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珑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在延安抗大学习，由于一次军事演习中眼睛受伤，经组织批准，回蒋管区医治。后来，却因道路被封锁而滞留下来，他便一直在蒋管区默默地为党工作。解放前夕，他在任教单位暴露了自己的政治倾向，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以致颠沛流离，四处逃亡，直到解放他才摆脱了这种厄运。接着，组织上为他安排了工作，他心情开朗，工作积极。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宿舍在蛇江路，也就是在闸北，离”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他”挂花“的地方不远，”实在太有纪念意义了。“（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脱稿后，他在文末特意注明”写于鱿江路“。收入本集的其他文稿大都写于移居”虬江路“之后，编者遂为此集命名为《后虬江路文辑》，作为对作者的一点纪念。《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写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7月2日在北平开幕，19日闭幕）之后。阿垅在会后随华东代表团一同回沪的火车上，听到代表们兴奋地交谈参会的感想，其中对文艺作品”除工农兵以外可不可以写其他阶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后，上海《文汇报》以”文学作品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为题，开辟专栏展开讨论，为肯定和否定态度的持有者发表过十多篇文章。有人主张，除工农兵以外，其他的阶级，包括阶级斗争或阶级关系所涉及的对立的阶级，也都不可以写了——我当时和阿珑交谈过，他对把话说得如此绝对，不以为然。有些作家还声称，这个主张是周恩来总理在文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阿垅当时告诉我，这个报告虽然没有公开发表过（后来其核心内容作为内部资料被收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参阅”文集“第28页，周恩来在文代会上的政治报告关于”为人民服务“部分），但他在文代会上是亲耳聆听过的。他说：周总理的原话是：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作家应该把主要的力量放在这上面，但”不是说只能写工农兵“，”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阿垅指出，周总理报告的要点强调，作家应当善于如实地把握现实生活，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全面而深入地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创造出这个时代的伟大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但是，他愤慨地感到，那些借周总理的名义传播的过”左“的论调，”似是而非，很不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建立和传播“。所谓”似是而非“，他说，在于这种提法似乎异常重视工农兵，实际上把工农兵说成了（如果照办，便写成了）非社会的抽象存在，把阶级和阶级关系搞成没有对立的全然片面的东西。他进而分析，这种提法在思想上是机械论、公式主义的；在情绪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性、浮夸性的；在实践上则恰好取消了斗争，取消了艺术。于是，他经过周密考虑，写出了《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所谓”略论“二字表明，他当时没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料作详尽的探讨，只能粗略地扼要地谈论如下这么几点：
一、为了反映矛盾和斗争，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说明现实主义的方法，把握对立的两极；二、必须通过现实生活内容（历史内容、社会内容），来如实而具体地描写人物；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关系：正面人物是肯定性人物，代表的主要倾向是未来；反面人物是否定性人物，代表的主要倾向是过去。前者在现实生活、现实斗争中占有着优势，是历史的主角。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对于两者的现实主义的把握，正意味着为了突出工农兵。
四、明确地反对把正面人物抽象化，认为概念化，非本质的”神化“，丑化人物，是反现实主义的表现。
论及描写正面人物不可”神化“革命的领袖人物，阿珑在《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开头引用了马克思（其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摘文，作为论据以强调自己的观点。文章发表后，周扬、史笃（蒋天佐）亮起板斧，以”译文有误及没有完整引用译文“为由头，劈头向阿珑砍来——使他成为反胡风运动的祭旗人物。
《论倾向性》一文写在《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后，但发表在先，它的写作缘起是这样的：
1949年10月，苏联作家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到上海访问，上海”文协“10月17日在大光明电影院召开欢迎会，我和阿珑都去参加了。会上，在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的主题讲话之外，主持人留下时间供听众提问。有人提出了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代表团成员西蒙诺夫以”鸡蛋“为比喻作了回答，说明二者像蛋清和蛋黄一样浑然不可分割。阿珑听了，认为这个问答是一元论的，而所提的问题则是机械论和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多年来，他对于文学上的公式主义和”技巧至上论“有深刻的感触，觉得有必要以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为主题，为青年写作者们写一个专谈现实主义创作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终于没有写成，因为1949年年底，他应鲁慕和芦甸等人邀请，去了天津。《论倾向性》一文，似乎属于那个小册子的一部分，于1950年1月15日在天津脱稿，刊在2月1日出版的《文艺学习》第一卷第一期上。此文发表不久，陈涌（杨思仲）在195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副刊《人民文艺》（周刊）第39期上，便刊出了《论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评阿珑的<论倾向性>》，该文在《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同时刊发，足见有关部门对这次批评的重视。陈涌在文章中武断地说：”阿珑这篇文章名为《论倾向性》，形式上是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但事实上，却同时也是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它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阿珑的意见真如陈涌所说的那样吗？不。
读者从本书所收入的《论倾向性》一文可以看到，阿垅是以西蒙诺夫所提出的艺术与政治一元论的观点立论的。阿珑的原话是，”艺术和政治，不是‘两种不同的元素’，而是一个同一的东西；不是‘结合的’，而是统一的；不是艺术加政治，而是艺术即政治。“陈涌采用断章取义的手法，抓住”艺术即政治“这个断语，不顾它的前后文的详细阐释，竭力进行歪曲，强词夺理地对作者予以粗暴鞭答，致使当时及其后不少读者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成见所囿，一直对阿垅持有误解。直至半个多世纪以后，不带偏见的年轻一代的学者，才对阿垅的观点有比较准确的认识，例如，一位学者这样说：
多少年来，研究文学史、政治思想史、共和国史的学者们，虽然都同情他后来的不幸遭遇，但大多不赞成阿垅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特别是”艺术即政治“的观点。一位著名作家前几年说，阿垅的文学理论，”既有认识上的局限，也有材料上的局限“。的确，如果不考虑阿垅撰写和发表《论倾向性》的特定历史背景，可以说他的”艺术即政治“、”没有艺术就没有政治“的观点，不大符合马克思主义。然而，阿珑的文章是有感而发，是一篇有鲜明的针对性的论战文章。林默涵、茅盾们说：文艺不能脱离政治，文艺工作者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阿垅说：艺术即政治，有艺术就有政治。林默涵、茅盾们说：为了服务于政治，文艺作品可以牺牲一些艺术性；阿垅说：不，没有艺术就没有政治！林默涵、茅盾们说，文艺必须写”政策“，文艺创作可以从概念出发；阿垅说，概念不是”真“，既不是政治的真，也不是艺术的真，从那里产生不出艺术品。双方尖锐对立，不可调和。所以，阿珑的文章，没有所谓的”局限性“。它是在片面强调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把文艺创作混同于政策宣传因而最终必然导致毁灭文艺的社会氛围中，捍卫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和文艺创作自由的战斗，是对”左“的文艺指导思想和”左“的文艺工作方针的公开挑战。
（于风政：《改造》第90一91页，河南人民出版杜，2001年1月版。）我认为这位学者的评论是中肯的，明眼人自能看清批评者别有用意。但是，史笃为批判阿珑而写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就不容易让人一眼看透了，连阿珑自己也仿佛被1月棍一下子打昏，急匆匆作了检讨。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史文，26日就以《阿珑先生的自我批评》为题发表了阿珑21日写来的信：”对于我个人，特别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引文的方面。我应该负担全部责任。因为，从我自己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或者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不可饶怒的和不可解释的政治问题了！“史笃指责他”盗用“马克思的词句，又”隐瞒“了两句话，”而作出马克思把特务著作推荐给我们作‘范例’和‘方向’的罪恶推论“，这使得对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一向真诚的阿珑感到无限痛苦，他惜了，不知道其中真相。等他清醒过来，找到史笃所据的英译本一查对，才发现他的引文起讫同史笃所用版本马、恩摘文完全一致，根本不存在”关键词句被隐瞒“的所谓问题。于是，他在自己的《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这篇反批评文章中，指出了他当时被蒙骗的这一事实。真相一旦被揭露，对阿珑的诬陷本可冰消瓦解，但是史笃们手中有权，因此死死捂住盖子。今天的读者可以看出，阿珑由于当时未读到所援引的马恩在《新莱茵评论》上的书评全文，反批评文章也就写得相当低调；但是即使如此，此文仍然不被获准发表。更为离奇的是，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那本发行到几十万册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多处提及这段公案，居然把原来所谓”阿珑……作出马克思把特务的著作推荐给我们作‘范例’和‘方向’的罪恶推论“，偷换成”阿珑……歪曲和伪造马克思的著作，把特务文章作为‘范例’和‘方向’来向读者推荐“，由此改变了行为主体。前者指控”罪恶推论“——”推论“者，”思想罪“也；后者进而把阿珑变成为”犯罪行为人“。这种居心叵测的手法，善良的人们恐怕是难以理解的。
阿珑在《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中，提出反对文学作品中”神化“革命领袖人物的主张，这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的头脑为教条主义所囿时，是突破精神的茧网，为实践马克思的理论而作的初步探索，应该说——是勇敢的，是”超前“的。他把马恩的那段”反对神化领袖人物“的摘文抄入自己笔记本时，本能地舍弃了受”拉普“影响的日译本的那条”蛇足“，居然和英、法译本的起讫一致。这种追随马恩精神的本能，在《为阿珑辩诬》一文（刊于206年2期《粤海风》）中，我曾称之为”心有灵犀一点通“。今天马恩的”书评“全文早已译成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评科西迪邵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邓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见《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七卷第313一329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不仅证实了当年教条主义者和阿垅之间的是非曲直，而且人们也见到了阿珑的人格与文格的统一。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像中国的教条主义者那样，见到敌人的著作，就”想当然“地弃之如敝■；相反，倒要拿过来花点力气探讨一番，从法国二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具体参加者（也就是史笃和周扬称之为”特务“的两个”间谋“的著作中，从他们汁革命的负面现象的描述中，深刻地体会革命正面的本质的内容，从而取得革命的正面的经验和教训。1949年以前，大夜弥天，爱妻弃世，政治上受到国民党政府通缉，阿珑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懈地工作。解放以后，虽受到不应有的沉重批判，他依然勤奋地写作和编书。他没有沉默，他继续写诗，写了两三千行，但是即使是爱国主义的政治抒情诗，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他不能直接评论当时流行的概念化的作品，更不可能对当时一些混乱的文艺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时他的心情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痛苦“！
然而，他不是一个轻易会被”痛苦“压垮的人。他无法超然物外，不能忘情于自己国家的文化与艺术现实。因此，他只好通过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的形式，间接地发表一点意见，希望能对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有所裨益。即使在一种几乎无望的处境中，他对那些心术不正者仍然坚持对抗的立场，精神上决不屈从，在他的文字中见不到任何低头引颈、含胸曲背的姿态。这样写出来的一些作品，后来结集在上海出版，其中就有收入本书的《作家底性格和人物的创造》。
