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期间，配合大会的议程，阐明重要议案，报纸发表的社论有：《晋冀鲁豫边区三年实业建设计划》（7月13日）、《发行建设公债》（7月7日）、《拥护八路军》（7月19日）、《拥护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7月25日）、《坚决实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8月19日）、《对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希望》（8月25日），不仅为大会讨论有关议案进行了思想准备，并且向全区人民宣传了各项决议案的主要内容和重大意义，也充分显示了临参会是全区的最高权力的决策机关。
为充分反映来自各地和来自敌占区各党、各派、各界的参议员的宝贵意见，报社记者在会议期间访问了72位参议员，介绍了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一生为振兴中华和为革命奋斗的经历，畅谈了对共产党实行“三三制”原则、实行民主的感想与期望；许多参议员表达了真正代表选民意志开好临参会的殷切心愿；集中反映了他们对加强各方面建设的意见和改进现在工作中缺点的意见；抒发了他们对大会取得的成就的欢欣心情；表示了会后为坚决实施大会决议案的决心。代表们的谈话，从多方面显示了临参会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广泛代表民意、当家做主、团结抗战的共同意志。
报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大会的特写、通讯，从会内会外的热烈情景，表现了全区人民一片欢腾地热烈庆贺大会的召开，洋溢着团结、民主、紧张、活泼的气氛。在会议进程中，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众利益的参议员，表现出他们为了坚持敌后抗战和巩固晋冀鲁豫边区，互相切磋、共同协商、同舟共济的精神。
8月11日，报纸发表社论《庆祝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的胜利闭幕》，热烈祝贺并高度评价了大会的成就。指出，从此，晋冀鲁豫的民主政治迈进了一个新时期，希望参议员们回到各地之后，认真向千百万选民报告大会经过，宣传大会各项重要议案，传播民主精神，带头实行大会各项决议，为巩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作出新贡献。
临参会闭幕以后，报上连续报道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全面开展工作，并且领导全区进行普遍村选的民主运动。
9月3日，报上发表了李大章同志的文章《对于这次临参会的观感和认识》，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作了全面总结。文章说：“这次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之召开，其规模之大，其会议时间之长，其讨论议案的热烈与紧张，其通过决议与法令之多，在华北敌后战争环境中，在边区民主生活中实是空前未有的。因此，这次边区临参会的召开及其胜利闭幕，无论在加强对敌斗争和打击汉奸及亲日派、亲德派的阴谋卖国活动，还是在推进边区及华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推进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推进全边区和各党派、各界、各社会阶层、各少数民族、各不同宗教团体与全边区人民的团结统一进步上都有划时代的、重大的政治意义。对这一重大政治意义，我们必须给予适当正确的估计和检讨。”文章总结了这次大会胜利成功的具体表现，也严肃地指出了会议的弱点和缺点以及四点经验教训。其中一个重要的缺点是对大会的筹备与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许多重要提案和法令条例在会前都没有起草，如《政府施政纲领与政府组织法条例》，开会以后才起草。这样，就大大影响了会议的进程，致使大会长达40天。这在当时对敌斗争那么严重的形势下，许多领导的精力不得不忙于开好大会，其影响之大是可以想得到的。
二、一个危险的信号
就在这浸沉着欢笑里的时刻，突然冒出一个危险的信号。黎城港东村发生了惊人的暴乱。敌特、国民党特务和当地心怀不满的地主互相勾结，以港东村为主，向四周村庄秘密组织离卦道。据报上11月3日的报道，离卦道罪魁经秘密策划，勾结敌寇于10月12日，聚集会众千余暴动，企图袭击我抗日县政府，杀人放火并妄图当场加害我前往做工作的县长，暴徒当即为我地方武装所击溃。为首汉奸裹胁残余会徒向潞城敌据点逃窜，沿途烧杀抢掠，无异日寇，不少受骗群众纷纷逃散，最后只有20多人在特务汉奸胁迫下投降敌人。对于这次暴乱，我党政领导机关事前没有察觉，使群众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暴乱平息后，我党政和群众团体进行了深入的宣传教育，瓦解会道门，用这次暴乱作为教材，揭露了敌特、汉奸和当地反动分子利用封建迷信、宗教团体煽动群众的阴谋，划清了与各种敌人的界限，提高了群众觉悟。以后，敌寇汉奸和国特与当地反动地主相勾结，经两个多月的密谋，企图于1942年4月11日在沙河册井镇发动暴乱。4月6日，当地政府始接获群众报告，当即将为首要犯捕获，枪毙两名。我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为此联合发表《告民众书》，讲明政策，揭露敌人汉奸和国特阴谋，号召群众提高警惕，防止与粉碎敌人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破坏。报纸曾发表社论，号召警惕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而这两件暴乱事件，不仅暴露了当时存在着的麻痹思想，对于敌特和国特相勾结以至深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已十分猖狂，我党政部门却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更重要的是暴露了群众并没有被真正发动起来，存在着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可是，当时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直到5月反“扫荡”以后，从血的教训中才清醒过来。
三、难忘的5月反“扫荡”
从1941年10月31日起，敌7000多人对我太北区发动突袭，到11月11日止，经20日的激战，敌组织的多次“铁壁合围”全部扑空。其间，我以少数兵力据险扼守，展开黄崖洞保卫战，歼敌15，000多人，创造敌我伤亡5.3：1的光辉战例。这次战斗中，我十八集团军特务团指战员，充分发挥我八路军的坚毅顽强的战斗精神，居高临下，冒敌猛烈炮火，坚守阵地，血战8昼夜。个别堡垒中敌炮弹被毁，但我守军战至最后一人，未奉到命令之前，绝不撤离阵地，执行命令之坚决堪称模范。最后，敌仓皇退败，在途中又遭我一二九师一部伏击，遗尸遍野，败守黎城，我军穷追猛打，克复黎城，胜利结束了这次反“扫荡”。前后歼敌2300多人。此次反“扫荡”中，我民兵大显神威，参战的达2万余人，展开麻雀战、地雷战，敌触地雷700余个。反“扫荡”大捷，鼓舞了全区人民，掀起了热烈劳军、参军运动。反“扫荡”期间，报纸在游击中出版《战时版》19号，报道了这次反“扫荡”战的大胜利，于11月25日复刊。27日，报上发表十八集团军总部发言人关于黄崖洞保卫战的谈话。29日，发表社论《反“扫荡”战胜利结束》。12月9日，同时发表了刘伯承将军谈《这次粉碎“扫荡”经过及今后的战局》、杨秀峰主席谈《这次反“扫荡”中，敌人政治阴谋及我之政权工作》，总结了敌人这次“扫荡”的特点与我军反“扫荡”的经验，揭穿了敌人的吹牛和造谣，指出，由于敌寇接受了“扫荡”晋察冀和太岳的失败教训，敌在进攻中采取了长驱直入的突然袭击方式。此种方式，今后可能更加频繁。因此，我们要着重发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报纸并针对这个特点，发表了两篇社论，强调发展民兵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了发展民兵工作中的一个新问题，就是必须十分注意节约民力。在社论《民兵与民力》中指出，我华北敌后从1937年到1941年，敌人捕捉和运走我壮丁达400万人，再加上敌人的大烧、大杀，我根据地人力损失极大。我们既要积蓄武力，寓兵于民，同时，要节省民力，节约民兵的时间，同增加生产的要求统一起来。
1942年元旦，杨秀峰主席发表《胜利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总结了1941年边区建设的重大收获。仅太行区，扩大耕地面积89，800亩，变旱地为水地19，000亩，植树859，000多株，牲畜增加35%以上。冀南区扩大耕地89，000多亩，植树113万多株。全区农民生产热情大大提高，劳力互助和代耕组织，在许多地区形成了群众运动。工业方面，已自制许多日用品。整理财政，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军民的物资供应。以召开边区临参会、成立边区政府为标志，大大加强了民主建设，贯彻执行了“三三制”。在武装建设上，民兵有了很大发展，拥军参军运动热烈开展。文章中提出了1942年的中心任务就是坚持根据地、开展敌占区工作、争取伪军“三位一体”的任务。
2月3日，敌寇再次调集3万多兵力，对我太行太岳进行“扫荡”，以消灭我军民生存条件为目标。我军与敌鏖战月余，枪炮声与杀声响彻太行山，遍于穷乡僻壤，战斗日必数十次，于3月3日，终将敌全部驱出太行根据地之外，歼敌3500余人。在战斗中，我军发挥了高度顽强的为民族解放而奋不顾身的精神，我范子侠旅长、郭国言军分区司令员先后于2月13日、19日，在柴关与太有战斗中，为保卫抗日根据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暴敌反复进行分区“清剿”逞其兽性，铁蹄所至，片瓦无存，白骨堆山，碧血成河，并投放大量糜烂性毒气，中毒者周身糜烂致死，惨绝人寰，妄图把我大好太行变成“无人区”。报纸以血的事实，大量揭露和控诉日寇野蛮罪行，并痛切地总结了教训。3月13日，发表社论《太行区反“扫荡”胜利》，在庆祝我边区军民艰苦奋斗取得此次反“扫荡”胜利之后说：“我们不必讳言，在敌寇这种突然奔袭与空前残酷的分区‘清剿’中，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所滋生的一种盲目乐观与疏忽轻敌的情绪，使我们受到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这一血的教训是再也不能重复了。”
3月12日，刘伯承师长谈此次反“扫荡”的经验教训，着重指出，这次敌人“扫荡”以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为目的，妄图消灭我抗战军民生存条件，同时进行欺骗麻醉、挑拨离间、伪装我军残害群众，分裂我军民团结。报纸从多方面总结了这次反“扫荡”的教训和进行战后善后工作发表的社论有《迅速救济灾区同胞》、《粉碎敌人“清剿”、“扫荡”的几个重要教训》、《备战工作应成为经常工作》、《我们要向敌人复仇！》、《愈困难愈要团结》、《组织强有力的游击战争》、《民兵在反“扫荡”战中》、《组织人民防止毒气毒菌》，针对敌人狡猾毒辣的阴谋提出对策，提出迅速处理战后的安抚救灾工作并反复宣传；号召在今后敌人阴谋可能花样百出的情况下，我们军民之间、各党派各阶级之间更要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紧密团结，并突出了三点经验教训：其一，广泛发展民兵，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要依托广大民兵的麻雀战术，束缚敌人的手足，使敌人疲倦不堪，予我军主力歼敌的机会，并打击小股袭击破坏的敌人；其二，为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应坚决执行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减轻人民负担，发挥群众积极性，依靠我们军民结合的雄厚力量来坚持长期战争和粉碎敌寇的残酷“扫荡”；其三，敌人无时无刻不在研究我们的情况和策划种种新的毒辣办法。因此，我们绝不能固步自封或以老一套的办法为满足，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反对主观主义的指示，反对敌后工作中粗枝大叶的作风，以精细研究敌人的情况和敌人对我战术的变化，制订对敌战斗的新方案。
1942年5月19日，敌又纠集3万之众来犯，一次空前残酷紧张的反“扫荡”大战逐渐展开。5月21日，东西南北之敌同时对太北区腹地进行“铁壁合围”，企图将我军压缩聚歼于晋冀豫交界辽县（即今左权县）、偏城、涉县之狭小地带。经我军与敌激战两个月，以林县东北岗伏击战的胜利，于6月19日粉碎了敌人的5月大“扫荡”，这次敌人的“扫荡”组织之周密、手段之毒辣，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我太行军民受到了一次最严重的考验。
我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在十字岭上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战斗中不幸中敌炮弹，光荣牺牲。我《新华日报·华北版》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同志在庄子岭附近陷入重围，壮烈殉国。
左权同志是我八路军的名将，他的牺牲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噩耗传出，全军悲痛。7月7日，太行军民沉痛举行左权、何云诸烈士追悼大会。彭德怀同志致悼词，号召军民加紧团结，继承左权同志诸烈士的遗志，加强努力，在接近胜利的最困难的两年中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直到最后胜利。报纸发表专刊，刊载了朱德总司令《悼左权同志》，还刊登了杨秀峰主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和蔡树藩、刘锡五同志的悼念文章。朱德同志的悼文，号召化悲痛为力量，号召我们向左权同志不灭的英灵宣誓，一定要坚持华北抗战到底！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一定要达到解放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目的。刘伯承、邓小平在悼文中说，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最好的纪念，不是在死者血泊周围踟蹰，而是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向死者和我们共同坚持的真理前进。报上发表了各地发来的唁电，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八路军各部队同声哀悼左权同志，表示共同的决心-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为左权同志复仇。8月3日，报上转载了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左权同志精神不死》的悼文。周恩来同志追述了左权同志一生的战斗历程，称颂左权同志在敌后战场上的百战功劳，并庄严声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至死不会离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我们是决心要将沦陷区的河山从百战中夺回来，无论如何，我们要战胜敌人！我们要准备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争取它，左权同志便是我们的榜样。
在“七·七”纪念专刊上，还刊载了陈克寒同志《悼念老战友何云同志》的文章。
四、再开辟与再发动
敌人“蚕食”政策已爬进根据地，从秘密到公开地组织“维持会”，派特务潜入根据地内部策划暴乱。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全区开始认真执行了北方局和区党委提出的开展反“蚕食”斗争并向敌后之敌后进军，再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执行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再进一步发动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