之帅"。然而章先生皆视而不见，谓韩愈在方镇问题上"无一失加遗"（这也是"脏"语，即连屁也不放一个）。《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是韩愈元和十二年随裴度大军征淮西吴元济胜利班师军次潼关时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平叛胜利的喜悦，哪里谈得到"鞾刀鞠卮为荣"（按"鞾刀鞠卮为荣"即部属晋见大元帅之礼仪）？虽然，以上两诗的评价，仍属学术问题，尽可以讨论且容有歧见，何止于说到茅坑不臭、屎壳郎团粪丸上去？章先生之狭隘褊急固为我所不解，其"脏"语连连，污秽空气，尤非我所能解了。一九八四年，我在我的《韩诗论稿》一书中曾呼吁"屏除偏见"，以公允之心、规范的学术态度对待古代作家；而章先生对韩愈的态度，似乎只有把这位中华民族杰出人物置于臭水缸而后快，就不是简单的偏见问题了。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百思不得其解。
本书自2000年起手，前后历时四年。不断地有时限较迫的写作任务插进来，故时有中辍，以至影响了出版社原定的出版计划。近二年乃屏绝他事，专力于此，注释工作始能于癸未岁尾告竣。然文字出乎浅陋之思，事功成于仓促之间，错误在所难免，能不惴惴予怀？真诚希望海内方家，有以教我，补我不逮。
感谢安旗老师对我注释工作的关怀和鼓励。当安老师知道我有志注释韩集时，即以所藏五百家注韩集清翻刻本相赠，并时时询问进度。其实安老师对我最大的鼓励是她以耄耋之年病弱之躯仍写作不辍的精神，所谓身教胜于言教也。她的《李白别传》是她二十年来关于李白研究的第九部著作，写作过程极其艰苦，数易其稿，然而安老师说："虽是僵蚕，也要吐出这一口丝来！"我是上世纪癸未年一九四三年生人，到本世纪癸未年（2003年）已满六十岁了，每当懈怠之际，安老师的精神便给我以激励，想来真是惶惭交加！
感谢孙昌武先生赐给论文以代序言，为拙编增色。我与孙先生相识近二十年，在学术研究上，孙先生是我的前辈，他的博学睿智、深厚学力以及无碍之辩才，皆使我生敬佩之心。凡研究唐代古文运动或韩柳散文的学者，不免轩轾于韩柳之间，即权威、大家亦不能免。孙先生早先研究柳宗元，其后全面研究古文运动，不但大论是弘，于韩柳之间能出于学术公正态度，乃是我最佩服的。我的几部书，向来不敢乞名人作序，自为序或后记，道其原委也就是了。然此编敢于坚执请孙先生为序者，原因在此。
版本学家兼书法家曹伯庸先生既是我的乡贤，又是父执辈，其书法严整坚劲而秀气逸出，予独爱之。我有三种书请曹先生题签，承曹先生不弃，但有所求，即欣然命笔，谨于此深致谢意。
二零零三年除岁之夕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