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是一个始终生活在行动中的人。尽管《论语》中单纯论述身体的章句十分稀少，但是字里行间却无处不晃动着身体的影子。其原因在于孔子是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实践者。孔子的身体大致属于行动的工具，他很少单独考虑肉体问题，因此，根据《论语》中抽象的描写还原出来的身体大多侧重于精神的层面。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为了达到名传后世的目的，孔子一生的身体力行主要体现在为学和从政两个方面，此外，在生活方面也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与哲学思考。孔子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好学爱问的人，他对学问的热情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孔子曾不无自信地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有时候，孔子对知识的渴望达到了“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地步，以至于他竟然把求知和死亡联系在了一起：“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能获得真理，就是随即死去，他也感到心满意足。他曾自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孔子一生的求学简史，从十五岁起发奋求学到七十岁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不同年龄段的孔子都在勤学好问中接受着知识的浸润。传说他曾向老子问礼，因而他的思想融合了和自己观点相左的不同看法，孔子高深而简约的智慧正是源于这种广博的知识积累。
子夏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学而优则仕。”孔子的为学闻道是为从政作准备的。孔子为政有两种方式，一是齐家，二是治国。《论语‘为政》中说：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云：‘孝乎！惟孝，友于兄。”
在孔子看来，把孝悌之心在社会上推广开来一样是为政。这当然是一种家庭政治，或者说是一种大政治，这种“齐家”的功夫是孔子治国的准备。在那个战乱的时代，他却不合时宜地推行仁义，因此，尽管他周游列国，付出了极大努力，他的政见仍然未能行于当世。然而，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却使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由于孔子追求的是身外功名，所以他很少就身体发表看法，而是注重如何使自己的身体得到有效运用。孔子认为修身、齐家和为政这几件事是浑然一体的，因此，即使是在生活方面也能看出他的修身与为政之道。据记载，孔子的相貌是：“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乡党》中比较全面地描绘了孔子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等各方面的生活形态：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枝而傾，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君子不以绀娵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科缚络，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袭，素衣麂袭，黄衣狐袭。亵袭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铬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惟裳，必杀之。羔袭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席不正，不坐。
寢不尸，居不容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孔子作为一代宗师所秉持的身体观。或许可以说，孔于的身体观是通过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而不是具体的言论。孔子去世后，子贡对他作了如下评价：“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在这里，子贡把他的老师看成了不可企及的高人。随着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推行，孔子终于成了一个越来越高以至无人超越的圣人。
俯瞰孔子的一生，他以“疾没世而名不称”为动力不断求索，好学是为了从政，从政是为了扬名。为了达到这三重目的，孔子一生从不间断的行为是修身。因此，修身构成了儒家身体观的根本环节。
大体说来，儒家人物强调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们注重的是内外兼顾，但总是以内为主。因此，修身侧重的是精神层面，同时也不忽视外在的体态容貌。《论语‘乡党》中的孔子就是最好的证明。战国时期，具有儒家思想倾向的诗人屈原曾在《离骚》中描写过他“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君子形象：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由此来看，儒家的修身首先强调的是内在心境的提升，其次是以一定的身体动作和外在修饰来体现自己的内心修养，从而达到文质彬彬、内外和谐的境界。这两个层面用孔子的话说分别相当于“仁”和“礼”。“仁”是修身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是一个常用概念，《荀子》、《墨子》、《管子》等书中都有以修身为名的篇目。
一种内在精神，“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因此，儒家的修身首先修的是“仁”，然后才是“礼”。
那么，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修身，以及如何修身呢？这些问题在《礼记‘大学》里有明确表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要实现“治国”这个远大目标应该从“齐家”做起，而“齐家”又需要通过“修身”才能完成。因此，修身就构成了齐家和治国的基础。其次一个问题是如何修身，其具体步骤是：从最基础的格物做起，依次经过致知、诚意和正心，这样才能完成修身的逐层升级。在这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中，修身是最重要的一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为只有做好了修身这一步，才有可能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目标；而要想做好修身这一步，必须依次做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这些环节。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正心，因为它是完成修身最关键的一步，所谓“心正而后身修”。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心者，身之所主也。”由此可见，儒家的修身注重的是内在精神。
关于修身，儒家代表人物都有论述，其中，比较深刻而精彩的是孟子和荀子。他们把修身和“气”联系起来。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观点：“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他认为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才能称为大丈夫：“居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则提出治气养心之术，其要领是：“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荀子的治气养心之术包括两个要素一“礼”和“师”，即用“礼”规范自己，借助老师指点自己。
按照儒家代表人物的观点，修身并非人生的最终目的，而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人物是热爱生命的，但是他们认为仁义比生命更重要，可谓生命诚可贵，仁义价更高。因而在必要的时候，他们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作为自己的信条。孔子说得很明确：“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是在抉择中提出这个问题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因此，孟子对那些软弱变节的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荀子也说过一段相似的话，但是语气平和多了：“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而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二道家的身体观：养生
道家的鼻祖是老子。老子是个具有鲜明身体意识的思想家。他认为拥有身体虽然能给人带来一些快乐，但是，身体归根到底是一个人优患的根源。在《老子》第十三章中，老子提出了这种辩证的身体观：“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老子所说的身体是肉体与心灵的统一，所谓“宠辱若惊”侧重的是身体的两种极端心理状态：得宠给人带来的是惊喜，而受辱让人感到的是惊惧。以宠为例，他解释说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得宠吃惊，失宠也吃惊，惊喜也好，惊惧也好，同样使身体反复处于紧张的吃惊状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老子认识到拥有身体就是拥有忧患，他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由于对悲欢和无常异常敏感，老子对承受悲欢的身体产生了清酲认识：一个人之所以产生优患，
因为他拥有身体的缘故，最大的忧患是由危及身体的事件引起的。假设一个人没有身体，无论发生什么危险都和他无关，那还有什么忧患呢？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复李渐老书》中对此作了如下发挥有国则烦恼一国，有家则烦恼一家，无家则烦恼一身，所任愈轻，则烦恼愈减。然则烦恼之增减，唯随所任之重轻耳。世固未闻有少烦恼之人也，唯无身乃可免也。”那么，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呢？老子把它和治理国家联系了起来：“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也就是说，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是以治理国家为目的的，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这和儒家经典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比较接近。《老子》第五十四章写道：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和老子这种思想一致，葛洪也认为治身是治国的前提。他说：“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但是，在治国与保身之间，老子总是倾向于后者，他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就是说，圣人之所以受人拥戴，是因为他凡事都把自己放在最后考虑；他之所以能保存自己，也是因为他常常把自己置之度外。老子还进一步认为：一个人在功成名就之后要善于抽身引退，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护自己，所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由此来看，老子对身体的运用始终是以对身体的保护为前提的。
老子曾自问自答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比身体更珍贵的东西，因此，没有必要为了名望以及财货之类的东西而伤害自己的身体。他反复强调这种“身体第一”的保身思想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袭常。”可贵的是，老子不但表明了“无遗身殃”的思想，还指明了具体做法，即“见小”和“守柔”。老子深明辩证法，十分清楚“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的道理。因此，他最欣赏的是既“小”且“柔”的婴儿。老子在形容自身的生活状态时就以婴儿自比：“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乘乘兮，若无所归。”那么，什么是婴儿（老子又把其叫做“赤子”）状态呢？他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睃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毒虫、猛兽和攫鸟都是强大的动物，但是它们都不能伤害婴儿，这体现了老子所说的“柔之胜刚，弱之胜强”的道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老子解释说，这是因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而其更深层的原因需要借助“道”的理论才能揭示出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婴儿状态就是身体的新生状态，因而被老子看成生命力最强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和婴儿最接近的是水，所以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老子的身体观念是建立在其哲学基础上的，他在认识到身体是忧患之源的同时，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保身和无欲的身体观念。所谓无欲其实还是为了保身，因此，老子的身体观念就是“保身”二宇。事实证明，老子是个言行一致的人，他在乱世之中隐身自保，显然是个世外高人。据《史记》记载，老子的结局如下：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老子的保身思想与孔子的修身思想中虽然都有一个“身”字，但是其含义是不同的。老子保护的“身”其实是肉体，而不是精神。这并不是说老子不讲精神。老子说过“死而不亡者寿”，他认为真正的长寿是肉身已死而精神犹存，即庄子所谓“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由此可见，道家人物并不忽视精神。但是，他们看重的是肉体，所以，庄子以后的道家人物主要讲养生。“生”就是肉体的生命，可以说，养生是一种积极的保身方式。
其实，老子也谈过养生问题，但是，他用的词是“摄生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人军不被甲兵。则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在这里，老子提出了长寿源于“善摄生”的看法。由于万物皆“负阴而抱阳”而生，是“冲气以为和”的结果，因此，老子认为“摄生”的关键是“治人，事天，莫若啬”，也就是说，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注意保养元气，爱惜精力。
养生是庄子在《养生主》中提出来的概念。其信条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舜在临死前告诫禹说形莫若缘，情莫若率。”这八个字揭示了养生之道的真谛。要做到形体自然，情感率真，就需要根据身体的“道”来养生，然后就会像庖丁为文惠王解牛那样，达到“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骑，砉然响然，奏刀聘然，莫不中音”的绝妙境界。庖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绝妙的境界，依靠的不只是技术，更主要的是对“道”的把握，即“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因此，养生的根本是把握身体之“道”，然后使自己的所作所为顺应身体之“道”，这样就能达到“全生”和“尽年”的目的。据《史记》记载，楚威王听说庄子有才能，想让他做丞相，却遭到庄子的拒绝。庄子认为做官不仅有违于身体之“道”，而且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在他看来，做官的人终究会像被牵到太庙里的牛一样成为祭品。因此，他“终身不仕，
儒家人物所说的养生是养家糊口的意思，与道家的养生观是有区别的。如《孟子—离娄下》中所说的：“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