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嚎叫将门房的老头召了过来。我这才知道，厂领导已强行将我的行李和书籍搬到一个特意为我准备的干净房间。
厂长和党支部书记都来了。我要求把我的东西搬回过去的房子。厂长和书记不答应。说我们怎么能让一个与“四人帮”斗争的英雄住在猪圈旁边呢？我说，我愿意在这里。厂长说，让你再住在这里，我们就犯错误了。县委已经严肃地批评过我们了。到最后，他们几乎是哀求的口气了。并检讨过去对我缺乏关怀，希望我能谅解他们的失误。我便不好再说什么。他们可能考虑到我没有吃饭，特意让食堂的厨师为我准备了饭菜，并送到我的新居。但我却吃不下。这种从天而降的荣誉和宠幸，让我非常不安，比范进侥幸中举还要紧张。
厂长和书记考虑到我喜欢安静，宿舍没有再安排别人，而且很快作出决定，让我担任车间副主任。不管我怎样拒绝，文件还是下发了。于是，我成了一名干部。而且，是一名可以行动自由的干部。就是说，我可以不脱产，也可以脱产。我选择了不脱产。依然像以往那样，每天去火窑装窑出窑。但我很快发现，我一进窑，就有人都讨好地向我笑，要推我出去。他们说，你是大英雄，又是车间主任，怎么还这么干？我说，我什么也不是，我还是一名工人。他们就呆呆地看着我，不解地摇头。背后言论我的神经一定受了刺激。
时间不久，我已无法正常上班了。先是县委让我在大礼堂给全县干部作与“四人帮”斗争的报告。接着各个公社各厂矿都纷纷邀请。那几个月我的日程安排得很满，有时一天要做两三场报告。到处是鲜花，到处是掌声，我的耳边一天到晚都是“向邵合作同志学习”，“向邵合作同志致敬”的口号。喊得多了，我的神经也麻木了，连笑也笑不出来，面部肌肉凝固了似的。我的厂长和总支书记几次提醒我，要谦虚，要随和。我知道他们说得对，可我的神经系统似乎也不再听我大脑的指挥。我疲倦了，我的神经疲倦了，而且开始感到了苦闷。
昙花一现的辉煌结束于我插队的公社。当我由县委宣传部的领导陪同，来到我插队所在的公社时，我发现迎接我的竟是那个蹂躏过许多下乡女知青的杨主任。他居然还在，而且体态愈加发福，走路都有些摇摆。这个脑满肠肥的杨主任，一看见我，就像他乡遇故知似的，热烈地与我握手，连连拍我的肩膀，得意地对宣传部的领导说，这是我们公社出来的英雄。我很厌恶他的表演，便对宣传部的人说，当年是杨主任领着公安局的人来逮捕我的。周围的人立即都木桩似的愣在那里，我发现杨主任的脸色很快由红变白，冷汗“哗哗”地顺着额头流了下来，我的这个挪揄太直白了，所有的人都不知该如何应对。最后还是杨主任急中生智，他先抹了抹脸上的汗，哈哈大笑几声，然后对众人说，这个小邵呀，那时，我们带人抓你也是中央的精神么。我是服从组织安排呢。众人也就笑了起来，连连说，是的，是的，上级领导的话谁敢不听。
这场尴尬就这么过去了。我被领到了公社中学，前呼后拥地推到了主席台就座。我刚刚落坐，会场上便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大概是我曾在这里插过队，口号声喊得远比其它地方要热烈高昂。“向邵合作同志学习”！“向邵合作同志致敬”！我不得不几次站起来，向人们鞠躬致意。然而，在我第二次向台下鞠躬的时候，我的耳边突然响起另外一种口号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邵合作”！“邵合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的心顿时像沉入冰湖，身上一阵发冷。六年前，就是在这公社中学的校院内，我被押解回来批斗，前排也是坐着满脸稚气的学生，后面站的也是这些面孔充满好奇却十分麻木的革命群众。他们当时的口号声也似排山倒海，像要把我淹没。
我突然没有了作报告的兴致。但是杨主任巳带头鼓起了掌，笑吟吟地请我坐在麦克风前，我僵在椅子上，半天没动，我的脑海忽然一片空白，直到宣传部的负责人扯了一下我的衣袖，我才从无边的沉思和痴呆中醒过来。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放着麦克风的木桌前，我向台下张望了一下，竟然有一种想哭的欲塑。
我没有哭出声来，但我嗓音有些哽咽，我知道，假如安平生还活着，他也许会站在下面，他会喊这样激烈的口号么？我的报告，是从安平生讲起的。我回忆了那段难忘的插队生活，特别讲到了安平生与李云霞的爱情悲剧。我在为他俩控诉，为他们声冤。宣传部的负责人听出我跑题了，专门跑到我的身边，借给我茶杯添水，提醒我马上转入正题。我没有听他的劝告，依旧照着方才的话讲下去。我看见，许多人为安平生和李云霞的故事落泪了。他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但他们已经淡忘了。经我这么一讲，也勾起了他们自身的不幸。坐在前排的学生也悄悄抹泪。我没有多讲自己，我觉得自己的那点故事已没有多少意义。看着那一张张黝黑消瘦还有几分麻木的面孔，我巳没有了张扬自己那点经历的欲望。我脑海里，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邪恶的念头，如果此时此刻，公安局再行将我逮捕。台下是不是会再一次响起“打倒邵合作！”的口号，我不寒而栗了。
我的这次报告，被宣传部负责人认为，是最不成功的一次，他们以我“故地情悲”的理由原谅了我。作完报告，宣传部的人走了。我去了枣树坪。杨主任讨好地要陪我去。我谢绝了。他又提出派公社的其它人陪我去，我也谢绝了。
我想一个人回去，就一个人。我想享受孤独。我愿意孤独。因为几个月以来，我连孤独也失去了。
在依旧显得荒凉的高塬上，我落寞地走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川都引发着我痛苦而又有几丝甜蜜的回忆。毕竟我在这里生活了几年。走到一个山凹处，我情不自禁地扑倒在一片刚开始返青的麦地里，我的十个手指深探地嵌入到土地里，很想痛痛快快地哭出声来。但我的眼眶却干枯着，流不出一滴眼泪。汹涌在心中的只有满腔如潮的忧思。
我又一次来到安平生的坟头；坟头上枯草萋萋，随风摇摆发出的声响仿佛像是安平生在向我诉说他对我的怀念。这是个还没有花开的季节，我只好用树枝和荒草箍了个花圈放在他的坟前。安平生永远地去了，没有人给他平反，也没有人给他和李云霞“冥婚”，他们即便在地下也天各一方，难以相聚。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剧，远远胜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他和李云霞坟头飞出的蝴蝶能找到对方么？
安平生家的那三眼窑恫也被拆得不忍目睹了。还有我的“故居”，在黄昏之中，几近废墟，村里的老乡告诉我，安平生的母亲在我逮捕后的第二个月就去世了。她视我如亲生儿子，她的这一个儿子也罹难入狱，她受不了这连串的打击，大睁着眼断了气。安平生的妹妹平平在第二年，在她未满十八岁的时候，也匆匆出嫁了，三年之后死于难产。她们这一家人就这样全部离开了这个曾无比热爱的世界。
我坐在小院的门口，一直遥望着远处灰朦朦得山峦。什么也没有想，头脑里空空荡荡。只到这时，我才彻底醒悟到，人的渺小和无助。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人是多么的软弱。帝王将相以及平民百姓，都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左右着。伟大卓着的国家主席，德高望重的元帅将军，一夜之间都可以变成阶下囚犯。芸芸众生，更如荒漠之中的-芥小草。随时都有被风沙拔根或暴没的可能，几千年来，朝朝如此，代代如此。几乎成了一种宿命。难道这一切是不可更改的么？我又一次陷入思想的困惑，又一次不寒而栗了。
我彻底结束了到处演讲的生活。团省委原先给我安排了近百场报告。我都以身体不适拒绝了。我已厌烦了那鲜花和掌声；我开始重新思考命运对我，对许许多多和安平生一样的人，包括老张在内，何以可以这样捉弄和摧残。老张对我的这种奇思怪想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已经拔乱反正，天下大治，你怎么又杞人忧天呢，我说，我的确还充满忧虑，因为我觉得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老张眯着眼看了我半天，说，你还是多考虑一点现实的问题吧。你该成家了。总不能老这样一个人过下去。我说，我现在还不想考虑婚姻。老张生气地大声批评我，并以长者身份，责令我今年无论如何要解决个人问题。接着，他和老伴开始为我张罗对像，给我一下摆出三四个入选。
其实，这一段时间，我已收到不下一百封的求爱信。有关我的文章被《光明日报》转载后，全国有十几个省市的女青年给我来信。几乎都是在表示对我的敬仰之后，隐隐约约地流露出她们对我的爱慕。也有直接了当提出愿意与我白头偕老的女孩子。甚至有两个在校读书的女中学生，我们这个小县城，也有好多人为我提媒作合。我应接不暇。然而，我还是犹豫不决。
我与鲍艳丽的相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她是我们厂长介绍的。我本不想见。厂长很不高兴，严肃地责备我，是不是当了英雄，架子大了，连他这个厂长也不放在眼里了。我一时惶恐，只好随他去了家里。在路上他才告诉我，这个鲍艳丽是她妻子同事的女儿，三番五次找他想撮合这门婚事。我苦笑着说，我其实也不过一个普通人，而且末老先衰。厂长笑笑，你是英雄么。然后又对我说，他介绍的这个姑娘我一定会满意。
即使现在，我也承认。我与鲍艳丽是一见钟情。她长得太像刘阳了。我第一眼看见她，还以为刘阳冒名来见我。陪同她来的是她的母亲。她们一开始，就坦率地承认听过我所谓的报告，我脸红了。
鲍艳丽虽然容貌酷似刘阳，但性格却与刘阳迥然不同。她落落大方，与她比起来，我到成了足不出户的闺秀。长辈一经退出，她便连珠炮似的问了我许多问题，并且毫不掩饰她对英雄的仰慕。我回答得很谨慎，并一再声明自身的缺陷。然而，她还是充满热情。等我们告别的时候，她已像老朋友，要约我去看新近上映的电影《小花》。
不得不承认，我被她俘虏了，她到底太像我一直恋念的刘阳了。她的出现使我回到了美好的少年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