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身体问题的关注始于在北大读书时和一位老师的交往。那是一个期末，她请我吃饭。饭间，她向我讲了她在北大读书前后的经历以及在国外求学的故事。她用的是平常上课时的那种语调，所有的不同就在于当时听讲的只有我一个人。这个老师长得很像四爷的女儿，但是她的故事却迥异于我姑姑的经历，她们外貌的相似给我平添了一种亲切感。等她说完，饭也吃完了，一同回到学校，在化学北楼握了握手，就分开了。走到校史馆前面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下，却看不见她了。我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从天堂跌入了现实之中，那么平稳，没有一丝的波动。“我回头的时候，时光没有停留。”这是我当时想出的两句残诗，它记录了我那一回头的感受。
真正开始身体问题的写作已经是离开北大以后的事了。那时我的父亲在经过多方诊断之后已确诊是肺癌并作了肺切手术。在湖南文理学院任教的第一学期，系里只给我安排了半门课，我围绕身体问题进行了广泛的阅读。这期间我曾和导师王岳川教授联系，得到他的鼓励和指导，于是我推翻了原先的思路，并且把书名《中国文化中的身体观念》改成了《中国人的身体观念》。一学期下来却只写了一篇引论。放寒假了，2005年春节我滞留在常德，第一次在遥远的异乡度过了春节。当时父亲已病得十分厉害，白细胞高达一万五，输液也不见效。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他夜里总是疼得无法人睡，只有靠服安眠药才能获得暂时的休息，后来一片不行了就服两片，再后来疼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了。这时我正滞留在举目无亲的湖南，所能做的也只有加快《中国人的身体观念》一书的写作了。
如今书写好了，父亲也不在人世了。我仔细想想，这本书的写作恰好与父亲患病的身体重叠在一起。我知道，即使我不写这本书，父亲的病也难以治愈。现在我只是想命运为何如此慳吝，不肯给父亲一次康复的机会，让他按照他的愿望重新生活，哪怕三五年也好。比如，父亲知道他的病是由吸烟引起的，就给我说他病好以后再也不吸烟了。然而就连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也没能够实现，别的就更不用说了。
父亲是个善良的人，尽管生活不曾给他再生的机会，也一样不能改变他的善良。父亲是他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却未能走上知识分子的道路，而是在土地上劳作了一生。当年那个顶替他做了乡村教师的人就是四爷的女儿。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却从未向我提过，我还是听母亲说的。要是父亲做了乡村教师’我会成为他的学生，至少会用童真的眼睛更多一些看到他的身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就决心做一个乡村教师，但是不知道是时代变化了，还是我努力过分了，我先是做了几年中学教师，现在在一所大学教书，却从来不曾在家乡的小学里做一名乡村教师。
待在寂静里，我总是想，如果父亲康复了，他会如何重新生活。清闲地享受生活恐怕只是我的一相情愿。我知道他是闲不住的，即使是享受，也一定是在劳作当中。而劳作不正是致他的身体于病中的罪魁祸首吗？我不愿赞美，也无法诅咒，还是沉默吧。我知道父亲会在阴间挂念我，但是阴间是不是像这个世界一样大？还是让我相信这一别就已经没有再见的可能更真实一些吧。
父亲不在了，我还活着。从此以后，我一个人身上活动着两个生命。谨以此书献给父亲的在天之灵，愿他在九泉之下安息！
肖学周2005年2月12日
这是一篇提前撰写的后记，父亲去世的时间是2005年4月1日。感谢王岳川教授的支持，感谢老圈与王跃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