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打开本书，首先会读到《绞索套着脖子时候的报告》，这是阿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扰里斯·伏契克的同名作品的读后感，也是为伏契克栖牲在德国法西斯刽子手屠刀下所表现的悲壮精神而写的一首颂歌。他赞美了伏契克就义前的革命乐观主义，表明他和伏契克有相同的信仰。虽然环境不同，但遭遇却近似，赞美者同样被孤立。同样远离人间，同样以生命体验到伏契克的血肉感受：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
这使人想起了阿珑自己的诗句：
爱我／或者不爱我，／只是不要冷淡我！／和不信任在被冷淡中，在不被信任中，阿珑读伏契克，度敬地读；他写伏契克，也以虔敬的心情写。随后他全部加上着重点，摘抄了伏契克的《我的遗嘱》的最末一节：
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为了欢乐而生，为了欢乐而战斗，为了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不要让悲哀同我的名字联结在一起。阿珑和伏契克具有相同的情怀，他的诗稿里留下了这样的诗句笑着吧，铿锵着吧，芬芳着吧／……不要为我们哭泣，不要悲啼。雨过了，／天要晴，虹已经出现，太阳正在早晨。／我的孩子！／你的母亲，还有我，你底父亲，除掉／祝福，没有遗嘱。
写这些诗句的时候，阿珑和伏契克一样，都只有四十岁，正当人生的壮年，都为同一信念而在欢乐中面时困厄。几十年后，我校读阿珑的遗文，为此重读伏契克的原著，我从字里行间见到了阿垅，也从阿珑的书中见到了伏契克！以致阿珑那著名的悲壮的豪言，”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作为和伏契克的”遗嘱“一样铿锵的金属声音，在我耳边久久回响。
阿珑还为另一本书留下了他的真知灼见，那就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是二战期间苏联卫国战争中参加抗德游击队的女英雄，舒拉是她的弟弟。她的英雄事迹由她的母亲写成了一本”故事“，成为畅销书，并被译成中文，在青年团员和青年学生中间影响很大。就在这时，天津学生暑假生活指导委员会举办的第三次文艺讲座上，《人民日报》文艺版负责人袁水拍以《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中学习些什么》为题，应邀发表讲话（参见1952年8月29日《天津日报》第四版副刊869期），”想当然“地讲起了卓娅的”缺点“，甚至说卓娅的母亲，也就是该书的作者柯斯莫捷斯卡娅，好像还隐瞒了女儿更多的缺点。阿珑认为，这样的意见会对青年读者产生一种负面影响，不利于他们对英雄人物的正面学习。因此，他结合当时文艺界对作品中人物创造所进行的讨论，写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看法，为了避讳，文中把批评对象假托为”一个教员“。阿珑写道：
人们，一方面，对于艺术人物，要求描写得”通体透亮“，通体透明，如同神，如同水晶。要求描写得不许有任何”缺点“，好像他们并不存在于我们底历史和社会里面，好像他们没有任何历史的负担和社会的根源，而是从什么三十三层天之上掉下来的。不管那所谓的”缺点“，是不是历史和社会运动底突变或渐变的现象，是不是反映了新和旧的矛盾或斗争……这样概念化或公式化的问题当然无法解决，因为在这里，艺术人物，就不可能还有什么历史和社会的血肉或现实的生活内容。……，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现实人物，对于卓娅这样一个受到全苏联、全世界所爱戴、所敬重的英雄人物，却又像这位教员，必须从什么地方弄一些”缺点“来横加在她底身上。这是相反的现象，却又是同样奇异的现象。这是相反的现象，但本质却是一个。因为像这位教员，是以一种抽象的英雄的概念，而排斤了真正的现实的英雄的。他底说教，他所夸张的”缺点“，他这教条和”缺点“观之矛盾，就是证明。”（着重点是原有的——罗飞注）阿珑在这里强调的是：作家理解人，要从生活出发。“不能从教条出发，不能从观念出发，更不能从‘想当然耳’出发”。人是复杂体，人的复杂性是社会历史复杂性的反映，而不是优点和缺点的相加；因此，在创作中不能把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抽象化以至教条化。英雄不是在生活之外，而是在生活之中；离开生活去理解人，势必把不是缺点也视作他的缺点，从而衰读了本应加以歌颂的英雄，恰如当年袁水拍对待卓娅一样。这正反映出他自己的视觉出了毛病，或者戴上了不合适的眼镜。
阿垅还从另一部苏联作品《星》中，发现人是“在生活之中，不是在生活之外”。这部小说是二战期间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中苏联侦察员们的英雄主义的真实写照。它的作者卡扎凯维奇在1941年7月即参军，从列兵开始升至兵团司令部侦察处副处长，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和解放华沙、进攻柏林诸战役，得过八次奖，负过三次伤。他的作品《星》以丰富的实际战斗生活为基础，自然不会是“想当然耳”的产物。这本不过稍长一点的中篇，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是生疏的，但是既是作家又是战士的阿珑，对于战争生活，有着和作者卡扎凯维奇大致相同的血肉体验，因此他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阿珑在这篇读书札记中，带着战士的感情与书中的人物兴奋地相见，以作家的慧眼洞察到他的苏联同行在人物刻画上所取得的成就。他兴奋地说：
作者的笔下人物，有着一种浮雕的力。这和雕刻的立体的全身造像有着差异。全身像是全部生活地表现着一个人物，而浮雕，则是以特征地凸现了人物底必要的一面，达到那艺术的满足。因此，人物底社会的、历史的内容介绍得颇简略（中略），一切通过生活，那战场的或战时的生活。人物底性格，是从那种行动中浮现出来。人物底心灵，是在那些纠葛中波动着。战争展览了人们底灵魂，而人们底灵魂也集中于战争，完成着战争，一直到英勇牺牲而完成了英雄性格，或者，一直到从自己底弱点里升华出来而战胜了他那沉重的矛盾。……五
作为诗人的阿垅同时又是诗评家，从1939年开始写第一篇诗评，到1955年夏因胡风案件被关进监狱为止，他的新诗评论共写了一百四五十万字。就新诗研究造诣而论，国内有关专家学者，除了少数者宿，恐怕无出其右者。然而，在他生不逢辰的荒唐岁月里，他的三卷本（诗与现实》出版后，竟然被有关当局视之为“浪费”，甚至把它拿到一个什么“反浪费的展览会”上去展出——不知这是他个人的悲哀，还是时代和民族的悲哀？！
是的，那一百四五十万字中间，作者在某些地方表现了不够冷静的风格，给人以刺激性的冲击。到他痰死狱中几十年之后，仍有人念念不忘地声称：“阿珑有一种‘唯我正确’的清教徒式的偏狭。”不过，须知阿珑的这些诗论，大都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抗战人民与侵略者作殊死斗争的时代，接着又是“两个中国命运决战”的时代。生活在、战斗在那个时代的阿珑，他写出的那些诗论，假如丝毫不带有那个时代赋予他的战士个性的色彩，那才是奇怪的事情。活着的人可以“与时俱进”，已逝的阿珑无法随着活人“与时俱进”了，假如脱离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强令他“与时俱进”，势必以不适当的标准要求他，以致模糊了他的真实面目。人们常用这样一个口头禅：“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保卫你的发言权！”对活人尚且如此豁达，时逝去的阿珑为什么就不肯宽容些呢？不满于阿珑“偏狭”者，如果也以“偏狭”的态度待之，自己不也陷入了“偏狭”吗？何况，如果把所谓的“偏狭”文字悉予删除，后人见到的只会是“失真”的阿珑，却见不到他的“偏狭”了，振振有辞的指责岂不失去了根据么？
人们对阿珑的诗论有不同看法，这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应该说是正常的。那么，读读他对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的评论，我们或许可以对他增加一些理解。当时陷于困厄之中的阿珑，诵读《伐木者，醒来吧》，与其说是被长诗的美所陶醉，不如说他为战士的激情所鼓舞。他说，在“聂普达身上，那么，我们看见了诗和政治的统一，一个战士和诗人的统一。”他坚信，当时对他的诸多非难都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他从这些“战士和诗人的统一”者身上汲取到了无穷的力量。他身上的所谓“偏狭”，恐怕正是他的宝贵的原则性。
附带说一下，提及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我不由联想到伏契克在恐怖的法西斯监狱里所写的《我的遗嘱》，里面有很长一段是关于捷克十九世纪诗人杨·聂鲁达的。“我遗嘱未来的文学史家爱护杨·聂鲁达，这是我们最大的诗人。他的眼光放在遥远的未来。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篇批评研究了他和评论他的功绩的。”早在1938年，伏契克就在捷克《弗钦拉》杂志上写过短文介绍杨·聂鲁达；到生命的终点，他还念念不忘自己民族的诗人，可见他是多么郑重地为历史负责，为后代负责。而这位为伏契克所崇敬的诗人杨·聂鲁达（JanNemd。1834一1891），也为智利诗人奈夫他利·李加陀·莱斯（Nepht沮1RlcardoReyes）所崇敬，后者为了永远记住他，便以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笔名，这就是“巴勃罗·聂鲁达”（PaploNeruda1904一1973）。与杨·聂鲁达相比，中国诗人阿垅去世后，被人惦记的居然是什么“偏狭”，而不是研究他和评论他的功绩和得失。呜呼！两人命运相距何其遥远！有了可敬的诗人而不知其价值，多么不可思议！
六
关于外国古典作家和古典作品，阿垅写到了左拉的自然主义以及他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正义的行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残酷的天才”，易卜生“问题剧”的“问题”，果戈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以及果戈理本人的“悲剧”，冈察洛夫和他创造的奥勃洛莫夫的形象和那“奥勃洛莫夫性格”（“懒惰主义”），莎士比亚创造的哈姆雷特的犹豫和威尼斯商人夏洛克的贪婪……等等性格。阿珑或是从社会本质探求那些人物的内容，或是通过艺术形象、精神现象考察它们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以便深入而全面地理解一个作家和他的艺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他的强点和弱点，他的艺术价值和所有的社会限制和历史限制。
当时在困厄的条件下，阿珑没有可能对现实的文坛说三道四，只得钻进故纸堆里检视一些外国文学资料。好在，作家、作品及其中的艺术典型，都是作为一定的社会现象而产生，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性格和历史性格。通过对这些凸出的性格进行考察，看看它们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本质，一些什么样的风貌，读者未尝不可以从前人的思想生活里获得富于教育意义的物质力量。
七
阿珑写过多种文体，单就理论文章而言，他对自己的文风有过这样的说法：“从论点到语言，还有迂远和晦涩的大病。”他自嫌，这是自己“学力的微弱和战斗力的微弱造成的”。胡风对阿垅的两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被批评的文章他始终认为观点没错，但也说过，“文字上噜苏（啰嗦）了些，让读者抓不住要点，有些提法又嫌简单，容易给人抓住辫子。”今人读到这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章，可能有感生疏，但须知这种写法当时也是一种风气。于风政在《改造》一书中这样论及《论倾向性》一文，他说：“阿珑的文章约一万字。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至少引用了四十段以上的革命导师与名人的语录（这是五十年代最恶劣的文风之一）。”（于风政：《改造》第8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在文论中旁征博引权威性名言，以证实自己的见解正确，乃是当年从苏联传进来的舶来品。阿珑的文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烙印，《论倾向性》一文还掺进了一些本来不属于他、却又不得已而出现在他笔下的东西，以致变得有些不可思议。再如，《鲁滨逊》一文的最后一笔，“至于笛福本人，则是一个商业政策的技吹者，和一个政治间谋”，我以为是赞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引用过笛福的著作，包括《鲁滨逊漂流记》，却没有每次提到都要骂他一声“间谍”。阿珑之所以在自己的文章中留下这个“蛇足”，可能是他从史笃们对他的指责中所吸取的“教训”罢。一一然而，这只是阿珑个人的悲哀吗？
最后说明两点：
一、本书编者为了尊重历史、尊重作者，对于所收文字，除外国人名后面所附外文悉从各人的母语外，一律未作删改。
二、陈涌和史笃的批判文章，按照原先设想，也准备收入本书，以便与被批判的阿珑文章互相对照，但因步及版权问题，只得放弃。好在两文己刊于1950年3月《人民日报》和1955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二集）》，查阅比较方便；不过“汇集”收入时，作者作过改动，与《人民日报》所刊原文不尽一致。
2006年7月—9月，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