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比较集中地揭露敌寇沿铁路、公路两侧，增修公路据点，步步“蚕食”抗日根据地的严重情况，大量报道了“维持”以后的村庄里广大群众落入敌人无尽压榨迫害与掠夺的悲惨生活，“配给制”和“身份证”剥夺了居民生活和生存的权利。有的地区，群众不能忍受，自动奋起反抗。报上刊登了晋冀鲁豫各区军民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展开了对敌的全面斗争和摧毁“维持会”的激烈斗争。报纸不断以事实证明，敌人的“蚕食”政策，组织“维持会”以至“治安强化运动”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而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麻木不仁或者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不敢斗争，才一度出现了严重局面。一旦党政军民协同一致，展开对敌的全面斗争，镇压死心塌地的汉奸，对群众进行深入的细微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如在辽（县）西，敌人两年苦心经营起来的40多个“维持村”，在一个月内全部为我摧毁；和（顺）西反“蚕食”攻势解放了50多个村，祁县所有的“接头村”，经我工作斩断了“维持”的锁链，榆社65个“维持”村全部为我光复。
5月22日、7月15日、21日、24日，报纸发表《全力开展反“蚕食”斗争》、《反“维持”斗争中的问题》、《深入反“维持会”的斗争》和《巩固反“维持”斗争的胜利》等3篇社论和专文，一再论述了敌人“蚕食政策”的阴险和恶毒，社论指出，由于对敌人“蚕食”的严重性没有为干部和群众所洞悉，表现出十足的麻痹，等到“敌进我退”的形势严重了又张惶失措。社论提出，如果不打退敌人的“蚕食”，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如，有一个县在敌人“蚕食”已伸入根据地之时，上级对该县的指示仍是“开展春耕运动”。可是，当时的情况却是如果不打退敌人的“蚕食”，还能进行什么春耕运动？社论指出，反“蚕食”斗争是一个群众性的全面斗争，必须采取以武力斗争为核心，发动“维持”村的群众，展开对敌伪汉奸的坚决斗争；同时，也不能简单地依靠武力，不能满足于形式上一时打垮了“维持会”，要重视政治思想斗争，才能深入发动群众，才能巩固反“蚕食”、反“维持”斗争的胜利成果，扭转敌进我退的危局。报上重视推广反“蚕食”斗争、反“维持会”的斗争经验，对襄垣县反“维持会”的斗争，从1月到7月作了连续的报道，从开始揭露“维持”后群众的痛苦生活，一直报道反“蚕食”斗争取得胜利（见《襄垣民众的新生》）。
报社特派记者高戈写了《襄垣反蚕食斗争的经验》一文（见1942年8月27日报纸第一版），文章总结了襄垣3个月反“蚕食”斗争的四条经验。
第一，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力量，以政府为指挥部的中枢，针对日寇的“总力战”，展开以政治斗争为主导的反“蚕食”斗争。克服了过去单纯军事观点。参加这次反“蚕食”斗争的有主力部队的一个营，就按照政府反“蚕食”斗争计划行动，有时以军事斗争为主，辅之以政治斗争；有时以政治斗争为主，辅之以军事斗争。集中兵力以摧毁敌伪统治已久的伪政权，分散兵力以抗击来犯之敌，保护政府和群众，并积极带动地方武装，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提高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不断给予敌人打击，提高群众的胜利信心，限制和打击了敌特汉奸的活动。
第二，深入调查。分清主要与次要、大村与小村、新“维持”村与老“维持”村的情况，依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制定工作步骤。首先集中力量，摧毁深入根据地的3个大村的伪政权；在对敌斗争中，掌握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坚决惩办首恶分子，争取与教育胁从分子，不乱打汉奸。
第三，同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敌人烧杀破坏，我们进行救济并帮助群众春耕生产；敌人抓丁，我们教育群众组织自己武装，站岗放哨，严防敌特汉奸；敌伪抢掠、摊派、勒索钱粮，要好酒好烟伺候，我们体恤群众困难，公买公卖，不向群众派白面、猪肉，不接受群众慰劳品。
第四，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宣传工作。针对敌人欺骗宣传，深入讲解“两年必胜”的道理。敌威胁利诱当地有名望人士，使之屈服，去动谣影响别人；我们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扩大社会团结。以宣传工作为组织工作的前驱，以组织工作巩固宣传工作的成果。
经过3个月的反“蚕食”斗争，摧毁了60多个“维持会”，使曾经笼罩襄垣的浓重阴霾一扫而光。
报纸着重宣传了襄垣县反对“蚕食”、反对“维持会”的经验，提出了展开全面的反“蚕食”斗争的具体方针政策，特别强调了政治斗争的重要性，指出只有群众真正觉悟了，反“维持”斗争的成果才能巩固。
中共中央于1942年1月28日，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之后，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必须认真解决土地问题，才能真正发动群众，使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全区有必要再一次发动群众来实行土地政策。2月，区党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结合实际，学习中央的决定，并准备按照中央决定，开展减租减息。晋冀豫区农会于1942年4月7日，制定了全区农民土地斗争纲领，提出一律按照抗战前租额减四分之一，游击区减租10%-20%；实行“分半减息”，凡付息已超过原本一倍的，停利退本，超过两倍的，本利全停。太岳区召开县长会议，讨论如何彻底执行土地政策。首先，教育群众认识土地政策的政治意义及全区开展土地斗争的步骤，加强调查研究。4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驻会委员会，讨论了中央土地政策，更求根据中央决定，制定在晋冀鲁豫实施中央土地政策的具体政策，起草《土地使用权条例》。在工作比较先进的地区，首先发动群众进行试点。在武乡即进行了清债运动，月余处理债务积案1000余件。武安一个村，就清理了300多户的借贷积案。涉县东北地区掀起清债浪潮。辽县各村群众纷起，解决土地纠纷问题，村村召开地主佃户大会，解决土地问题，据4个村统计，两个月解决了百余年未能解决的土地问题。敌伪为阻挠我实行土地政策，散布谣言，说什么“天快要变了”、“大家不要清债”、“中央军就要来了”，威胁群众。报纸都予以及时揭穿，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上当。由于反“扫荡”频繁，实行土地政策在全区仅仅是开了个头。在那些解决了土地和债务积案的村子，满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进一步提高了抗日积极性，使村民更加积极地拥军参军，组织群众武装，证明了解决土地问题是发动群众的根本大计。
（第三节）党中央的远大战略决策
反法西斯阵营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局势，胜利的曙光照亮了我国抗战的前进道路。为了迎接新的伟大时代，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战略决策。
194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的节日，中共中央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把理论与中国当前实际密切地联系起来，巩固与提高我们的党，得以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增强党性的决定，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整顿三风的重要文献。
1942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5周年的纪念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5周年纪念宣言》和《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提出了“争取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主张，提出了“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张，以及“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的响亮口号。两大文献，提高了全国人民熬过最困难的两年以争取抗战胜利的坚强信念。
整顿三风和两大文献的发表，是关系整个中国命运的两大历史事件。
一、整顿三风进行思想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纪念之日，延安《解放日报》和我们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历述了中国共产党20年来的艰辛发展和伟大成就。我们党巳由几十人的小组发展成为50万党员的大党，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严密的组织，有众多的干部人才，有英明的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四年抗战中，我们党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在这一段时间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进行整顿党的作风。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9月13日，作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报告。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12月17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改造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2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决定和演说的中心内容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贯彻执行“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提出了全党整顿三风的历史任务。
1942年4月3日、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出《关于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关于在全党整顿学习运动的指示》。
《解放日报》和我们的报纸为了遵照中央指示，针对学习中发现的问题，就整顿三风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文章：
《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锻炼》、《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上的革命》、《从自己制造的“囚笼”中跳出来》、《发扬民主作风，纠正关门主义》、《自我批评从何着手》、《谈党内民主问题》、《拿出脱裤子的勇气来》、《把“矢”拿稳，把“的”看清》、《造成学习热潮》、《纪念“五四”，整顿三风》、《“的”在哪里，“矢”怎样放》、《整顿三风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延安一个月学习总结》、《何谓党性》、《改进我们的调查工作》等。
194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党的决定-行动的指南》的社论，深刻地论述了党的改造工作。社论说：“我们党面前放着更加重大的任务去完成，而我们党存在着的坏的作风、坏的习气、坏的传统，就绊住了我们自己的脚。在党中央号召下，我们正在同这种坏东西作斗争，把它们从我们身上洗刷掉。我们的党正处在一个改造时期，毛泽东同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擎着改造的大旗，上面写着‘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这个运动，已经唤起党内同志们奋发的气概、党外朋友的热烈同情。改造还正在开始，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个改造工作对党对民族都是迫切需要的，没有这种改造，就有亡国亡党的危险，而且更要懂得改造的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这个历史的任务实现起来。为了改造我们党，中央通过了不少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我们要首先掌握改造工作的武器，要反复钻研，仔细咀嚼，从这里吸取力量，获得方法。”
社论指出，根据中央决定整风运动的第一步是透彻了解《决定》本身，明确方向；第二步是根据文件的精神，改造工作，改造作风。这是一个长时期的耐心细腻的工作，是思想意识的改造，也是一个党内的启蒙运动，急躁不得，强迫不得，是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各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以身作则，要改造人，首先要改造自己。
延安的整风运动，其伟大成就，集中表现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完成了历史任务，奠定了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础。华北的整风运动，则在1943年华北局势开始好转以后，才广泛深入地展开。
二、具有历史意义的两大文献
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两大文献-《为抗战5周年纪念宣言》和《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
报社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把宣传两大文献作为中心任务。
首先，两大文献指出，在困难更加严重的抗战第六个年头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艰辛的第二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军民明确指出了摆在我们抗战前面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二是如何对目前的抗战及战后中国的建设取得一致意见，以便更好团结抗战，团结建国。两大文献向华北的党政军民提出的紧急任务是：坚定胜利信心，团结奋起，为争取华北坚持抗战的胜利，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其次，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各部队，重视对于两大文献的学习和宣传。报纸发表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关于宣传中央“七·七”两大文献的指示》，报社编委会发表的《中共中央两大文献告诉我们些什么》的宣传提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重视对人民宣传两大文献，号召全区人民拥护两大文献。
第三，反复说明两大文献的重大意义。7月14日，报纸发表社论《宣传中央两大文献》，指出这两个光辉的文件，好像惊涛骇浪中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它引领着、鼓舞着我们乘风破浪胜利前进，使群众认识抗日必胜的形势，不麻痹，不悲观，加强团结，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坚决进行反“蚕食”斗争，再鼓一把劲，克服一切困难。中共的伟大主张，也必然能激发敌占区同胞的民族自觉性，进一步推动敌占区同胞对日本统治者的不合作运动和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打开敌占区工作的局面。7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一二九师政治部讨论两大文献的会议上指出，中央两大文献将更加提高全民族的抗战情绪，给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注入了新的力量，所有悲观失望情绪与麻痹现象都是不正确的。
第四，深入宣传日寇必败的科学根据。报上除援引两大文献中列举的论据外，还结合华北实际进行论证。如，在两大文献的宣传提纲中，就华北敌军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在战场上，日军士气低落，厌战反战，投降的自杀的都日有增加，在日军中出现了不少40岁以上、17岁以下的老弱者，证明它兵源枯竭，日军穿的吃的比过去坏多了，日军和伪军矛盾增加等。通过这些华北军民都能看得见的事实，说明日寇的困难比我们的大，而且是不可克服的，随着战争的发展，还会增加；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第五，结合我党的一贯主张，宣传战后新中国的远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中国。报上转载的《解放日报》的社论《论战后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忠于自己的诺言》、《建设新中国的客观条件》，充分说明我党的主张。同时，发表了《战后新世界的展望》，介绍《大西洋宣言》、《二十六国宣言》、《苏英条约》、《苏美协定》等重要文件，说明建立一个新世界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各国共同奋斗的目标。报纸以美好的前景、远大的目标来激发千千万万群众，为之奋斗到底。
第六，结合华北战场的实际，深入宣传胜利是接近了，但是我们的困难为什么增加了；我们咬紧牙关，又为什么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熬过接近胜利的两年，到达到胜利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