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工作环境是艰苦的，特别是青藏高原的十五年，非常的艰苦，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和革命的决心，还要有钢铁般的毅力才能度过。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的“天上无鸟飞，地上无走兽”的恶劣环境中生活，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啊！可是黎运兵说：艰苦“是无尚的光荣，越艰苦越光荣，艰苦才能锻炼人啊！”为此，他曾受到毛主席、邓小平以及彭德怀元帅的亲切接见。黎运兵的工作是很普通的运输干部，从科员到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坎坎坷坷，都以顽强的革命气节，一个一个克服，都被踩在自己的脚下。在西北旷野、高原、草原、茫茫的戈壁滩，执行无数次的艰难军用物资运输。
这里运输环境极其恶劣，气候严寒、空气稀薄、道路泥泞、翻浆沼泽、山大沟深、弯急坡陡、人烟稀少、运输线长、点多分散，这些给汽车运输带来极大困难。特别是1952年甘南青南剿匪作战运输，1959年青海西藏平叛作战运输，以及玉树、果洛、昴欠、扎多方向，青海觉悟山、“老虎口”至曲麻莱运输、果洛至班玛运输、格尔木至乌图美仁（在祖国版图上是没有的），以及1962年边境自卫作战运兵任务。再有汽车九团五连1965年进行的五个月汽车夜间闭灯驾驶训练，是极艰苦的训练任务，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党给予的荣誉。黎运兵同志几十年来，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各级首长的培养下，加之，他个人的努力，曾获得了各种荣誉：学习模范、人民功臣、先进工作者、优等生，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省作家协会会员，文稿获得一二三等奖多次，曾两次被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邓小平集体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这是他一生的光荣也是全家的光荣。
人缘特好的薛培直。1949年8月我军解放兰州后，在西北军区后勤运输部财务处先后工作的有薛培直、赵树鸿、杨森林、宋宜亭、何天理、赵文彦、武斌、李希仁、刘新闻、邹述文、高仲山、罗克文、刘生华、李德芳、李挚人、黎运兵、李兰香等同志，后来因机构变动和工作的需要，各奔东西了。薛培直同志审干时，因他曾加入阎锡山的“同志会”，到军区后勤办的学习班进行审查时，最后认定是“同志会”的骨干分子，组织决定薛培直同志转业。
实际阎锡山“同志会”是群众性组织，为笼络群众，将一些青年人集体吸收进去，那时他很年轻不到二十岁吧，如果是“特派员”的话那是专门对付共产党、八路军的反动分子。当时有同志认为“同志会”会员是一般人员，只要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弄清问题即可。如他参加解放军后一贯表现好，留在部队是恰当的，据其科长侯子美讲，该同志表现积极、思想进步，有一定的财会知识，业务水平高。他与黎运兵一起工作几年，黎运兵认为薛培直最大的特点是人缘特好、随和，和同志们团结相处和谐，不笑不说话，不论男女、老少、官位大小和谁都一样，这是同志们一致的看法，同时，财会业务熟悉，写得一笔好书法，老黎认为是个人才，离开军队转业真是有点惋惜。
1953年转至兰州医学院第一医院财务科当会计，接着提升为科长，离休后被当地聘为高级会计师、专家，群众关系特好，医院的领导职工说：老薛是个好人。黎运兵常去看他。薛的爱人杜正凤群众关系也好，他俩经常到老黎家里玩，孩子们也相互往来，几十年如一日，真如一家人一样，直到1978年黎运兵从部队转业到老家才离开。
人走了心不离，他俩经常书信往来，电话联系，黎运兵夫妇几次去兰州看望老战友杨光辉、高仲山、薛培直夫妇以及其他老战友，吃住在老薛家，十分融洽，老薛他也到山西汾阳看望黎运兵夫妇，同时到太原、临汾、运城等地看了看，遗憾的是其爱人杜正凤没相随到晋，说起来还真后悔呢。
“文革”遭磨难。不幸的是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四人帮”和个别不良分子的迫害。
那时黎运兵还在青海执行任务，到1968年上级决定黎运兵到兰州支左，抽时间到薛培直同志那里探望，才知他已被红卫兵管制，让他去烧锅炉了，家属杜正凤已带着两个孩子返回农村老家去了，这里留了一个男孩在兰州上学，他自己被管制烧锅炉，还要照料自己和七岁孩子的生活。记得孩子穿的一双破棉鞋和棉袜都是湿的，脚趾头都冻肿了还要去上学，因为老薛晚上烧锅炉不能离开，可怜的孩子要一个人照料自己吃饭，一个人自己睡觉啊！才七岁啊！哎，真可怜、真凄凉啊！黎运兵夫妇泪水横流满面，真难过极了。薛培直同志白天既要被红卫兵揪斗批判，写交代材料，晚上还要去加班烧锅炉。
过了一段时间医院派来了工人宣传队，才好过一点，虽是烧锅炉，管理上松多了，有了一些自由。人常说祸不单行，屋漏遇上连阴雨。薛培直同志的大儿子薛平平，他好不容易托人在工厂找了一份工作，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不幸的是大儿子半年后得了一种急病，回家住医院治疗，经抢救治疗无效几天后病故了。真是全家极大的不幸啊！老薛全力料理儿子的后事。首先给爱人发了加急电报，儿子病“重速来兰”，实际已经病故，不敢将真实情况告诉她。她也很机灵深感不好，接到急电衣服也没换，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到洪洞火车站买了快车票，两手空空当天夜里五点钟就到了兰州火车站，急急忙忙连走带跑，差一点撞到汽车上，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到了医院驻地，敲家里的门，这时薛培直才起床，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正是自己的妻子，她劈头就问：“孩子怎么了？”“先不着急洗洗脸吃口饭再去看孩子行吗？”
“不，先去看孩子，我已急疯了还磨磨蹭蹭的快走！快走！”老薛没办法，只好带着她直奔医院太平间。当一进门见儿子的遗体时，她已泣不成声，软绵绵地躺在了水泥地板上，三个孩子们抱着妈妈哭成一团，老薛赶快去叫医生抢救妻子，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她渐渐苏醒过来了，又哭又闹乱成一团，见老两口和孩子哭成了“泪人”，熟悉老薛的领导、医生和护士也为他的不幸伤心地擦着眼泪，不约而同地说：老薛的不幸事一件接着一件，叫人真伤心哪！好大的一个儿子说没就没了。在医院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将儿子的丧事办完。
老两口凄凉地回到自己家里，痛苦地熬了几个月心情才好了一点。老战友黎运兵夫妇常去家里看望安慰他俩，并帮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将最小的孩子和培直同志带到他家里住了一段日子，以利恢复其情绪和精神面貌，也是一种思想上的安慰。就是转业以后，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老黎他们还到兰州去看望薛培直夫妇以及在西安、兰州的老领导和老战友，赵文彦、武斌、王泽、吕清一、谭瑞安、李希仁、张汉兴、蔺怀鹏、南陵瑞、杨光辉、高仲山、阎瑞成、陈克和、李桐、牛希曾、金莲玉、张平等等。都是黎运兵他尊敬的领导和爱戴的老战友，值得回想的同志，不一一列举，只将杨光辉、李希仁两同志概略叙之：
诚实厚道杨光辉。黎运兵和杨光辉他俩可以说是老相识了，最老的老战友了。1946年在晋绥边区行署粮食局就在一起工作，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几乎是天天背着行李枪弹徒步在山路上，战斗在粮食战线的第一线，部队在哪里打仗，粮秣员最早就出现在哪里，有句俗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确实是这样的。
如果粮秣员先出现在哪里，在哪里征粮、运粮、设粮站，那么这个地方可能就是战场，一般是这样，当然也有特例，战斗是千变万化的，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变化，而转移到另一方向或另一地方，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粮秣员的工作，也是复杂的，随着战斗的变化而变化，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譬如1947年初在晋西南战役中，他们在山西石楼县设站等待了一个多月，突然战役转移了方向，当然他们就得随之而转移，一切得从头做起，因而行军是家常便饭；又如在绥包战役，他们在凉城县的二十家子，正设站开始收粮，敌军傅作义的部队向这里进攻，因而粮站必须紧急转移，先通知各地立即停止向这里运粮，尔后立即转移方向，这是军队作战的性质决定的，要停就停，要走就走，那里打仗对我军有利，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就在那里打仗，这是作战的总原则，因而粮秣员行军走路是非常频繁的。
正如农妇的歌谣所说：“交友不交粮秣员/既没粮票又没钱，常年行路不在家/老是一人守空房。”这正是粮秣员的艰苦生活、辛勤劳动的真实写照。杨光辉同志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青春献给大西北。1949年3月从晋绥边区粮食局，杨光辉同志随南下干部集体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后勤运输部，参加了解放西安作战运输物资的后勤保障任务。他从陕西的澄城县一直背行李徒步行军近八百公里到甘肃境内，参加了解放兰州战役，到当年8月26解放兰州市，第一野战军后勤运输部进入兰州东教场（后改编为西北军区后勤运输部）驻扎，进行后勤运输保障工作。
1955年军区后勤运输部整编为兰州军区后勤车管部，大量缩减人员，许多干部调到别的部门工作，记得杨光辉同高仲山、刘生华、杨培荣等同志调到西北军用汽车修理厂工作（后改为七四三七工厂），仍属兰州军区后勤部建制，高仲山任财务科科长，杨光辉任党委办公室组织部部长。
他原是运输部干部处干事，该同志对党忠诚，为人正直本分，忠实厚道，处人随和，记得是1965年，就是七四三七工厂的厂长，在各级党委和领导班子积极努力下培养了许多专业技术人才，他们在这三十年的日子里，已成了行家里手，尤其老杨会驾驶车辆，在修理行道已成为内行并有了汽车修理领导能力，对大中型汽车的修理流程已较熟悉了。1990年离休，已是高级经济师，按现在的术语已成为汽车修理行业专家了。
他已是一名不穿军装的老汽车修理兵了，这期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杨光辉对七四三七工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将青春献给了陕甘青各族人民，他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了，儿孙三代扎根大西北，为大西北的经济建设，为西北军区、兰州军区作战部队、平叛军用车辆修车，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的业绩将载入革命的史册，子子孙孙会怀念不穿军装的汽车修理兵。尽管七四三七工厂，由于种种原因已处于破产的边缘，相当多的职工处于待业或失业的境地，他们的生活处于多种困难的处境，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然而七四三七工厂在党的领导下会兴旺发展起来的，我们应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诚实刚直李希仁。1949年5月西安解放，他入西北军区后勤学校参军，8月26日兰州解放随学校进入市区。1950年初，毕业分配在西北军区后勤运输部供给科当实习会计。这期间，他思想单纯幼稚，聪明好学，接受新事物快，他喜欢民主人士，崇拜鲁迅、郭沫若等，说这些人是国粹。他对政治不怎么关心，有点浪漫、自由的思想。钻研业务进步快，时间不长就能独立工作了，而思想意识方面有点守旧落后，和家庭教育有关。因为他入伍只有十六岁，在家时就结婚了，关中地区一般习俗，媳妇比新郎大几岁，入伍时他已经是孩子的爸爸了。
黎运兵还记得他孩子叫“丑娃”，同志们经常和他开玩笑，丑娃长丑娃短，逗得大家呵呵大笑，这是黎运兵对他的基本印象。李希仁同志热爱打球，由于他聪明，球艺较高，在科的球队里算是“一把手”，供给科有邹述文、王俊民、王靖源等人，以后又有阎瑞城、李俊，后来供给科改编为财务处，设有财粮科、军需科。运输部组成的球队叫“战驰队”，在军区后勤部也稍有名气，经常出去打球，有时赢有时输，赢得时候多，有时到市区和有关单位的名队打球。虽然球输了却提高了球艺锻炼了球队。财务处参加“战驰队”的球员记得有李希仁、邹述文、薛景生，他们是主力队员，其余还有李俊、王靖源、阎瑞城几个，球队有十二个队员，财务处的同志占了一半。
所以，部里组织各处室篮球赛，财务处一般不是冠军就是亚军，人人承认财务处的人打篮球是最棒的，这与李希仁、皱述文、薛景生他们是分不开的。总之，李希仁同志到1955年时，已入伍锻炼了五年多，从各方面看是有进步的，尤其在业务方面进步较大，已是财务处的主要助理员了。然而，在政治方面还不够成熟，记得科里党小组研究发展党员时，其中有李希仁、张瑞亭同志，在1952年只发展了张瑞亭一人，关于李希仁同志还需要再锻炼一个时期，所以在运输部期间尚未入党。
茁壮成长。李希仁同志1958年下放青藏公路汽车一团锻炼，由于表现突出，当年在连队入党，成为共产党员，后选入解放军后勤学院深造。毕业后调到军区后勤部司令部组织计划处战勤处工作。后来，黎运兵又回到后勤车管部器材科工作，当时，有一次李希仁到车管部检查业务工作。黎运兵回忆，俩人是老战友了，老黎当时管器材的财务工作，他将财务情况报表准备好了，向李希仁同志汇报，可是他去了器材科将材料一推，嗳，干什么呀，他不好意思地坐下聊了一会，意思是那时老黎已是老会计了，自己当年是见习会计，现在怎么检查起老会计的工作了，笑笑就走了。
从这件事说明，他很理智，好像不应该是这样的，实际这是工作关系，不是个人关系，公事公办嘛，这才是对的，当然私人关系是另一个意思了。后来李希仁同志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很快，业务领导水平逐步成熟了，逐步提升为科长、处长、后勤分部参谋长、副部长、部长（正师级）等职。总之，我认为李希仁同志是优秀的后勤高级指挥官。1988年10月，因服役年限已到而离休。现住兰州军区西安长乐干休所。下面要谈及的是五十年来长期在青藏高原执勤的汽车九团一些老汽车兵的变迁归宿。
已安息在另一个世界的人们。这些同志在青藏高原汽车部队奋斗了几十年，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西北高原各族人民，已是耄耋之年、古稀之人了，在前些年已离休或退休。由于长期在青藏高原汽车部队执勤，身染各种职业病，腰酸腿疼、胃痛、关节炎等，大多也行动不便，甚至长期躺在床上治疗，张汉兴、秦民生、何志刚、牛希增、付传安、刘胜、郭志荣等等同志已在90年代前后与世长辞了，去另一个世界安息了。
他们的英勇业绩，他们的名字将载入革命的史册，将载入青藏高原老汽车兵的光荣史册。50年代末期，张汉兴同志是解放军后勤学院车管道路系第五期本科毕业生，是抗战老干部，1959年分配在汽车九团当副团长，他一生对党忠心耿耿，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群众称他为“人民的老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