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苦笑一声，说，我对当什么英雄没有什么兴趣。我当年直言，是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不幸。现在这些苦难都已成为了过去。不需要呐喊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准备做一个最平凡的劳动者，隐名埋姓地生活。老张沉思一会，还是摇摇头，半劝半强迫地让人把我领到了招待所。
我在招待所无所事事地住了三天，老张才来见我。他气色不好，一副阴郁的样子。果然，他告诉我，县常委会议对我的问题争议很大。多数人不主张彻底平反，因为这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但是他们同意老张的第二个意见，可以给我在县营厂安排一个工作。我说，工作无须你费心安排了，我当年写那那份稿子的时候，原本是准备掉头的。现在头还在，还能出来生活，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还回枣树坪去。老张火了，直盯盯瞪着我，说，你还是幼稚。说完将一把饭票塞给我，说他还得陪省报来的记者吃饭，让我自行方便，待他接待完客人再细谈。
我吃过午饭，用老张借给我的钱去书店买了几本书，还顺便买了一本本省的文学杂志。在那里面，我看到署名刘鑫的一篇小说。是不是刘阳的父亲呢？待看到他描写煤矿的生活，也是我熟悉的生活背景，这种疑虑，就更加坚定了。
我刚从书店回到招待所，服务员就着急地对我说，你跑到那里去了？张书记找了你好几次。我问她，张书记现在在那里。她说，她也不知道。我回到房间看书，心里隐隐有些不安。约莫过了一个小时，老张领着一个陌生人推开我的房门。他责备我招呼不打就走了。然后对带眼镜的陌生人说，这就是邵合作同志，我们县的，也是我们省的张志新。他也是判过死刑的，你好好采访一下吧。然后又对我介绍说，这是省报的武记者。
武记者热情地和我握手，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看不出，还真看不出。我那时刚从监狱出来，很瘦，头发也白了大半，胡子也懒得刮，一副苍然老态。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叫我老大爷。
老张激将似的对武记者说，老武，就看你的了，你有没有勇气把邵合作同志的事写出来？武记者很兴奋，拍着胸脯说，球，大不了报社给我个处分。我们报不发，我就投到别的报。这是为正义张目。他眨眨眼对老张说，不过将来出了干系，你张书记也跑不了，邵合作可是你介绍给我的。老张“哈哈”笑了，说，你别吓唬我，我可是住过几年监狱的政治犯，照眼下这形势，大不了也就是个党内警告，小菜一碟，我见他俩说得这样邪乎。便拒绝采访，说，老张，咱啥也别说了，我听你的话，不论去哪个厂。我老老实实当我的工人算了。老张却又瞪我，大声说，我们都不怕，你怕个球。告诉你，我们不是要宣传你，而是要申张正气。要是全国有三五万你这样的人，文化文革命也不至于搞到现在。
我只好接受武记者的采访。武记者让我同他住一个房间，我们俩每天同吃同住，谈了整整三天。武记者说他很感动，让我等他的消息，然后他就回省城了。
武记者走后，我按照老张的意见，去县陶瓷厂报了到。然后便回矿上看望家人去了。在家里，我只住了两天，父亲对我不泠不热，常常对着我唉声叹气。我知道我的存在只会使他心里难受，便回厂上了班。老张对我很关心，经常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吃饭，而我是最不习惯在别人家吃饭，所以去得很少。偶尔去一次，老张便批评我，说，你是不是革命意志衰退了。我说，没有呀，我每天工作很出力。车间主任还让大家向我学习，说我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呢。老张苦笑一声，指指我的头发，又脂指我的胡子，说，你收拾收抬自己，你也是快三十的人了，过几天我让人给你寻摸个媳妇。我忙说，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我身上穿着刘阳给我织的毛衣，一低头便可看见。我已经对爱情不再奢望，有这件毛衣相伴一生，也便满足了。老张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可在这方面仍然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他笑着问我，你是不是还忘不掉初恋？我承认了，并把刘阳的故事讲始他听。他听完我的故事，感慨良久，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可那毕竟过去了。刘阳现在也已为他人之妇，你应当把这一切从记忆中抹去，重新面对生活。我说，记忆是很难抹去的，它在我头脑中雕刻的太深了，老张无奈地摇摇头。
我发现老张明显地衰老了，他抽烟很厉害，而且据我观察，他又是一个工作狂，很不善于保养身体。他说，医院检查他有多种病灶。我劝他要爱惜身体，他苦笑着对我说，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性如此，就像你明知写那篇稿要冒杀头的危险，你不是照样写了么。
那段时间，我们谁都没提武记者。当时，政治并没有完全解冻，在很多地方，极左影响还根深底固。武记者只不过一个普通的记者，他很难有所作为。
我依旧每天上班。我技术一般，可工作态度好，经常作为后进转化先进的典型被写到“黑板报”上。其实，我心里对这极度反感，而且向厂里声明，我不要这样的“荣誉”，可黑板报上依旧频频写我的名字。后来，我几乎不愿意从黑板报前走过。上下班我都绕过它。我的宿舍住着五六个人，白天黑夜都不安宁。那时，我已报了自学考试，每天要学几门课程，后来我发现厂猪圈旁有个眼看就会倾塌的房子，便向厂里申请要去里面住。厂里的人惊得睁大眼眼，他们一直以为我神经不正常，他们问我，你不嫌臭么？我说不嫌。他们又说，你不怕房倒了砸死么。我说，不怕。即使砸死，也没厂里的责任。他们就笑了，说，你要住就住吧，但别说是我们让你住的，这是你的个人行为。
我就搬过去了。那房子没有锁，破旧的房门只有铁丝搭拉着。里面脏且不说，味道果然真不可闻，因为它与猪圈只有一墙之隔，气味实在大得可以。不论刮什么风，屋里都是一片腥臭。我开始懊悔自己的冲动。但我的脾气是一旦认准了什么，绝不肯回头。我将房子收拾了一遍，又去卫生所要了一大瓶来苏水。尽管来苏水洒了很多，屋里还是臭，但我在这里寻到了安静和平和，我再也不必为酗酒、打牌和没日没夜的吵闹困扰了。猪猡们吃饱很是安静的，臭味只要转移了注意力，也就不觉其味了。
我的落落寡合使我成了一个神秘而怪异的人物。厂里有些人出于好奇，总要寻一个理由到我这“肮脏”的世界参观。他们好像打听到了我住过监狱的传奇历史，一来便刨根问底的迫问我的过去，以便充实他们空虚的心灵。我很烦，的确很烦，他们一来我就得陪他们闲坐。后来，我便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闲谈莫超过五分”。谁知，由此一来，我更变成了全厂议论的对像，终于有一天，同车间的一个人出于关心和爱护，非常谨慎地提醒我，有人说我神经异常。对此，我一笑了之。我已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怎么会被这无稽之谈吓倒呢，依旧我行我素。
厂领导对我很关心。他们知道老张与我关系不同一般，老张也曾经给他们打过招呼。这大概也是他们想把我树为“浪子回头”典型的一个原因。他们出于好意，要给我重新安排一个双人间。我谢绝了。我愿意保持我的孤独。老张为此找了我。他不无惊诧地说，听说你住在猪圈？我说是的。他目光疑惑地看了我半天，说，你是不是感觉神经上受了什么刺激？我知道他话里的意思，便笑笑说，我的神经很健全。我只想安静一点，读点书。老张吁了口气，说，这样吧，我帮你租间民房吧。我摆手拒绝了，说我感觉那里很好，老张叹口气说，住在猪圈旁边说起来总不好听呢。我说，与牢房比起，我觉得已到了天堂。老张望了我一眼，苦笑一声，就什么也不说了。
省报刊出有关我的报道，是在八个月以后。老张接到武记者的电话，便把消息告诉我。他说，武记者费了很大周折，省高级法院为此重新审理了我的案子，准备近期给我彻底平反。他说，你来我家，咱俩喝一杯吧。我的心情自然很激动，可我还是谢绝了老张的邀请。我想独自庆祝我的新生。
我一回到我的猪圈，便哭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放纵自己的感情，任凭泪水哗哗哗地从眼眶淌到脸上。我呆坐在床上，目光遥遥望着南方，让泪水像开闸的洪流一泄千里。我又想起我的母亲，如果她现在还活着，我会不顾一切的乘车赶回去，报告这个消息。可我的母亲已永远地看不到她的儿子了。
这天晚上，我意外地没有失眠，平静地睡着了，而且破天荒第一次迟到。下班后，我去了理发店，将胡须理得干干净净，而且在商店为自己买了一件上装。我想，我又成了一个合法的公民，没有任何政治辫子的公民了。
省报的文章刚刚刊出，我便成了全厂的焦点。他们拿着登载着我的报纸，大呼小叫的涌进了我臭气熏灭的房子。武记者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勇土——记与“四人帮”勇敢斗争的青年邵合作》。武记者的文章对我的记述不无溢美，看得我汗流浃背。我是经过长期的思考，准备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但武记者所用的词汇，还是使我觉得有些惭愧。
平反是在省报出来后的第九天。团省委、省高院、地区领导都出席了平反大会，紧接着，我便被淹没在鲜花和赞扬的海洋之中。这一切，来得有些突然，突然得我手脚无措。全县城的人好像都出动了，像参观稀有动物一样来瞻仰我的“风采”。我不得不逃避了。上班时间，我工作的车间门口，便涌满了好奇的眼睛。我很不习惯突如其来的参观，一下班便逃到山后面，只到快近午夜，才悄悄下山。我常常忍饥挨饿，藏在无人处舔吮新近揭起的伤疤。
一天晚上，我回到猪圈旁边的房子，惊异得发现房门大开，门窗都被卸在一旁，里面已空无一物。我大惊失色，以为自己又陷入凶险的梦境，不由地叫出了声。我掐自己的大腿，生疼生疼，我才知道不是梦。我一时又变得无家可归。我感觉我的神经绷裂了一样，血在往上涌。眼前突然涌幻出一幕幕可怕的情景。我像饿狼似的在门口嚎叫了一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