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出版的《顾维钧回忆录》一书记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是我的四个卫士之一。由于一九二五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以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妆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她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1934年6月，婉容成为伪满洲国“康德帝后”，后因“秽闻”被打入“冷宫”，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边缘，嗜毒成瘾。
婉容转移到吉林市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长春，并向吉林市逼近。在这种形势下，于1946年5月23日夜，她又被抬着送上火车，一直转移到延吉市，被安置在延吉监狱（旧址在现延吉艺术剧场）。当6月10日再次决定她同爱新觉罗·浩、溥俭等六人一起转往牡丹江，再送佳木斯时，因为她已病入膏肓，难以承受旅途颠簸，而未能成行。只好将爱新觉罗·浩等五人送往佳木斯，并很快允许他们自由行动各奔他乡了。
引文中谈及的个别细节或许不够准确，但婉容这个表现了民族感的行动却是肯定存在的。特赦后的爱新觉罗·溥仪曾经说过，婉容做这件事时瞒了他，但过后还是告诉他了。润麒也说过，顾维钧限于当时的条件，拒绝对他姐姐提供帮助，对婉容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李玉琴则从另外的渠道得悉这件事的内情：1984年夏天，我国新闻界老前辈顾执中先生及夫人，在长春南湖宾馆会见她时也曾谈及此事，顾老说：“婉容确实派人私访了调查团中的国民党代表顾维钧，要求帮助她逃离日本人的统治圈。”
婉容没有因此气馁，还想逃出这人间地狱。从策略出发，她希望把日本当作过渡之桥，并在一年以后找到了机会。那是1933年8、9月间，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结果又没能成功。
作为女人，婉容承担得太多了：丑恶的现实、病态的心理，再加上一个不健康的丈夫！
婉容是与爱新觉罗·溥仪共同生活时间最长的女性，因此也是痛苦最深的女人。跟婉容同时入宫的文绣早已看穿了这活的地狱，并在爱新觉罗·溥仪离开天津之前就和他们分道扬镳。
在爱新觉罗·溥仪、婉容与文绣三人之间，如果说还有某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政治上对清朝帝国的追求。然而对这个问题，婉容与文绣在认识上也有很大差距，当婉容还在洋人身上寄托着希望的时候，文绣却已看出：投靠洋人，特别是投靠日本人无异于叛国。于是，她俩分道扬镳，各自选择了应走的路。
至于谈到爱新觉罗·溥仪、婉容和文绣的夫妻生活，应该说从来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面对一个不合格的丈夫，正如爱新觉罗·溥仪后来分析婉容的思想时所指出的，婉容毕竟与文绣不同，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份和礼教更被看重的东西，这就是要求自由、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而婉容的思想里更看重“皇后”的身份，她宁愿作个挂名的妻子，也不愿意轻易丢掉“皇后”的身份。其实，即使婉容真想离婚，在她的亲友、她的师傅中间，当年也很难找到敢于站出来公开支持她的人。
然而，婉容又毕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啊！婉容是处在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心理状态之下；一方面是正当的愿望和需求；一方面又丢不开皇后的尊号，不敢理直气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丢下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入东北·同年8月9日，日本人通知爱新觉罗·溥仪准备迁都通化·8月11日，爱新觉罗·溥仪·婉容等人，在长春车站登上驶往通化的火车；8月13日，一行人逃到了通化大栗子矿业所；8月15日，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6日，爱新觉罗·溥仪宣读了《退位诏书》·一个维持了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终于土崩瓦解了，象枯木一般倒下了·婉容的皇后也当到了尽头·同日下午，吉冈让爱新觉罗·溥仪挑选少数人去通化机场，准备经沈阳飞日本。爱新觉罗·溥仪带走了溥杰、润麟等人。临行时，爱新觉罗·溥仪换上便装，对哭泣着的婉容皇后和李贵人说：“大家齐心协力，争取去日本再见罢。”说完，挥泪上车。
1945年8月18日，爱新觉罗·溥仪一行的飞机刚降落在沈阳机场，就作了持冲锋枪的苏联红军的俘虏。接着被押往苏联，先后收容在赤塔，伯力等地，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爱新觉罗·溥仪一行走后，大栗子的伪大臣们纷纷逃散了，卫兵也逃散了。大栗子沟的男人已寥寥无几。在大栗子住到11月末，婉容一行人租车回到临江县城，租一旅店住下。
1946年春节前夕，解放军派了一辆汽车收容他们。于是由严桐江带领，婉容、李玉琴、嵯峨浩等一行上了汽车。婉容连件棉衣也没有，冻个半死。汽车到通化后，婉容一行暂住市公安局宿舍中。1946年4月，解放军准备进驻长春，收容婉容等同行。
1946年4月14日，长春解放。婉容一行住进解放军招待所，原“厚德福”饭店。这时，李玉琴，严桐江、徐恩允等仅剩的几个人都允许回家了。唯独婉容有家难回，她在长春的胞兄润良闭户关门，不肯收留病弱的胞妹。溥杰之妻嵯峨浩是日本人，也无处去。
不久，因国民党要夺长春，解放军将婉容几人从长春运到吉林市，关进公安局拘留所。
没过多少日子，国民党飞机轰炸吉林。解放军将婉容、嵯峨浩等押上火车，经敦化，于1946年5月末到了延吉，关进了民主政府主管的延吉法院监狱。1945年末，延吉就回到人民手中，虽然很乱，但民主政府基本能控制局面。民主政府和解放军将婉容关进监狱，既不是因为她是皇后，也不因为她是政治犯，而是她无家可归，放不掉，不得不在极度困难的战争条件下带她到处转移。
延吉监狱很大，一栋房子约有40个监狱。哪一间都满员。解放军将她们送进女监，混凝土造的仓库。婉容的住处是一张二层床，她被放在下床。她有时从床上滚落到水泥地上，一动不动，门口的饭也不吃，大小便失禁，在多年的压抑和鸦片的麻醉中已精神错乱，神志不清，形容枯槁，憔悴不堪。
1946年6月初，传说国民党要向延吉打来，解放军决定经图门向牡丹江转移一批犯人。解放军为婉容准备了马车，到小仓库一看，她已病入膏肓，不省人事，难以承受旅途颠簸，在路上容易折磨死，所以，临时改变了主意，将她留下由狱方照料。嵯峨浩等5人忍痛与婉容分离，爱新觉罗的家族中只剩下婉容留在延吉。
1946年6月20日上午5时许，郭布罗·婉容凄凉地在延吉市与世长辞，时年40岁。死亡地点：延吉市监狱小仓库（今艺术剧场一带）；死亡原因：精神分裂症引起诸病枯竭而死；死亡环境：身旁无一亲人，孤单而去。
早饭后，狱方巡监见婉容已僵死，就为她照遗体像，登记，然后由张排长等6人用一门板抬走，择一平坦处挖坑埋葬。尸体瘦而轻。埋后有小坟头。日久而被风吹平了。埋葬的时间为中午时分。无棺材，无花圈，无亲属相伴，更无追悼会，亦未立碑。其坟位置在艺术剧场以南、帽儿山山坡以北的山坡下。“
关于婉容的死地，在爱新觉罗家族中和社会上有许多传闻
一、爱新觉罗·溥仪的说法：
爱新觉罗·溥仪前后两次谈到婉容的死地：第一次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我的前半生》初稿时。他写道：“‘八·一五’以后，她（按：指婉容）虽然也和东北人民一样，得到真正的身心解放，无奈病势已深，终于病死在哈尔滨，而了结了她那极其不幸的一生。”婉容一生没到过哈尔滨，也不可能死在哈尔滨；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时。该书修正了上面那段话，改定如下：“‘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吉林了。”如果说这“吉林”二字含着一个省的范围，倒也不错，却没有指出具体的位置。倘仅指吉林市，无疑是错了。
二、嵯峨浩的说法：
在《流浪王妃》一书中，嵯峨浩说他们离开延吉后，部队又把婉容“送到了位于中朝边境的图们市”，“婉容皇后就在那里，一个人孤独寂寞地死了”。部队既是因为怕路上颠簸而留下婉容，不让她随军转往佳木斯，当然也不会送她去图们。再说延吉、图门相距仅两小时路程，没有转移意义。
三、李玉琴的说法：
李玉琴在其回忆录中详述了她跟婉容分手的过程，然后就婉容的去处谈了一段传闻。她写道：“部队撤出长春时，这位可怜的中国末代皇后，只好跟着部队走了。那时蒋介石发动内战，部队正为解放全中国而南征北战，带着她极不方便，加上她当时又病重，生活不能自理，部队到延吉时只好把她留在那里，以后听说她死在敦化了。”
现已查明：上述三种说法都是缺乏根据的传闻，而且都错了。
据一位健在的目击者说，婉容死在延吉。这位目击者名叫郭长发，他在1985年11月间因病住院，并与黑龙江省林口县一位干部朴亨道成为病友。他们谈到《末代皇后和皇妃》这本书，郭长发说书中所载关于婉容的死地有误，于是谈起自己作为目击者的经历。其时郭长发老人74岁，是解放军首次进占长春时第一个冲入伪皇宫的战士，他所在的部队当时被称作“铁道部队”，押送、看管伪满被俘人员即是该部队承担的一项任务，据说日本人送给爱新觉罗·溥仪的那把战刀就是郭长发从长春一直背到延吉的。
1986年3月20日，朴亨道同志写信给《末代皇后和皇后》一书作者，反映了郭长发老人关于婉容死地提供的新证据。信中写道：“据他（按：指郭长发）说：婉容当时确实死于延吉江北大狱。因为她当时正像书中所说的‘病重’，加之当时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极差，最后死于狱中。死后也是他们（郭等）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的。因为是皇后，不同凡人，他对当时的情节、年月日都记得非常清楚。”
嗣后，陈自新、于天震、于天云三位同志又对婉容的死亡地点和时间作了考察。他们“翻阅了一些或许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原始资料，并走访了一些当时接触过这方面情况的老同志，包括参与为婉容遗体拍照的同志”，从而获得了确切可靠的证据。据此，他们对婉容撤出长春直到病亡（1946年5月3日至6月20日）的过程及其背景，作了如下综述：
婉容由长春转移到吉林市时，曾被临时留置在吉林市公安局看守所，当时她身患重病，神志有时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全靠随从人员服侍。为了维持婉容的生命，每天都需要供应她适量的鸦片。至于婉容所以被转移到吉林市，这并不是因为她是皇后，更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政治犯。只是因为她在长春的亲属，不肯将她领回去抚养，致使民主政府不得不在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带着她转移。
婉容转移到吉林市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长春，并向吉林市逼近。在这种形势下，于1946年5月23日夜，婉又被抬着送上火车，一直转移到延吉市，被安置在延吉监狱（旧址在现延吉艺术剧场）。当6月10日再次决定婉容同爱新觉罗·浩、溥俭等六人一起转往牡丹江，再送佳木斯时，因为婉容已病入膏肓，难以承受旅途颠簸，而未能成行。只好将爱新觉罗·浩等五人送往佳木斯，并很快允许他们自由行动各奔他乡了。
在爱新觉罗·浩走后的第10天即1946年6月20日，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终于与世长辞了。死后葬于延吉市南山。在一份保存下来的原始登记表上清楚地记载着婉容的准确死亡时间：“于6月20日午前5时亡去”。
陈自新等三人考察的结果与郭长发老人提供的证据大体相符，至此已能对婉容死地作出结论：她确实死于现已改建为延吉艺术剧场的延吉监狱，当时称之为“江北大狱”。
至于葬地，郭长发说是“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而陈自新等三人说是“葬于延吉市南山”。在当时环境下只能简单处理后事，拍摄遗容和尸体存档，然后找个合适的山沟掩埋，不留坟头。关于“北山”和“南山”的说法不同，恐怕是因为郭长发按当年居处的方位讲话所致。他们都说葬在山上了，正式称谓应是“延吉市南山”。
三年以后，在伯力收容所过囚居生活的爱新觉罗·溥仪，从嵯峨浩（即爱新觉罗·语）给溥杰的家信中获悉婉容的死讯，他似乎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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